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4600米 记者亲历国内首个长江源保护站建站理想与现实：民间环保组织的双重命题

　　□晚报记者 劳佳迪 青海摄影报道

　　深秋的青藏高原，生命迹象正逐渐消褪。偶然一只藏野驴或斑头雁掠过灰白冻土带，都让车厢里紧挨着的两个人惊叹感动。

　　天色渐暗，这辆超载的运煤车在车灯打出的微小范围内，蹒跚在冰雪覆盖的昆仑山口。狂风卷着坚硬的雪片砸向形单影只的车体，翻越垭口令挤在副驾驶座上的两人体验到高海拔的缺氧环境。

　　直至深夜，运煤车终于抵达位于青海省西南端长江源区的唐古拉山镇。为了抵御冬季4600米海拔的暴雪与严寒，数百栖居于此的镇民已陆续下撤。两个人背起巨型登山包，打着头灯走向了目的地--一座废弃汽车站。

　　这是10月中旬，汽车站内聚集着七八个环保志愿者。一个名为“绿色江河”的环保社团正驻扎于沱沱河畔，不计酬劳地修建国内第一个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然而，这场修复脆弱生态的民间努力，也遭遇着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命题。

　　1江源守望者

　　10月7日，开阔而寂静的晴空让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会长杨欣感觉连月来的第一次放松。由于保护站工期将尽，杨欣也即将结束每天十数小时蹲点工地处理的各种琐事。在众人调侃的目光下，被戏谑为“野人”的他对着镜子掏出一把小剪刀，修剪起上唇标志性的大胡子。

　　但天空的蓝，稍纵即逝。迟疑的光线突然令原野半明半暗，汽车站后背的唐古拉山脉也瞬间浸没在浓重的湿气中。少顷，刺骨凛冽的寒风从八方涌起，硕大的雪片层叠欲来。杨欣急忙丢下剪刀，带着志愿者金辉、王闪一路小跑赶往紧靠沱沱河的保护站。他心里记挂着尚未修葺完毕的屋顶。果然，措手不及的气旋裹挟着沙砾和遮蔽屋顶使用的塑料布在半空乱舞。驻守保护站的管理员郭云哲虽已爬上屋顶，却难以直立。

　　杨欣和年近甲子的金辉径直跃上屋顶，在暴风雪中费力将被吹得七零八落的石块和水泥板复归原位。狂风作用下，屋顶已摇摇欲坠。一阵忙乱后，潮汐般起伏的临时屋顶终于恢复了稳定。

　　经过40天的昼夜努力，保护站已具备雏形，待漫长的冬季一过，就可进行涂漆、供电和采暖设备等内装修。如果工期顺利，混搭着藏族元素和现代感的红色外立面建筑将于明年初夏成为沱沱河一景。

　　对门窗、工地设备仔细检查后，杨欣等人回到了汽车站。汽车站的平顶上，唐、古、山、镇几个字早已年久毁坏，志愿者们依靠仅存的“拉”字辨识它以往的身份。进屋，矩形空间被布置成卧室兼客厅，六七张简易搭建、寒暑通用的床靠墙摆放，军绿色的被褥因低温而手感僵硬。

　　除了初来乍到的志愿者正吸氧休整，剩余者都在忙着劈柴、煮饭。由于沸点低，大锅炖汤和炸油饼成了炊事首选。不过，有时淡水源也令人头疼，需要等待从几十公里外的开心岭采水贩卖的镇民前来。

　　晚上十点，入夜未深的汽车站已有鼾声环绕。杨欣或许会做一个蒙太奇的梦，梦中，他回到了25年前作为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队员渡过的蜿蜒优美的“蓝色线条”；也再度看到重返长江源时所目睹的冰川退缩后的遍地冰碛物和孤零零的冰塔。

　　2生态乌托邦

　　在杨欣的构想中，唐古拉山镇应该打造长江源第一生态镇。 “最基本的就是实现镇民不随地大小便和修整房屋，把混乱规划的电线杆拔除，并且大力发展旱厕。 ”杨欣告诉记者，绿色江河设计的旱厕将利用蹲坑下方产生负压，将厕所气味抽排出去，以净化空气，“每一个粪坑都设有一个斗，套上可降解的塑料袋，粪尿分离后，尿液顺管子进入污水处理系统。 ”

　　据悉，第一个环保厕所将在保护站内建成。除此之外，当地不够健全的垃圾收运制度也成为杨欣的心头之患。记者在街道上看到，虽然垃圾箱已经普及，但至少一个月才会有一次清运。 “垃圾填埋场都是雇佣零时工，因为缺少经费，后期管理无法跟上，收运队伍没有正规编制。 ”据记者了解，当初沱沱河垃圾填埋场的建设也来自绿色江河的倡议和四处争取，曾经一度泥牛入海，直到2009年青海省发改委才批资筹建。

　　但填埋场现有制度和效果已引起了杨欣的省思。 “现在应该完善垃圾收运机制，比如建环卫站，下拨一定经费，也可以让沱沱河的餐馆、汽修厂等住户分摊一部分费用，或者以‘环保费’的名义，向游客转嫁百分之几。 ”

　　而保护站建成后，绿色江河也将推行“垃圾换食品”的新模式。 “我替当地政府算过一笔账，通过这个项目的运行，1万平米的草原上，100户牧人一年只需要花费几万元，而即使建设简易的垃圾填埋站，就要花几百万元，我们希望能给政府提供示范。 ”

　　据设想，两年内江建立一套牧区垃圾回收、处置模式和常态化管理机制。杨欣的紧迫感是来自江源区生态环境的不断变迁。2005年始，他就组建由冰川学家、人类学者、当地居民参与的考察队持续跟踪观测长江源冰川退缩情况和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的变化，测算出长江源冰川近40年间退缩4000米的精确距离。

　　“现象是冰川消融、冻土下降与河流径流量的增加，本质则是人类活动的变化，比如汽车、摩托车的需求增长，导致了对牛羊需求的增加，也就引发了草原过度放牧的问题。 ”对于透支环境会将母亲河带向何种境地，杨欣显得忧心忡忡。

　　3资金从何来

　　不过，宏大构想背后，却蛰伏着无形的资金阴影。据悉，该保护站主体建筑实用面积200－300平方米，设施将包括污水处理示范，太阳能和风能示范等。 “光一套污水处理设备就要150万元，使用的三层玻璃造价超过1000元/平米，新型的墙材价格也比传统混凝土的高。 ”杨欣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整个保护站建材、人工共需150万元，等内饰全部装修完毕，至少还需要投入300-500万元。如此一笔天文数字，对于非营利性、同时没有政府财政埋单的民间环保社团而言，是难以回避的冷酷现实。

　　绿色江河的筹资之路，一直依托杨欣著作的义卖和社会捐赠。从官网公布的数字看，截止9月底，2011年杨欣所著《中国长江》画册义卖所得为3.18万元，志愿者合著的《亲历可可西里10年》卖得1816.1元，项目捐赠共获得1.51万元，一次校园图书义卖活动获得4300元。

　　而在2010全年，社会各项捐助的总额是11.08万元，《亲》一书义卖得款657元，项目捐赠1.64万元。这些数字对于庞大工程来说无疑杯水车薪。

　　记者注意到，基金会是绿色江河募款的大头资金来源。 “浙江一家基金会给保护站投了80万，先期支付了40万，另一家风投公司打算投100万，先期支付50万，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杨欣坦言，尽管如此，剩余资金缺口仍无处弥补。

　　从现金支出的账目看，仅两名大工的雇佣费用就超过了1.5万元，受民工荒的波及，大工佣金涨到了300元/天，小工为110元/天。而在7月6日-31日之间，运土车、铲车、潜水泵等建站设备的租金、装载机的劳务费、汽油费、志愿者伙食费等共支出了2.27万元。 8月包括人工费在内的全部费用为4.5万元，9月为3.56万元。

　　但在对商业模式的选择上，“求钱若渴”的绿色江河依然划定了清晰界限。 “不接受冠名，之前有一家日本轮胎商想出一大笔钱冠名，被我们拒了。 ”杨欣告诉记者，目前接受的商业合作，只包括由合作方指派志愿者沿途宣传。记者注意到，保护站矗立着五根旗杆，“如果有合作方愿意出一年管理费，也可以将旗帜悬挂一年。 ”

　　4得失志愿者

　　如果说筹资是民间环保组织的 “阿克琉斯之踵”，其所秉持的志愿者责任制也走过了一条尤为艰辛的道路。按照绿色江河的建站计划，志愿者项目将持续两年，每年6－10期，每期5名志愿者到唐古拉山镇服务15－30天。

　　接近4600米的高海拔，正是志愿者应对的第一项挑战。 10月与记者同批的志愿者中，就有一位成都志愿者因患高山病被急送回格尔木，医院诊断结果为急性肺水肿。救护的人力、财力与道德风险，也是绿色江河的沉重负担。

　　“对于高山病，由于医学上还没有检测高山体质的精确指标，以后我们将严格控制志愿者的行程安排，要求在格尔木休整2-3天，纳赤台休整2天。 ”杨欣如是回应。而一个更悲伤的例子是：2002年末，志愿者冯勇在可可西里一氧化碳中毒身亡，成为中国第一起志愿者遇难事件，其时蜂拥而至的非议也几乎将绿色江河逼入绝境冯勇是索南达杰保护站招募的志愿者。 1997年秋在长江北源楚玛尔河流域建起的索站被时任北京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的金辉称为“无人区的红房子”。当时，多次进入河源区的杨欣发现，最近一户牧民距离长江正源姜古迪如冰川只有两公里，放牧的高度已逼近5500-5600米的永久雪线。更令他触目惊心的是，沙丘压埋草地，通天河北岸形成了长达40公里的沙化带，而由于非法偷猎者的大量涌入，1993年到1994年间，藏羚羊数量锐减90%以上，以往可以多达1.5万只的羊群当时只剩10只。

　　杨欣与策划者们靠义卖著作《长江魂》一书所得资金购买了建筑材料，在风雪昆仑山脚下艰难建站。但就在志愿者机制启动未满两年之际，冯勇之死曾令绿色江河和杨欣争议缠身。2003年，索站移交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统一管理使用。不过，直至今日，志愿者仍被视作绿色江河的灵魂。 2001年至2003年间，志愿者沿昆仑山口到五道梁之间100公里的青藏铁路施工沿线进行了139次调查，取得1400多组数据，完成了2万多字的报告，为国内首创。

　　但正是有了生命换来的教训，记者拿到的一份志愿服务须知上明确注明：“单人离开保护站500米以外必须请假，活动范围超出1公里必须两人以上同行”。

　　◎对话杨欣

　　就在杨欣离站的前一天晚上，记者在汽车站采访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环保人士。干燥环境加重了他的慢性咽炎，尽管语速偏快，仍不得不在说完一个短句后稍事停顿。因一把被他自己称作“羊毛”的大胡子，无人能辨清杨欣的真实面容。有人将他奉若神祗，有人视他为堂吉诃德，但只有凝视他的双眼，才能感受到逼人而来的赤子情怀。

　　记者：沱沱河保护站的项目计划为2年，2年后会像索南达杰保护站那样移交给政府管理吗？

　　杨欣：这是有可能的。

　　记者：有为他人做嫁衣的感觉吗？

　　杨欣：当初可可西里没人管，我们的初衷就是推动建立 “大长江源保护区”，包括当曲、楚玛尔河、通天河，也包括沱沱河，既然已经推动了当地环保决策，我们就感觉满足了。撤离以后，我们做了冰川、垃圾调查，主要是为政府示范牧区和水源地的环保提供范例。

　　记者：索站移交给政府后，是否实现了你的预期？

　　杨欣：接手索站后，政府做了更多复制，基础建设和志愿者制度方面都沿用了我们的模式，包括主动和媒体接触。现在政府至少可以抓到偷猎者，藏羚羊保护机制也已经建立起来，成了国内知名度最高的野生动物，这些都是成效。

　　记者：绿色江河是经四川省环保局批准，在四川省民政厅正式注册的中国民间环保社团，而这种获双系统认可的环保机构在国内少之又少。

　　杨欣：是的。绿色江河的注册其实具有很大偶然性，许多环保人士听说我们注册成功都感到不可思议。注册还牵扯到民政系统，1999年我们拿到的批文是001号。注册问题是困扰国内绝大多数民间环保组织的大问题。

　　记者：实际项目操作中，正式注册与非正式注册之间，你认为差异在哪里？

　　杨欣：注册后就是合法了，有营业执照、收据和银行账户。一些比较了解NGO的人可能不看出身，但如果是向联合国之类的地方要钱，就规定必须有这些东西。

　　记者：你从事民间环保已经二十多年，在你看来，国内NGO发展的最大瓶颈是什么？

　　杨欣：国内这些组织相对弱小，很多只是做相对不深入的调查培训，给人的感觉就是到处申请资金，而国外比较专一和专业。另一方面，国内NGO很难吸引到很优秀的人才，因为给出的待遇不是很高。

　　记者：在外界看来，国内NGO更像是“一言堂”，如果灵魂人物离开，组织就会瓦解。

　　杨欣：如果要组织机构有可持续的发展，资金问题就必须解决。我也曾建议投资方可以拿出一笔钱支持员工的生活补贴。

　　记者：许多人都好奇，支持你多年执着的理由是什么？

　　杨欣：可可西里的出名其实是因为死了很多人，长江漂流出名也是因为死了很多人。在我这么多年的两种经历中，一共死了13个人。而我还活着，还有什么理由不执著？

　　◎郭云哲的100天

　　漆黑夜晚中，唐古拉山镇的阡陌小道上闻得错落狗吠。十点多，汽车站的志愿者们都已入睡，一个穿着迷彩裤的男孩提着夜灯合门而出。和往日一样，他将在工地搭帐篷守夜。深秋的夜空，星斗已不同夏日般璀璨，银河在半空挂着疏淡的影子。

　　这个85后男孩，名叫郭云哲。保护站的志愿者迎来送往，但他是常驻管理员。令记者暗暗吃惊的是，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环保专业的他，今年7月，他毅然从CBD走出，现在从事绿色江河出纳、财物管理、后勤、施工协助等和环保专业并不沾边的工作。

　　当然，还有一个更不沾边的工作是看屋子。那时，他就烧烧水、劈劈柴。环保在他眼中，充满了琐碎气息，并不是风花雪月的浪漫。但正是在这种枯燥现实的烛照下，郭云哲对以往的环保生涯有了更深体悟。

　　刚上大学时，他加入了北京高校环保联盟“绿色大学生论坛”，培训师就是绿色江河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的006号志愿者康大虎。今年6月，阔别5年的故人又在沱沱河重逢。

　　当时的郭云哲并未与绿色江河接触。2007年“中国大学生环保组织合作论坛”上名为“全球变暖与大学生的环境责任”的分会，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气候变化的课题。

　　说起当时推出的名噪一时的“绿色校园”项目，他仍如数家珍：“我们通过对校园温室气体排量的计算，调研高校的能耗值，希望从中找到节能减排的空间，并换算成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项目最后在21个城市、23个高校试点。 ”

　　但毕业两年后，郭云哲再度出走。这一次，也许是出于对过去环保事业的总结和反思，想要走得更远的他选择了更接地气的管理员工作。

　　即将入冬的沱沱河，对于这个面貌稚气未脱的男孩而言，是一场全新的挑战。昨天，他的微博(http://weibo.com)记录或许是心声写照：“刚才还好好的天气，突然一阵强劲的西风刮来，雪花夹着沙子几乎平行于地面飞行，没一会儿就让保护站和大地覆上一层白色，惊奇地发现三只斑头雁正沿着河面逆风艰难飞翔。 ”

　　◎记者手记

　　虽然有着五次公路入藏的经历，36个小时的火车硬座与15个小时的长途搭车，还是让初到唐古拉山镇的记者领教了缺氧的威力：胸闷、气喘、感冒症状，几乎走上几步就会浑身乏力。

　　在保护站的十数天，记者亲历了策划者的智慧与辛劳，也为每一个在艰苦自然条件下奉献绵薄之力的志愿者喝彩。没有任何报酬、承受着身体折磨……尽管成就不了惊天动地的伟业，他们却默默坚守着灵魂的净土。

　　“最初的时刻，高原是一种客体。我们都曾想过游走于它坚硬的背脊，像过隙白驹。但当我们暂时脱掉那件角色的外衣，化身高原的栖居者和驻足者，短暂的异乡体验便不再绚烂，它可以让所有自我幻觉的重量瞬息化作泡影。我们来到高原，最后见证了自己的卑微，这才是神秘的馈赠。 ”记者在微博上如是写道。

　　但灵魂净土毕竟是太过私隐的体验。在德国，所有保护区和国家公园都设有保护站或教育中心，其中设施都由政府出资建设，部分交给民间组织管理使用，政府支付一定维护费用。这样合作互补的公共模式确有值得借鉴之处。

　　国内NGO的 “内修”也路漫漫修远。微观层面看，中国环保NGO缺乏完善的自组织建设能力，缺乏组织发展壮大的空间也是不可忽视的现状。

　　而如何让公众对环保的认知从“英雄主义的壮举”过渡到“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同样道阻且长。但愿如志愿者、作家金辉在“长江源碑记”中所写：“祈山清水秀舟畅鱼安之长江，合神州大地炎黄百族之子孙，相与长流，相与流长，偕存之于远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