金元浦：文化建设要解决的仍是中国现实问题

　　本报记者 商灏 北京报道

　　 刚刚闭幕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张。人们预料将向包括出版、传媒等在内的文化产业投入更多的资源，在上市、融资、并购、出口等分野给予更多政府的政策支持。而会议公报本身就是中央进一步完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思想体系与理论框架。许多人注意到《人民日报》刊登了任仲平的文章，谈论“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此次会议公报也着力研究并解决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之间的“三个不适应”问题，即文化水平与综合国力不适应；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不适应；文化发展与国民素质要求不适应。

　　 一些国际舆论却另有解读。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国内文化发展研究领域知名学者，曾参与中宣部《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中国文化发展纲要》等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近年来多次在不同场合，就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发表令人瞩目的观点。

　　 10月19日，《华夏时报》记者特别专访金元浦教授，请他深入阐述相关问题。

　　探寻中国特色之文化坚信

　　 《华夏时报》：本次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那么，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核心又是什么？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与普世价值的肯定吗？

　　 金元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是基于当今社会经济政治及生态建设中出现的一些新的问题。

　　 中国长期以来虽然经济等方面取得发展，但却存在一些重大缺失，比如中国人没有内涵的宗教精神，中国人曾经具有的内圣外王的精神，也没有得到真正发挥。吾日三省吾身的儒家精神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更被荡涤得所剩无几。中国在整体的社会发展中，遇到很多新的道德问题。比如老人倒地无人敢搀扶，孩子在车轮下被反复碾压无人愿救援等。

　　 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指的是爱国、崇文、厚德，指的是中华传统精神今天要发扬光大，指的是对西方精神的合理撷取，同时也与当下人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的一种具有当今时代意义的核心价值观。

　　 长远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兴国之魂，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精髓，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其关乎国家发展方向。

　　 我赞成有普世理念，但普世理念未必具有压倒一切、无所不在、绝对的权威或权力，每个地域、每个群体都有其自身的选择，民族特色、民族思维、民族文化都有着发展余地。当今世界，我们主张文化间的对话、谈判和约定，这是一种文化坚信的寻找，是后殖民时代之后世界各国在沟通交往基础上共同协商解决的理念问题。

　　 《华夏时报》：有国际舆论认为，本次全会提出加强中国文化建设，是想以之抗衡欧美文化。您怎么看？

　　 金元浦：我个人认为，所谓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只是针对中国自身问题而非针对世界。执政党首次将文化发展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首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强国，是针对中国未来发展的选择。中国选择文化兴国，选择建立一个新的文化中国的国际形象，这种具有更多软实力的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选择，不同于以往所有大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

　　 西方人依然按照冷战思维来观察中国的文化建设，显然是专注于所谓意识形态的层面，这非常片面。所谓文化的意识形态范围其实早已大大扩展了，包括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公共文化服务惠民体系的建立、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落实、普遍形态上的一系列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这与单一的意识形态控制，已完全不一样。

　　 《华夏时报》：如果当今中国文化抽去西方影响，还剩什么？是否会回到传统的古典的农耕文明？

　　 金元浦：绝无此可能。毋庸讳言，在很多领域，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西方的影响已很深厚。但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是当今中国文化的深厚基础。而执政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这些年来在中国已有新的发展，不再是原教旨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特色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目前的中国文化，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多年来的发展，和西方文化一百多年来的渗透，加上中国传统文化，这三者融合汇聚、创新发展而成的以中国特色所展现出来的一种文化。

　　 我必须要说的是，当今中国文化建设所要解决的，仍是中国的现实问题。

　　 《华夏时报》：真正先进的优秀文化是否超越主权、体制及国界？

　　 金元浦：我认为，在我们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既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理念，也有世界共同人性和共同人性基础上人们共同赞赏的理念，这是不同文化间相互协调、谈判、约定的一个过程。从哲学的角度上看，每一个层次都可能有一种哲学的概括，因此人类也应有共同认可的理念。人类所面临的贫困、疾病、暴力、战争、生态平衡、教育等问题，都有共通之处。但具体到国家、区域、部门、个人，又有各自的不同。

　　倡导主体文化之核心价值

　　 《华夏时报》：您曾提出重建文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您认为真正站得住脚的国家形象是靠自上而下的政策法规快速推广并总结，还是通过民间普通人士点点滴滴的劳动逐渐渗透并赢得？

　　 金元浦：重建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有几个问题要探讨。一是要重建文化中国的国民形象，这与民间的、团体的交流交往密切关联；二是重建文化中国的国家形象，这当然与政府有密切的关联，政府多年来也为此做了很多工作，但用宣传的方式而不是更多通过文化产品的方式构建国家形象，往往未必很成功。因此，中国文化的重建和传播，其与世界各国的沟通交流，更多应通过广泛的民间交流和市场化的方式来实现。

　　 《华夏时报》：您认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的是“抓”的问题，还是“放”的问题？

　　 金元浦：确实有一个张弛之度的问题。现在是遇水架桥，遇山开路，并无明确的问题意识。比如人们希望在网络上有更宽松的说话的环境，中央领导多次在网络上与民众对话，也是希望创造一个良好的宽松的网络言论环境。但总体上看，中国的网络环境需要有更良好的公民素质。我曾做过某个网络的总编，当时每天最头疼麻烦的事情，就是要删除很多恶毒咒骂的、非常低端的言语表述，这个问题相信会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逐步得到解决。但对总体的核心导向和发展态势的掌控，显然是必须的，否则可能出现更多的问题。比如网络上常会有大量谣言出现，解决这样的问题，无关管理上的松紧与否，而是需要依法治理。但支持、欢迎和鼓励每个公民积极参与各种网络发言的方式，展示自己的意见，这是大方向，是中国社会走向民主的必然的和可行的道路。如今的人们对于网络中的种种现象已经日益有了自我判别能力，网络生态与文化生态也会因此趋于平衡。

　　 《华夏时报》：对于“文化体制改革”，有分析认为，这是为了“将市场经济化的‘经营性文化产业’和加强党的管理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明确区分开来”。例如在出版和电影制作等领域将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您怎么看？

　　 金元浦：构建非营利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政府多年来的巨额投入和发展宗旨，还是为了最普通最广大的公民提供服务。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发展市场化的文化创意产业，这是为了满足人们更独特的更高层次的文化需求。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在兼顾社会效益的前提下，需要获得更大的市场利益，以维持人们对更高层次文化产品的需求，这是很正常的。

　　 《华夏时报》：如何真正实现区域之间的文化发展平衡？中国东西部的文化资源需要整合为一体吗？

　　 金元浦：首先，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最基本特征，就是不平衡，这恰恰是其优势所在。我们不是要将其整合为一体，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一个指令发布下去，所有的地方都一哄而上按一个模式办事。这是不合理和不可取的。中国文化和文化产业发展的生动性，正是由其类别、形态、模式的多样化和发展的不平衡所造成的。

　　 《华夏时报》：文化资源的类别、形态、模式等应当是多元的、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和不断推陈出新的，但社会是否也需要文化共识？您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建立文化共识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什么？

　　 金元浦：我们可以不必急于将文化共识当成目前最紧迫的终极目标。我们最大的文化共识，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就是中央提出的建设一个中国特色的文化强国。在这个共识之下，首先是多样化的中华文化的充分展示、发展，这就是所谓“两为”方针和“双百”方针。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主体文化，并以核心价值的方式把握住重要的方向和理念。

　　适应当下文化之制度设计

　　 《华夏时报》：我们的文化，如何才能成为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和持续创造财富的能力？

　　 金元浦：文化涉及人的精神的、心理的、知识的甚至高科技技术等领域，是精神生产力。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人们都把文化看做是经济发展的辅助手段。随着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文化的附庸作用开始发生转变，文化不再被看做是达到经济目的的手段和方式。发展被以文化的概念来定义，每个民族或国家的经济发展，被看成是这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发展的一部分，二者关系颠倒了过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六中全会公报已经让我们看到，文化正在走向国家制度的中心，文化立国、文化强国成为国家决策。未来的发展方向已经确立。

　　 《华夏时报》：文化建设如何适应中国国情？

　　 金元浦：英国重要的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姆斯给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人们体验和处理社会生活的方式，是人类行为中包含的种种意义和价值，间接体现在诸如生活关系、政治生活之中。”喀麦隆思想家丹尼尔·埃通加·曼格尔则提出“文化是制度之母”的命题，这其中的含义包括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民族在不同的文化理念之下，产生不同的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发端时期，个人主义与商业的结合及其与新教伦理的结合，打破了贵族阶级的产生方式，从而产生了新的贵族阶级，这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上有其积极的因素。中国却不同，中国有两千年超稳定的封建文化的社会结构，这个结构非常痛苦地被西方坚船利炮所打破，从而发生革命。

　　 当前的中国文化，是在中国文化历史的背景下产生的。因此其发展，必须依据当下的国情。未来，可能还要面临很多历史问题。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们的期望值更高，但实际上我们又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无论如何，中国仍是刚刚建立市场经济基本形态的国家，不可高估这个历史阶段。因此，未来文化的发展，仍需脚踏实地地从中国现实出发。当下的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态。这个状态下，就产生了现在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方式。这就是“文化是制度之母”的最基本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当下的文化发展，要适应当下的社会发展；我们的制度，也要适应当下文化所达到的程度。

　　 《华夏时报》：六中全会公报似应被看成我党对于如何为古老的文化注入全新的力量，走出一条文化重塑与振兴的“中国道路”这一重大问题的深入思考。请您做个预测，这条探索之路的前景怎样？

　　 金元浦：当前提出的文化发展方式，是根据现实所提出的一种有创意的发展方式。比如文化与高科技结合的方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文化创意产业结合的发展方式，我将其称作对位性的兼顾的发展方式。这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也不是过去计划经济的，而是独特的。总体意义上，是古老的文化中国的再次复兴，形态上，是适应当代发展的焕发青春，从而不断创造出的新的文化。虽然道路遥远，但文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