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债务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特约评论员 张锐

　　 虽然中央与地方政府多管齐下的救助行动已经让出逃的部分浙江民企老总开始回流，但新的“跑路者”还在产生。近日，温州漂亮脚丫鞋厂老板饶大伟趁深夜将机器设备卖掉并携女友逃逸。据悉，饶大伟逃跑时共欠下原材料供应商数十万元的未付货款，同时拖欠20多万元员工的工资。

　　 危机并未止于温州。这几天，义乌民企的“假破产真跑路”模式也被媒体揭露出来，其手法更隐蔽，破坏性更强。

　　 表面上看，温州债务危机主要由温州资本的过度性投机以及偶发性调控政策引起的。跳出温州看温州，人们会清晰地发现，对民营企业长期没有得到矫正与根治的金融环境才是引发温州企业逃债闹剧与悲剧的真正根源。

　　 金融体系不完善所导致的信贷资源配置失衡是中小民营企业忍受的最大制度之痛。所谓“金融抑制”，是指一国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的作用未能充分发挥，造成金融业的落后和缺乏效率，金融与经济之间陷入一种非良性循环状态。

　　 在我国，金融体系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国有金融机构垄断了大量的信贷资源，而且无论是信贷资源的使用，还是利率水平，大多是基于行政指令的配置，导致民营企业无法正常从主流金融机构获得贷款。

　　 不仅如此，利率双规制之下的国有企业可以从商业银行以低成本获取信贷资源，而由于民间金融的长期“非法”存在，民间借贷利率随着宏观政策的变化而飙升，高成本所引致的资金链断裂危机从民企借贷之日起就已经埋下伏笔。

　　 与金融体系不完善紧密相连的还有投资模式的大企业化偏爱。依靠投资拉动特别是依靠中央政府投资拉动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最主要模式，这种模式造就了过去10年固定资产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并在2008年4万亿刺激经济增长计划出台后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同时，民营企业身上的沉重税负映衬着中国改革有待深化的尴尬结果。据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的研究报告，我国宏观税负在2007年就已经达到27%的水平，今年将达到35%甚至40%。除了上缴繁重的税收外，我国企业还必须接受巨量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企业税费的膨胀折射出的是中国企业成长环境的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国有企业在与权力资本的较量中具有一定博弈能力的话，那么面对着强大的寻租势力，中小民营企业几无还手之力，坏的结果不是无奈加大出租成本，就是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通过银行信贷获得间接融资是目前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在浙江中小企业中，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占８８％，直接融资只有１２％，与发达国家企业以直接融资为主的结构差距甚大。融资方式单一，不但加大融资难度，也增加了融资成本，很多小企业在银行贷款无望的情况下，求助于高利率等民间借贷。推动中国中小企业金融发展，中国应该尽快设立放款人的持牌金融机构经营条例，叫银行也好、叫金融机构也好，现在资金需要疏导，大银行解决不了小企业的问题，应让大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这类小银行与放款公司，各有各的定位，推进差异化服务。

　　 依据以上分析可知，各级官方机构针对温州民企债务危机所采取的维稳与灭火行动或许只能在短期内起到舒缓情绪和降低恐慌的作用。如果不对中国的金融制度进行改善与创新，继续漠视垄断因素堂而皇之的存续与横行，类似温州企业老板背信出逃的闹剧还将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