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商雄谱

　　 作者: 谭洪安,郑光辉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都督创建了民国，我创建了汉口。”

　　相传，这是民国初年副总统黎元洪召见汉商刘歆生时，后者冲口而出说的一句话。时年不过三十来岁的后生晚辈，敢跟威望正隆的前湖北军政府都督如此开玩笑，底气从何而来？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语。如果你知道如今汉口最繁华的江汉路步行街，最初的名字叫“歆生路”，其周边大片中心闹市的道路、街市、住宅，都是此君一手营造，大概就不会有以上疑问了。

　　号称“地皮大王”的刘歆生，只是清末到民国之间，头角峥嵘的诸多成功汉商之一。

　　遇“张”而起

　　与很多成功的商人类似，刘歆生出身寒门，年幼时在汉阳乡下为人看鸭、放牛，因祖父、父亲都是天主教徒，得以时时跟传教士接触，逐渐学会日常的英语和法语，后入汉口的洋行当练习生。刘善于察颜观色，八面玲珑，颇受器重，24岁（1899年）即获法商立兴洋行提升为买办（等于今日外资公司的中方职业经理人）。

　　积累了一些资本后，他又独自开办阜昌钱庄，并在湖北襄樊等地大量收购白芝麻转往上海销售，利润丰厚，很快成为20世纪初的武汉商界新锐。

　　天天与洋商打交道，刘歆生视野开阔，眼光长远，他预见到汉口商业必有大发展，地皮会越来越值钱，决意投资。当时汉口城墙未拆，市面狭小，城墙内处处水塘土堆，城外尽是湖沼洼地，一般人以为一文不值，他却乘机向银行、钱庄借钱，大肆贱价买进。据说他是“划船计价”，先在欲购地皮四界插旗为标，然后乘船沿线按划桨次数计价，每桨付一串钱或300铜元低价。

　　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耗资白银百万两，在汉口北部低洼处筑成全长34华里的张公堤，堤内相当于原市区面积数十倍的荒废积水之地，自此免遭水患，刘歆生名下地皮有1/4直接受惠。1906年，张之洞力促铺设的京汉铁路全线通车，汉口市区设四个车站，到北京的快车只需36小时，而以前走驿道要27天，汉口作为华中商业重镇的辐射力大幅提高。第二年，汉口城墙拆除筑路，市区急速扩张，刘在城墙内外囤积的大片地皮身价激增。他随即雇佣廉价劳力，运土填基，在如今的江汉路一带及铁路线附近，修建铺面和住宅出租。

　　恰逢汉口英租界当局为繁荣市场，便利交通，欲从长江边码头修建一条东西横贯市区的直街，修路经过的一段地皮属刘歆生所有，而刘又承包了英方填基修路的土方工程，双方反复洽商，终于达成以其名字命名新街的交换条件，这就是后来的江汉路。

　　后来，他还发动殷实商人，联手建设“汉口模范区”，与英俄德法日租界分庭抗礼。全盛之时的刘歆生，不仅雄踞武汉三镇，沿京汉铁路上至石家庄站，沿陇海线西起归德（今河南商丘），东至徐州各站，都有他收购的地皮，已有几分百年后全国圈地的地产大鳄的影子了。

　　刘歆生善于借张之洞“湖北新政”之势而发达，清末民初另一汉商领袖宋炜臣，则干脆就是依靠张之洞“座上宾”的关系，打开一片天地。

　　年长刘歆生近10岁的宋炜臣，为浙江镇海人，是宁波帮大佬叶澄衷的同乡兼亲信，早年当过店员，23岁进入叶于上海开办的中国第一家火柴厂燮昌火柴厂，因办事干练，管理有方，很快升为经理，不到30岁，便使工厂盈利近100万两银子。

　　宋炜臣曾赴汉口考察，认为此地工商业大有发展前途，1897年，他手持叶澄衷介绍信，赴汉求见张之洞，获得首肯后，以42万银元资本，创办汉口燮昌火柴厂。这是武汉第一家民资资本企业，叶宋各持1/3股份，其余对外招股，由于得到张之洞批准的10年经营专利，开办当年即获利10万两，以后数年利润日丰。

　　宋炜臣谙熟官场文化，不仅以巨款捐得候补道（有名无实的虚职）官衔，1903年，他在汉口市中心经营一家军装皮件商号，于二楼专辟华丽房间，供招待湖北高官之用，常住武昌总督府的张之洞，过江到汉口视事时，常会借此歇脚，心情大好之余，称赞宋乃“有为之士”。

　　当时汉口除租界有电灯厂外，本地人所住街区尚不通电灯和自来水，屡屡有人挟洋资申办水电厂，为张之洞所拒。宋炜臣得知其不愿引入外资的心意，邀集浙江、江西及湖北本帮三方十余名巨商为发起人，联名呈请筹建“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1906年7月，获张之洞批准，在上海筹资100万银元，在汉口招股170万元，官股拨款30万元，正式成立公司，宋炜臣出任总经理。次月，同时动工兴建水电两厂，1908年电厂建成送电，1909年7月水厂建成送水，这是汉口乃至整个武汉三镇向现代城市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

　　1907年，他还与其他富商集资49万元成立汉口扬子机器厂，向张之洞的心血之作汉阳铁厂购买钢铁，制造铁路桥梁、车辆、叉轨，后发展到制造船只和动力机，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民营机器厂之一。同一年，他出任新成立的汉口商务总会（1916年改组为汉口总商会）议董，并连选连任。

　　“汉”纳百川

　　汉口有句俗语：“此地从来无土著，本乡人少异乡多”。早期汉口商界由陕西及徽州等商人唱主角，清末民初则以得近代工商业风气之先的江浙帮表现更为抢眼。

　　与宋炜臣一样出身宁波帮的沈祝三，幼年学木工，后随舅父到上海打工，得入上海协盛营造厂（即今之建筑公司）。该厂承包英商平和洋行打包厂的工程，沈工作勤奋，得洋商赏识。1905年，平和洋行到汉口投建打包厂，指名沈祝三赴汉主持督造。沈到汉后，全权负责协盛营造厂汉口业务，又自行承包其他工程，1908年，刚过而立之年的他正式独立创业，兴办汉协盛营造厂，日后成为武汉三镇最有名的建筑商。

　　沈祝三通英语，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通过平和洋行关系，对英商在汉的银行、洋行、工厂的建筑工程，都能包揽。他重视工程技术，不惜高价从上海招聘人才来汉，施工机械有英制搅拌机、蒸汽打桩机、电动起重设备等，还重金购置了20多辆卡车，以及货轮、拖船多艘。他每年以低于市价两成的价格，直接从德国的钢铁公司采购两三万吨钢材到汉口，不必受市面上钢价波动影响。

　　他又有意识延伸产业链，自办砖瓦厂、轧石厂、炼灰厂等建材企业，不仅满足自用，还大量供应市场。并能借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经理是宁波同乡之便，贷款数十万元，扩充业务。

　　自开业之日起到1937年为止，近30年间，汉协盛承建武汉三镇大量有名的建筑，如汇丰、正金、花旗、浙江实业等中外资银行，既济水电、三北轮船、英美烟草等中外资公司，协和医院、南洋大楼、汉口总商会、西商跑马场等重要公建。武汉大学内若干为人称道的主体建筑，也是出自沈祝三的手笔。

　　刘歆生是土生土长的“地皮大王”，沈祝三则堪称猛龙过江的“营造大王”，上述众多建筑，一部分至今仍留存，成为武汉近现代城市转型和商业繁盛的历史见证。

　　从刘歆生到宋炜臣再到沈祝三，无不都是19世纪的“60后”和“70后”，他们在底层奋斗多时，历经甘苦，终于抓住机遇而取得成功，而1893年出生的无锡人李国伟（与宋庆龄、杨虎城、毛泽东、白崇禧等政治风云人物同年），走的是一条全新的经商路。

　　李国伟1915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之一）土木工程系，任陇海铁路总工程局设计工程师，次年，与无锡同乡、号称“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的著名实业家荣德生之长女荣慕蕴结婚，后加入荣氏企业工作，逐渐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

　　1918年，荣家委派李国伟到汉口创办福新第五面粉厂，1921年又筹建申新第四纺织厂。1919年投产的第五面粉厂，注意以质取胜，很快压倒武汉各厂，并打进国内外市场，获利丰厚，规模迅速扩大，开工5年，生产能力翻了一番，运转资金增加了4倍。

　　申新第四纺织厂1922年投产，起初因资金不足，技术落后，且李国伟是纺织业外行，又遇日本纱布倾销，以至连年亏损，上海方面有些股东对其办厂能力产生怀疑，日商更乘机发动收购，以完全操纵华中纱布市场。李国伟一再向荣家陈说利害，终于得到支持。

　　自此，李国伟苦学纺织技术，又亲到上海和日本的纺织厂考察，大力改进管理制度，经过数年苦心经营，力挽狂澜，到1935年时，第四纺织厂已拥有纺机5万余锭，布机上千台，还有成套染整设备，成为荣氏家族旗下申新系统首创的全能设备纺织厂。

　　江浙帮以外，清末到民国活跃于武汉三镇的重量级外省籍商人，还有1902年起承租张之洞布纱丝麻四局，并扭亏为盈的广东韦紫峰、韦应南父子（其企业为应昌公司），奠定中国西北和西南民族纺织工业基础的裕大华纺织集团董事长、四川巴县人苏汰余，原籍山西、热衷多元投资的大买办刘子敬，以及江西帮大盐商胡赓堂、黄文植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8月，黄胡二人聚江西同乡富商之力，集资100万元，成立汉口地方首创的纯商业性质银行“汉口大孚商业储蓄银行”。黄文植更刻意结交冯玉祥和江西籍的刘峙等军政界要人，三次连任汉口总商会主席一职（1927年~1938年），抗战爆发后，他曾积极劝募救国公债达1000万元。

　　渡尽劫波

　　20世纪上半叶，地处中华腹地的武汉，历经辛亥、北伐、抗战诸役，战火所及，商人命运也几度浮沉。

　　比宋炜臣还年长一岁的湖北咸宁人蔡辅卿（1865年生），学徒出身，在汉口卖海味起步，继而经营人参、燕窝及药铺、当铺，又购轮船两艘航行于汉口、咸宁及湖南水域，20余年间成为武汉商界中坚，先后出任汉口商务总会总理，以及湖北省商会联合会与中华全国商教联合会副议长。

　　蔡平日关心国事，曾是清末地方立宪派主将汤化龙发起的湖北宪政同志会36位基本会员之一，1911年夏，他组织武汉32个商团保安会和82个商业行帮，在武昌阅马场开万人大会，为汤氏赴京请愿送行。

　　武昌首义爆发，蔡辅卿当即通知汉口各商团保安会“以白布为标记”接应起义民军。首义第三天，汉口军政府成立，他主动合作，主持汉口商务总会在汉口各处设粮台，并发起筹款约12万元，资助与清军激战的民军。后来清军反攻，汉口失陷，清将冯国璋要蔡辅卿和时任汉口商会议董的李紫云等出面维持治安，二人均避而不见，不予合作。

　　与蔡辅卿年岁相近的武昌商人李紫云，首义之后连夜派人运送馒头酒肉到义军营地慰劳，并赠送10万元以济军需。鄂军都督黎元洪曾题写对联表示答谢：“实力雄厚，协助共和；事理明通，赞同起义”。

　　民国成立，李紫云继任汉口商务总会总理，并发起多位商界同仁筹建汉口第一纱厂，筹资210万两纹银（折合银元300万元），他一人出资数十万元，为众人之冠，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第一纱厂在日后武汉纺织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但武昌首义之后持续40天的阳夏保卫战，对汉口市面造成重创。特别是10月30日冯国璋下令在租界以外的市区纵火，以摧毁民军抵抗，大火前后烧了五天，汉口1/5街市焚毁，时人描述“遂使锦绣之场，一旦化为灰烬”、各行商业“残破殆尽”，数以十万计商民倾家荡产。据南北议和后粗略统计，大火造成直接损失上亿银元，汉口、汉阳17家典当铺损失340万串铜元，汉口100多家钱庄不能收回的债务约3000万两，银行钱局等更受到挤兑冲击，甚至遭到明火抢劫。

　　汉口大火也让刚刚建成不久的既济水电厂设备受损，总经理宋炜臣战时冒着炮火两方奔走，要求保全水电事业，战后又想尽办法借款，加以恢复扩建，因此不得已向日本商行借巨款250万元，历经数年才将外债还清。

　　1938年，抗战形势趋紧，武汉危在旦夕，三镇工商界再度面临生死去留的抉择。

　　上海、无锡先后沦陷，荣氏家族的工厂大多遭日军破坏，唯有李国伟负责的汉口福新面粉五厂和申新纺织四厂继续生产，且生意兴隆，利润甚厚。国民政府为保存国家工业血脉，支撑持久抗战，限令武汉工厂内迁，李国伟响应号召，不顾上海部分股东反对，组织员工将部分机器设备拆下经水陆两路迁往川、陕。

　　在李国伟努力下，迁入重庆的纱厂和面粉厂先后于1939年1月及5月即重新开工，成为迁川工厂中最早复工的企业。此后六七年间，李在重庆、成都、宝鸡等地拓建了20多家分支企业，为近现代工业基础薄弱的大后方发展经济、支持抗战贡献甚多。

　　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汉阳周恒顺机器厂老板周仲宣已拥有各种机床近70台，厂房3000多平方米，职工2200余人，资金100万元，生产能力居湖北民营机器厂之首。日寇侵占武汉前，周仲宣决定迁厂重庆，他与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合资，将公司改名“恒顺机器厂”，推卢为首届董事长。由于恒顺入渝较早，选址适当，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工厂业务迅速发展，至1941年，全厂各种生产设备增至100多台，总资本多达500多万元。

　　周仲宣还与先后到来的工商界知名人士胡厥文、章乃器等共组迁川工厂联合会，并得到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支持。他后来又是1946年重庆组建的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的发起人之一。

　　据有“迁厂之父”之誉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业联络组组长林继庸在《民营工厂内迁纪略》中所述，到1938年七八月间为止，因躲避战火，各类厂矿自外埠迁汉后再迁出者共170余家，武汉原有而迁出者150余家，搬迁过程一波三折，辛苦备尝，中国能赢得抗战最后胜利，武汉三镇爱国工商业主作出的卓绝努力和重大牺牲，不能不记下一笔。

　　晚境凄凉

　　生不逢时，遭遇乱世，近现代汉商巨擘，尽管都曾叱咤风云，独当一面，但结局多半不佳。

　　民国初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宋炜臣先后投资开采湖北阳新、竹山等地铜矿，又开办金矿和硝碱工厂，可惜铜矿全盘失败，1927年，其赖以成名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因各方逼债，被迫停顿，不得不转售予上海刘鸿生的大中华火柴公司，宋亦于同年郁郁而终。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会集汉口的俄罗斯茶商纷纷倒闭，茶叶无法出口，刘子敬的买办业务受到冲击，兼营投资的旗下各种企业也受牵连，屡见亏损，到了1927年，其重金投入的震寰纺织公司欠债45万两纹银，利息累计更达70余万两。适值当年大革命热潮涌动，刘子敬在汉口月租金收入3万银元的大量住宅、铺面收租困难，房产贬值，他只得向银行钱庄告贷，债务高达700万两，从此一败涂地。次年，他死于庐山，年仅44岁。

　　40岁后（1918年起），沈祝三因患青光眼渐渐双目失明，无法具体指挥，1930年承建武汉大学工程时，预算失当，入不敷支，加上1931年武汉大水，各项工程损失惨重，累计亏损达40万元以上，从此汉协盛大伤元气，不得不抵押房产厂房借债周转。1938年武汉沦陷后，他靠变卖存料及财产维持生活，1941年正月凄清中病逝于汉口。

　　刘歆生发迹之后自奉俭朴，不事铺张应酬，日常奔走洋商权贵之间，也很少坐车。但其地产投资过度，早在1911年时已积欠华洋各界债款高达500多万两纹银，因无现金偿还，只好变卖市中心地皮及商铺、住宅共40余万平方，后来多年又陆续卖地还债。不过，直到1946年去世时，他拥有的地皮数量，仍居汉口各业主之上。

　　学徒出身，后当上汉口银业公会理事长及汉口总商会会长的汉阳人万泽生，抗战期间留居汉口法租界，保持民族气节，不与日伪合作，1942年还拿出1万元送给新四军第五师作为经费。1949年9月16日，75岁的他猝然去世，当时距武汉解放不过4个月。有一个至今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他担心新政权没收其财产，追究其资本家和大地主身份，惊惧之下，自杀身亡。

　　与坚持留在大陆与共产党合作的荣德生家族保持一致的李国伟，倒是得以善终。1951年起，他将名下经营企业陆续申请公私合营，抗美援朝时更捐献飞机，为武汉工商界捐款最多者，为了购买经济建设公债，他甚至专门刻“支援建设，永不兑现”章一枚，加盖在公债票面上。

　　1978年10月1日，李国伟以85岁高龄在北京逝世。两年前，他的同龄人毛泽东已经离去，中国历史轨迹再度发生剧变，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商业时代曙光乍现。

　　感谢湖北省商贸流通业协会会长杨育顺、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对本文采写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