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生道德（法眼）

　　

　　

　　【新闻背景】

　　10月13日，广东佛山的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辆车先后3次碾轧，而在7分钟内竟有18名路人不闻不问，直到拾荒阿姨陈贤妹经过，将悦悦搬离街心。无独有偶，10月17日，武汉一名15岁学生扶起一被电瓶车撞伤的中年妇女，却被伤者指认为肇事者。一边是路人漠然而去，一边是好心人被诬陷，社会公共道德良知再被拷问。

　　佛山女童被撞，18名路人或冷漠，或疏忽，官愤，民怒，“道德沦丧”论再起。显然，这18人不全是大恶人，有些人可能是慈母，有些亦或是工作标兵，那么在人命关天之时，何以就“面目全非”，成为“道德滑坡”者了呢？延展开，不禁又要问：该案在何种程度上属于“道德”问题？

　　道德的首要作用是让人作出价值取舍，让更重要的价值得以凸显，正是因为平时表现得道德的人在需要作出价值抉择时失去判断力，在特定场合变得不道德，佛山女童事件才作为“道德问题”值得探讨。

　　道德有技术与历练的成份，更多地需要自觉。康德对道德有一个严苛的定义：不自觉的就是不道德的。佛山女童事件为康德的胜利再添砝码：显然，无论18人平时的表现如何中规中矩，在陌生的变动不居的环境下，他们道德上的判断力的丧失、自觉性的缺乏暴露无遗，正是在这个意义，18人才可以称为不道德的。

　　社会心理学家曾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在他人遇危难时，彼此陌生的旁观者间更易形成见死不救的“旁观者效应”。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否做出合乎道德的行为取决于技术与环境，而与“道德”关系甚微。然而许多人既不接受康德的定义，也罔顾社会学解释，他们将道德外化，将人性的弱点从道德的内核剥离，让道德成为一套纸枷锁，随时逮人。

　　让人循规是统治者的治国要诀，于是规矩有了，进而把规矩等同道德，造成道德标准外化的必然。“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老子的这句话大概是说，道德这东西自有其规律，你越记得条条框框，你就越落于下乘，就越可能变得不道德。用道德框框去约束人，就越可能让人失去道德的自觉性。就如一些小孩子，懂的规矩越多，表现得越乖，将来长大了，就越可能缺乏自律，经不起诱惑与考验。

　　说到底，这是道德的圈养法，相对应的是放生法。道德是一种实践理性，要通过实践的磨练摔打才能修练成功，使社会对个体的要求逐渐内化为个体本身的需求，获得自律的本领。圈养法培育出的亦步亦趋的人，固然不犯错却也往往不能甄别对与错，总是需要外部约束，不过是“应声虫”，并没有多少值得骄傲的本钱；放生法培育出的人，元气淋漓，虽也会犯错，但从不放弃聆听内心的声音，至情至性，自然得体。

　　在僵化的缓慢生长的社会环境中，圈养法较放生法的成本要小，收获却相似，两种方法并无一较高下的机会，但在当今急遽变化、矛盾丛生，公与私、我与他的价值衡量不能一蹴而就的环境下，圈养道德已经没有前途。唯有放生，才能让人摆脱唯唯诺诺的状态，独立地应付价值判断的需要，做自己道德的主人。道德上不能自主的人不是现代社会合格的个体，它只会反过来造就大大小小的“圣人”，最后都是“简在帝心，乾纲独断”。

　　18人这次被千夫所指，却也不必无疾而终，犯错意味着成长，他们又有一次道德觉醒的机会。

　　【专家视点】

　　立法需谨慎

　　见死不救从道德层面而言，肯定是有违良心，应该受到谴责的。但从法律上来讲，要把见死必救作为一种义务，上升到法律层面，就需要斟酌了。毕竟，我们国家人民的道德水平还没有达到“一见到危险就主动伸出援手”的水平，因此将道德层面的这一问题用法律来制裁，目前时机尚不成熟。

　　——中国刑法学泰斗、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高铭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