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之都”深圳缘何落寞

　　贾华斐

　　最新获批的国金通用基金公司将其注册地选在北京。

　　自去年新基金公司重新开始成立以来，这是除了方正富邦外，第二家注册在北京的基金公司。此外，纽银梅隆西部基金、富安达基金和财通基金均将总部选在了上海，浙商基金选择了尚未有基金公司进驻的杭州，而选择在深圳注册的基金公司仅有平安大华一家。

　　与此同时，民生加银将投研、市场等核心业务部门迁往北京的消息也表明，时至今日，曾经的“基金之都”深圳已不再获基金公司的青睐。

　　事实上，这一趋势自2003年以来日趋明显。数据显示，截至2003年，将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的基金公司只有3家，设在上海的有12家，而深圳已有14家基金公司，再加上广州的3家，华南地区占据了基金行业的“半壁江山”。在“老十家”基金公司中，半数公司最初成立于深圳。

　　但在2003年后，深圳、广州仅新增了信达澳银、民生加银和平安大华三家基金公司。反而是银华基金和长盛基金将总部迁至北京。这意味着在最近的8年时间里，总部在华南区的基金公司仅增加了1家。若加上民生加银北迁总部，华南地区的基金公司数量将回到原点。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基金公司离开华南，选择北上呢？

　　政策差异

　　在2005年，相较上海和深圳，北京给予金融机构注册的优惠政策力度并不大。这也是为何2003年前注册在北京的基金公司数量很少的原因之一。

　　但2005年后，北京市加大了对金融机构的扶持力度。和上海、深圳一样，采取了注册后给予一定奖励的措施，缩小了三地间的政策差异。但从目前的优惠力度来看，北京并不比上海和深圳更有优势。因此，即使许多基金公司总部在北京，但注册地依旧在其他城市。尤其是近年来，深圳市针对股权基金、基金公司等落户的鼓励政策陆续出台。

　　靠近政策中心的微妙优势无形地给北京增加了不少筹码。

　　一位参与过基金公司筹备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新基金申报期有许多材料需要准备或随时修改，需要和以证监会为主的许多行政机构合作，为了节省时间，通常是对方上午电话通知后，下午便须带着材料赶赴现场，如果身处北京，会方便许多。

　　此外，基金公司负责各类产品报批的人员和部门的办公地点常常位于北京。

　　从基金公司投资角度来看，北京的基金更容易接触到各类宏观政策的动向，做出决策时有一定的时间优势。而在这三个区域中，华南区域可能接触到种种信息的渠道最少。

　　人才优势

　　就上述“微妙优势”而言，基金公司只需将部分部门或人员的工作地点设在北京即可，而将总部迁往北京的最大原因，或在人才因素。这一点，同样是上海能吸引到全国接近半数基金公司入驻的主要原因。

　　由于华南地区的教育优势弱于北京和上海，培养出金融人才的数量和素质均难与北京和上海的高校相比。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基金公司投研负责人曾告诉记者他的招人经历：特地从深圳赶往北京的高校去招聘，但许多人一听说需要去深圳工作，往往就会选择其他条件差不多的北京或上海公司。根据他的经验，全国金融类人才不管是毕业生还是海归人士，希望在北京、上海，或者香港工作的人数占据了七成以上。

　　而一位在业内工作多年的人士则感叹，中国的基金业发源自证券市场，最初的从业者往往来自股民、券商经纪人、交易员等最早接触股票的人。当时，有两大交易所优势的上海和深圳拥有全国最早的一批股民和基民，在产品销售、人员招聘上拥有很大的优势。但随着行业的发展，基金公司从业人员多为“科班出身”的高校毕业生，深圳的人才劣势就逐渐显现。

　　客户资源

　　除了人才之外，北京另一个吸引人之处或为拥有大量的央企资源。许多大型央企的总部均在北京，随着基金公司各项业务增加，与央企合作的机会也日益增多。

　　譬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总部都在北京。目前，基金行业超过半数的基金产品是通过四大行的渠道销售出去，而销售决定权归在总行，这使得这些银行的总部所在地——北京有了明显的地域优势。

　　一些大型基金公司将部分业务部门重点转移至北京，也是受到央企资源的吸引。尤其是社保基金管理、企业年金管理等特定资产管理的业务部门，由于国内设有养老金业务的公司多为大型央企，在招投标时，处在北京就有一定的先天优势。譬如，博时基金的企业年金等部门就设在北京。

　　此外，北京还是大型保险公司扎堆之处，而保险公司是基金公司机构业务的主要客户。而上海则是金融机构扎堆的地方，拥有大量外资进入。这也使得上海成为合资基金公司注册以及办公的首选之处。迄今为止，国内合资基金公司的数量已占据所有公司数量的60%。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合资基金公司都将公司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也使得上海成为国内基金公司数量最多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