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西进欧洲：不只是机会

　　王羚

　　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投资和企业司经济事务官员梁国勇近来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先是在日内瓦参加9月底的高层中国论坛，然后飞去美国哈佛大学参会。因时间冲突，同时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会议他未能参加。同样因为时间问题，他拒绝了11月初在捷克布拉格的一场论坛。

　　所有这些会议和论坛，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China Investment（中国投资）。在这背后，是中国资本正在向欧美国家伸展的触角。

　　中国资本来了

　　9月28日，瑞士日内瓦高层中国论坛。25岁的Geroco节电设备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尔·杜坡推（Michael Dupertuis）正热情地向200多名与会者推销他们开发的新产品——一种可以方便地优化用电模式的小型节电设备。

　　杜坡推甚至特别聘请了一位中国姑娘，并把自己大部分的演讲时间让给了她，让她用中文来讲解这种节电设备的优点。杜坡推有理由这样做，吸引他的，除了中国巨大的市场，还有庞大的中国资本。

　　同样在这个会场上，来自塞浦路斯投资促进局的安佳·阿塞丽德（Anja Arsalides）向每一位经过她展位的中国面孔递上一份招商资料。资料全部是中文，阿塞丽德不懂中文，但她期望更多的中国企业家能到她的国家来投资。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士像杜坡推和阿塞丽德这样认识到这一点。而专门来日内瓦参加此次高层中国论坛的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陈健披露的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中国资本在欧洲投资的显著增长——2010年中国对欧洲投资额达68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102%，占到中国2010年对外总投资额的10%。

　　梁国勇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目前官方的统计对中国对欧洲的投资规模有所低估，其实际规模更大。

　　有误差的原因在于，中国内地企业对欧美投资常常会取道香港和离岸金融中心进行。此类投资称为“transshipping investment（转运投资）”，具体金额难以进行较准确的估算。如果将此类投资加上去，中国对欧洲投资的流量和存量都会大一些。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亚太和中国事务总监成帅华则分析称，中国资本之所以对欧投资在最近几年有堪称爆发式的增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本身开始走出以能源和资源为主要目标的初级阶段，开始寻求新市场、新技术和品牌等新的战略资产。

　　而与中国海外投资进入新阶段相对应，欧盟具有独特的优势，特别是成熟和一体化的市场、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零售网络，以及在节能环保等新技术方面的优势。

　　此外，中国对欧投资增长如此迅猛是因为基数太低。中国对欧投资规模很小，仅占欧盟吸收外资的百分之一，排名远远落在对欧洲投资前20名之外。

　　据陈健分析，中国对欧投资之所以这样变化，原因是中国企业对欧洲市场的熟悉有个过程。过去比较熟悉亚、非、拉美，现在开始熟悉欧洲，所以投资大量增加。

　　陈健同时表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还只在初级阶段，未来仍将持续发展。对欧投资也将会持续地增长。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投资中心高级研究员肯·戴维斯（Ken Davies）认为，现在从全球来看，负面的信息太多了，世界太需要正面的信息。而中国，从投资上来看，可能正是正面信息的提供者。

　　“十几亿的人口，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里面可能有我们最需要的，那就是信心和勇气。”戴维斯说。

　　跨越障碍

　　欧洲需要资本和市场，中国拥有资本和市场；中国需要技术和品牌，欧洲拥有技术和品牌。这样的互补条件下，合作似乎一拍即合。但事实上，中国资本要成功地登陆欧洲，还有许多障碍等待跨越。

　　首先就是文化障碍。在瑞士生活多年的成帅华告诉本报记者，与亚洲相比，欧洲和中国很不一样，这也是目前中国70%以上的投资集中在亚洲而欧洲仅有10%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的来说，欧洲人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与美国不同，与中国差异更大。欧洲是一个很重视文化和品味的地方，节奏比中国和美国慢很多，比较传统，重视休假和生活的品质。由于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比较好，医疗保险覆盖率高，教育成本比较低，赚钱的压力不是很大。

　　文化障碍往往决定着企业的管理文化，并甚至因此决定投资的成败。一个具体的案例是，一家中国企业在法国并购了一家当地企业，并设置了一个上下班打卡的制度。结果法国员工不干了，中国企业管理人员感到很郁闷：这不是与国际接轨吗？怎么会这样？症结是管理者忽略了与欧洲当地员工的人性化关系。

　　国际劳工组织跨国公司项目高级专家吉塔·罗兰斯（Githa Roelans）认为，就业和劳动关系方面的挑战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欧投资需要面对的最大困难。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必须要对劳动关系相关的国际法律和政策加以研究，以避免因此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罗兰斯建议，中国企业在处理对外投资劳资关系时，要注重尊重员工组织和联合的自由、积极推动集体谈判以及建立自动调解机制来避免和解决劳资争端，这将是对外投资成功的基础。

　　政治障碍也是中国企业对欧投资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相对于中东地区的政治风险，欧洲各国政治稳定，政权更迭导致投资失败的风险较低。但由于意识、观念等原因存在的政治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中国资本顺利西进。

　　据本报记者了解，中国对欧投资出现爆发式增长后，在欧洲内部激起喜忧参半的情绪。欧洲正处在欧债危机中，对资金流入充满渴望，但另一方面又有些担忧，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中国投资背后是否有其他隐含目标？

　　陈健在日内瓦并没有回避这一问题。他坦言，“走出去”是中国企业根据自身条件和发展需要作出的自主选择。希望那些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抱有疑虑的人，能够抛去成见，客观公正地对待中国企业，避免非经济因素影响正常的商业活动。

　　可持续的投资

　　“Going Global: Is China Inc. Sustainable?(全球化：中国公司是可持续的吗？)”把这样一个疑问句作为日内瓦高层中国论坛的主题，与中国对外投资所处的情境正好契合。

　　一方面，中国投资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从以能源和资源为主要目标的初级阶段转变到开始寻求新市场、新技术和品牌等新的战略资产。这是中国对外投资发展的必然，但由此也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综合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谢彪坦承，中国企业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调动配置资源的能力还不强，对当地国的法规政策掌握不够，对新市场的风险控制能力有待提高。

　　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资本正在抱有一种强烈的、前所未有的期待。期待中国投资给当地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给当地经济带来活力，这与中国对外投资的现实还存在一些落差。

　　落差的存在引发了这样的疑问——中国的对外投资是可持续的吗？如何能做到可持续地投资？

　　戴维斯认为，可持续地投资符合各方的利益，是大家都期望的，但这并不只是中国企业一方的责任。他提醒说，包括中国政府和投资地政府以及各中介机构，都有必要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适应不同文化的投资环境，成为优秀的投资合作伙伴。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2010年，中国海外投资共在178个国家和地区创造了8万个就业机会，并且上交了117亿美元的税金。

　　福莱国际传播咨询公司全球事务联合主席比尔·布莱克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面临的每一个挑战都是沟通上的挑战。他指出，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要抱有一个良好的心态，既要自信，又要谦卑，通过与当地文化的真诚接触来建立信任和好名声。

　　尽管许多中国企业已经认识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但在异国他乡，再加上文化语言上的障碍，真正落实并不容易。在瑞士就有一些中国企业被当地同行指责为“从来不参加公共活动，行为很神秘”。

　　对此，成帅华建议，投资欧洲的企业尤其需要加强与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和信任关系的建立，包括与当地社区、政府、同行和媒体。中国企业应该多参加社区活动，建立一个健康友好的企业公民形象，这对于投资与发展的可持续非常关键。

　　在可持续投资上，多位专家看好中国的民营企业。目前的对外投资中，主体依然是国有企业，但民营企业的表现已经令人刮目相看。陈健在演讲中点名表扬的华为、吉利和三一重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相比在美国，华为在欧洲的开拓可谓有声有色。目前华为在欧洲共有12个创新中心和地方研究中心，有2700名欧洲员工，另有6000多名服务工程师来自欧洲的服务合作方。

　　华为技术瑞士有限公司总经理程戟认为，建立信任对于打开一个新的市场并且建立可持续的良好合作关系至关重要。

　　2010年，华为产值达1852亿元人民币，其中70%来自海外的140多家子公司。

　　对于中国企业的向外拓展，“刚开始失败是难免的，因为确实经验很少，能力也不足。但是他们（民营企业）的学习能力非常强，他们不会在同样的地方再摔倒，慢慢积累经验，就会越做越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部主任马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