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从出口到对外直接投资

　　马鑫

　　截至2010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达到1.3万多家，累计对外投资总额超过3000亿美元。2009年为565亿美元，为第六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不包括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已达591亿美元。未来几年，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还会迅速增长，潜力巨大。

　　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综合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但不可否认，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不仅面临外部政治和金融动荡风险，企业本身也面临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全球竞争力、缺乏国际管理人才等瓶颈。

　　就此，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在南开大学举办主题为“跨国投资与发展：政策与制度的创新”的第二届国际投资论坛。学者、官员以及企业主要负责人，共同探讨了当前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国际规制、东道国环境、母国政策以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等问题。

　　大型国企是对外直接投资最活跃主体

　　冼国明 南开大学校长助理、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通过出口、投资以及非股权等模式国际化迅速发展。

　　目前，企业“走出去”呈现三种趋势。

　　首先，从出口角度看，随着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和人民币升值压力频现，出口贸易所面临的障碍和壁垒也日益增加，单纯依靠出口并不是我国企业国际化的最优选择。以前很多出口企业，一旦遇到出口目的国较高的技术贸易壁垒，就会被迫通过对外投资绕过贸易壁垒。

　　其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一直偏低，未来应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出口壁垒提升，很多企业开始通过对外并购，获取发展所需的品牌、技术和营销渠道等相关资源，这会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第三，非股权安排所具有的独立性和灵活性，将使其在未来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借助非股权安排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并积累相关技术和经验，也将成为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重要途径。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方式决定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发展。投资驱动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促使中国企业在境外对资源、能源行业的大规模投资，必然导致国有大型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最活跃主体。

　　由此形成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能源资源投资格局，以及相应租赁和商务的发展模式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这也是与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完全不同的投资发展模式。

　　传统贸易理论须作重大修正

　　张幼文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当今世界，投资已经超越贸易，改变了世界格局，传统的贸易理论需要重大修正。国际直接投资即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亦即生产要素跨国组合，成为当今世界最本质、最基础、最核心的特征。

　　首先，要素流动决定了世界经济增长板块的结构差异。易流动性要素向不易流动要素流动，比如资本、品牌等向土地、低端劳动力等流动，导致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更快。

　　其次，国际分配原理发生变化。当前要素的稀缺性决定要素价格和收益，决定国与国之间的分配关系。发达国家输出更高要素，获得更高收益。

　　再次，要素跨国流动后重新组合，既带来企业规模经济也带来产业规模经济，两者共同推动经济增长。

　　此外，GDP的内在含义发生变化，要素国际流动，地理意义产出的增加并不代表实际财富增长。要素流出国，虽然增长率下降，但它拥有更高的要素收益。

　　我们应该明确，要以要素结构升级的战略替代产业结构升级。外资流入确实能得到产业升级，但如果95%的稀缺要素来自国外，即使产业结构实现了升级，但要素收益结构仍是外资占大头。

　　所以，产业结构升级不能作为一个国家长期意义上的战略发展核心，核心应该是要素拥有结构升级，要素拥有结构包括要素的引入，也包括要素的培育。在某种程度上，要素培育的政策应该作为我们的基本战略。

　　像重视出口一样重视对外直接投资

　　王允贵 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三大难题。

　　一是融资难，中国企业的自有资本到境外以后，没有中国的银行跟进；同时很难得到对方金融机构的授信。大量民企在境外进行金融活动相当困难。就此，外汇管理部门不断进行内保外贷，也带来相当多的债务。

　　二是，对投资目的国的法律、法规以及文化不了解。大量企业的境外投资有很大的盲目性，认为国内不好做，就出去做，实际上出去也做不宽。我们需要像重视出口一样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出口和对外投资是一个国家对外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出口必然转向对外投资。我们还需加强制度建设，成立类似海外投资促进局这样的机构，全盘协调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面临的各类法律、文化问题，帮助企业更快地走出去。

　　三是，缺乏合营竞争力。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并非基于所有权优势的竞争，希望能找到产业竞争优势。但实际上，出去后发现市场难做，技术难以学到。现在大量民企在境外困难重重。

　　我们还需要促进非公经济发展，让非公经济能在产业大军中获得一席之地。在国内能够确实获得一些独立知识产权，到国外才能促进相关市场。同时要打破国内行业垄断，还需对非公经济进行引导。国务院批转非公经济的相关政策要进一步落实。同时要鼓励创新，保护知识产权。总之，如果想提高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还是要解决体制和机制问题，深化改革，使中国企业真正在国内市场取得全球的竞争优势。

　　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将是新模式

　　冯兆一 天津泰达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滨海能源董事长

　　当前，在我国经济结构需要调整、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将会成为我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的新模式。

　　我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开发区或者特区、高新技术产业区是因素之一，也是模式之一。如果把这样的模式推广到海外，帮助发展对外投资，有重要意义。

　　从2006年起，中国通过两批招标入选了19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能够运作的大约十五六个，主要集中在亚洲、非洲和俄罗斯。我们在埃及的红海岸边设立了经贸合作区，至今，大约吸引了25家企业，约3亿美元。埃及动乱更进一步显示了园区的优势——集群式的抗风险能力。

　　我有几点建议：1.强调政府的作用非常大。实际上，海外投资从来就不存在单纯的经济利益、商业利益和简单的经济逻辑。不管是美国的现代产业集群理论，还是竞争优势理论，都始终强调了政府对推动企业走出去的作用；2.启动与驻在国政府间合作区发展的双边协定，突破园区开发与投资的法律障碍；3.建立双边工作委员会，共同搭建有效平台；4.集中所有资源，比如把孔子学院、医院等向经贸合作区集合。

　　实力需与跨国经营相协调

　　李明光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处长

　　国家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把“走出去，引进来”作为这个章节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开放市场，大力吸引外资，提高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同时，要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对外投资是“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是688亿美元，整体存量超过了3000亿美元。但从全球角度看，起步还是比较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是比较小，特别是与美、德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差距。

　　“走出去”是企业性质，它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内在要求。政府鼓励有实力、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最主要的是靠企业主体本身。“实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关键是软实力，实力需要与跨国经营相协调、配合。

　　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我们的企业在理念、人才、跨国经营方面存在差距，需要增强三个方面的认识：

　　一是，要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跨国投资已经跨文化、跨制度、跨生活习惯、跨待人接物等，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和理解；二是，要正确认识“走出去”的目的不仅是赚点钱拿回来，而是要在当地长久生存、发展下去，这是“走出去”的本意；三是，要正确认识理解社会责任问题，这是企业能长久走下去的重要因素。修路、建学校等只是部分，关键要让东道国感觉舒服，要了解它的利益需求、各界的诉求，这是要下大工夫的。

　　不是互相压价而是“抱团”

　　郭滇津 天士力集团总经理

　　企业要想“走出去”，首先要有国际化的思维方式，还有文化适应，以科技为引领，带动科研生产、营销和管理国际化，让科研标准与国际接轨，同时走向高端。

　　其次，国际化没有固定的模式，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要选取灵活的策略。应对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压价的情况，我们采取了“抱团”的方式。为此，我们发起建立中医药世界联盟，包括一些著名企业和院校。

　　第三，必须接轨国际化和传统文化。一方面，要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瑰宝；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国际上对于一些文化理念的认同。比如，我们以量化的方法明确说明中药的成分，对接轨传统文化和国际化非常有益。

　　第四，起用国际化的人才，不仅是国内人才，还邀请了很多国外专家以及一些生产企业的专家，帮助我们建立科研生产等各方面的体系，推动国际化。

　　最后，国际化也是高风险、高投入的系统工程，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比较多，这需要有百折不挠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够成功。

　　怎样在日本并购

　　陈灏康 宝联投资有限公司总裁

　　我主要谈一谈在日本并购的一些想法和体会。就中日投资而言：第一，中日之间的贸易额非常大，但是金融往来非常少；第二，中国对日投资几乎集中在制造业环节，金融领域非常少；第三，中国公司在日本上市的非常少，到目前为止只有3家，而且市场表现非常不好；第四，中国公司到日本，包括在日本的海外并购，鲜有成功的案例。

　　日本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市场，体现了几个特点：第一是大量的交叉；第二是，家族企业控制力度很大；第三，日本非常保守，不仅中国金融资本，包括欧美的金融资本在日本的收购也少有成功案例。

　　此次我们收购成功在于抓住了要点：日本的大部分企业有着良好的管理技术，但缺乏有效的市场，日本的需求状况一直很低迷。中国有非常多的企业，有着庞大的市场和庞大的市场占有率，它们需要技术升级换代的机会。日本企业正是看中中国能提供这样一个广阔的市场，让它有所发展。

　　最大风险是政治和汇率风险

　　何占颂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三工程局有限公司总经理

　　从我们海外项目20多年的经验看，遇到的最大风险是政治和汇率风险。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控制，跟国家平台分不开。我赞成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必须要搭台，企业才能唱戏，政府一定要有大的政策性支持，企业才能走得远。

　　推进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转型，我有五点建议：一是，要深化政企分离，必须要有一些机构的推动。

　　二是，企业考核制度的配合。国资委对国有企业有三年的考核制度。对于投资性的项目，需要审批、前期规划、设计、市场考察等，因此当期的利益体现不出来。解决投资业绩考核的问题，需要国家、管理董事会等层面出台特别的政策。

　　三是，增强境外投资的风险控制、意识以及相应的对策。比如，2004年我参加欧盟在阿富汗的项目投标。我们跟欧盟的大使、参赞交流，发现有德文版的关于外派到阿富汗人员的培训书，内容包括当地的地方病怎么样预防、民众民俗、文化以及派别之间的斗争等，甚至包括地雷常识，如何辨别哪些地雷是炸人的，哪些地雷是炸坦克的等。所以，我们“走出去”需要系统的培训，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都需加强这一方面的培训工作，进行一些制度配套。

　　四是，专业团队，项目团队非常重要，项目团队的水平以及项目团队对企业的忠心、对国家的忠诚度更重要。

　　五是，需要完成一些相应的机构和人才的培养。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