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伟江：用公权正义救赎良善本性

　　特约记者 朱桂英

　　10月20日，四川省泸州市泸县一辆货车撞倒一名放学回家的5岁小孩，目击者称小孩被撞后又站了起来，但司机退车后再次碾压，终致其死亡。是否存在故意“二次碾压”，警方尚在调查取证当中。但近年来撞伤后，因担心被撞人及家属恶意敲诈或无止境纠缠，遂将其再度碾死的事件时有发生。今年轰动一时的药家鑫案，肇事人也是因为担心被撞者落下终身残疾，“被纠缠一辈子”，而一时鬼迷心窍，掏出了罪恶的尖刀。

　　无论肇事者是否确有“撞伤不如撞死”的心理，公共讨论时，却都将这句话作为讨论的主题之一。此事之所以引发极大的关注，当然是受到佛山撞死女童案影响。前者“撞伤不如撞死”与后者“路人见死不救”，都存在同样吊诡的逻辑，这种逻辑背后，究竟是一种法律导向的恶，还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误解，这个问题亟待解答。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著名法律学者、律师斯伟江，他认为对法律的无知，导致错误的观念，而道德的缺失，则使错误的观念轻易被认可，甚至促成不符合人性的行为。无知是一种罪，但纠正并不是难事，无良是一种病，由来已久，医治则并非易事。与其批评社会的道德缺失，热烈讨论怎样重建道德，还不如建设自己，让自己成为有良知的人，社会是人构成的，有怎样的人就会有怎样的社会。

　　“撞伤不如撞死”是对法律的误解

　　时代周报：网上有人对“撞伤不如撞死”作了一个成本分析：根据我国现行的人身伤害赔偿制度，撞死一个人最多赔偿三四十万元，可撞伤一个人则可能赔偿上百万元。而民间普遍有“撞死人赔一次，撞伤人赔一辈子”之说。您怎么评价这样的分析和结论？

　　斯伟江：撞死和撞伤的经济赔偿后果不能简单这么说，事实上，绝大部分撞伤赔偿数额是比不上撞死的，只有严重残疾或者植物人情况下，才可能撞伤不如撞死。但是，撞死和撞伤在法律惩罚上的后果是不一样的，撞死如果司机有主要责任的话，就构成交通肇事罪，而撞伤，如果只是轻伤，是无论如何都不构成犯罪的。

　　而且，故意将人撞死，法律上是一种故意杀人罪，最高可以判死刑，因此，将其归为法律上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大众的口头传说，未必一定有现实的法律依据。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你认为“撞伤不如撞死”其实是人们对法律的误解，但是，在事实层面，“两次碾压”时有发生。除了对法律的误解，低赔偿制度缺乏对生命的尊重，导致人们对生命缺乏敬畏，是否也是悲剧发生的原因？

　　斯伟江：两次碾压是否属实，需要警方调查。如果能从客观上认定是故意碾压第二次，可以认定故意伤害罪甚至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第一个司机撞倒后，第二个司机碾压，这不能算，因为后者往往也是过失，甚至是来不及反应的意外事件。

　　赔偿制度缺乏对生命的尊重确实存在，这主要体现在三点：一、赔偿标准比较低；二、赔偿标准不统一，城市居民比农村人命贵；三、精神赔偿标准极低，大部分地方，仍是最高5万元，包括上海这种最发达的地区。这是立法者和现实脱节造成的。现在的侵权责任法（去年7月1日生效），甚至有所退步，如对受害者的生前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一块去掉了，将其包含在死亡赔偿金之内。

　　社会秩序主要靠教化和良知

　　时代周报：不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否会诱导人做出不符合人性的行为？

　　斯伟江：我觉得低赔偿导致对生命的不尊重，诱发人们做出不符合人性的行为，这个观点未必成立。这是一种以经济学来解析一切的哲学。

　　事实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光靠经济赔偿，乃至法律制裁来规范社会行为。社会的良性秩序和道德环境，主要靠教化和人本身的良知。

　　孔子说过：“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不仅仅是中国，在法治国家，也一样靠人的良知为主，良知来自家庭教育，社会影响，因此，社会道德冷漠，对生命不尊重，病因主要在社会的教化等其他原因，而不在法律上，当然，完全否定法律的作用，也是有失偏颇的。

　　时代周报：佛山撞人事件中路人的冷漠，在媒体上被放大加以讨论，并与去年南通一位老人卡死于护栏却无人相救相提并论。彭宇案之后，关于路人的冷漠，多了这样一种解释：“害怕被误解因此惹上大笔赔偿款”，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斯伟江：彭宇案等不少典型案件，在媒体曝光后，司法部门没有去纠正，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见死不救并不构成犯罪，但如果被讹上，法官却是这样处理，所以在帮与不帮的一念之间，很多人会选择不帮，这种社会效果是非常大的。但是大多数人可能是因为冷漠，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人可能是忙于自己的私事，或者是没有注意到。

　　公权缺乏正义，难有普遍善良

　　时代周报：在法律层面，是否可以有所作为以调整这种心理？或者说，司法审判应当如何考虑对社会行为的引导作用？

　　斯伟江：国外法院的判决会考虑社会影响，既包括正面影响，也包括负面影响。而我国，由于法官的普遍选拔和法治国家不一样，我国法官基本是属于公务员性质，要对上负责。比如彭宇案还受领导指示，因此，出现这种判决很正常，发现错误不改也正常。

　　这种判决经媒体放大后，对社会的恶劣影响是存在的，但这种影响建立在社会本身良知、公德缺乏的基础上。因为如果在正常的国家，一两件彭宇案是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生态的，就如一个健康的人，并不害怕一两次感冒一样。

　　我认为，这还是与我们社会本身的畸形有关，电视上天天讲假大空的东西，老百姓却生活在很多不公平之中。政者，正也，在缺乏正义的社会中，要出现普遍的良善是很困难的，将其全部归罪到彭宇案不公平。所谓司法要考虑社会影响，我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因为只要司法体制不改，彭宇案这种类似判决还是会出现。

　　时代周报：对于中国的普通民众而言，生存压力普遍较大，社会保障力度又不够，大家在谴责社会冷漠的同时，也意识到这种冷漠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但是理解之后，何去何从？究竟是道德败坏，还是道德被各种压力以及不完善的社会制度碾碎了？

　　斯伟江：生存压力大确实是事实，很多路人匆匆走过，可能是因为自己也很忙，忙于生计，无力去“管闲事”。我们现在缺乏社会保障，中下层工作压力极大，收入少，房价高，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走在路上都行色匆匆，这种情况的改善，恐怕和我国的整个制度有关系，目前看来，经济、政治制度等原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平，财政上的钱花在不该花的地方太多。

　　社会正义的分配也不公平，包括彭宇案，也包括层出不穷的腐败，都会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的沉沦。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说，我们现在是一个溃败的社会，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的。我国传统的价值观被摧毁，代之以虚无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可现在社会上真正流行的是实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道德基础从何而来？

　　何去何从，说实话，只能按照老祖宗的说法，天道周星，物极必反，相信慢慢会好起来。就社会个体而言，就是要对自己负责，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去影响周围的人，少说大话，多做实事。社会不会一天就变好，但是，有一群人在努力，总会慢慢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