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是一种误解

　　21世纪经济报道 伏昕;周一慰 上海报道

　　核心提示：参与相关调研的胡怡建称，增值税制的形成和发展对推进中国制造业发展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从1983年先在部分机械类行业试点，到1994年在工商业全面推行，再到2004年开始在东北地区试点设备抵扣，直到2009年对所有企业设备抵扣。30年后，增值税的改革终于行进深水区。

　　“我们一开始抵扣原材料，后来抵扣设备，这样就把工商业重复征税的问题解决，整个问题解决用了30年时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胡怡建表示。

　　参与增值税扩围改革上海试点调研的胡怡建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认为，增值税制的形成和发展对推进中国制造业发展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而当中国由制造业大国转向服务业强国的时候，是不是要吸取当年增值税改革的经验，把增值税改革的内容延伸到服务业，清理服务业的重复征税问题。”

　　对于此次方案退出后的各种改革是否带来实质性减税的争议，胡怡建认为，改革为了减税的说法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误解。“从短期来看，增值税对不同行业差异很大，有些行业改成增值税以后，它的税赋负担可能会加重。但是改革的意义在于清除重复征税的制度性障碍，理顺市场关系，对于服务业长期发展来看是有意义的。”

　　全国财税可减征4000亿？

　　《21世纪》：作为中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扩围改革为何选择上海作为先行试点地？

　　胡怡建：这次国务院提出，要进一步解决货物和劳务的重复征税问题：一个是劳务买进的材料和人家给他提供的服务不能抵扣，导致重复征税；二是为生产企业提供服务的现代生产型服务业也不能抵扣，所以也是重复征税。

　　这个税改的理念有了，下面就是选择某个行业某个地区的问题。在上海首先进行改革的一个原因是上海服务业比较发达，矛盾也比较突出，更需要解决，它遇到的一些问题是其他地区共同遇到或者即将遇到的。

　　另外，这次和2004年东北地区的设备抵扣试点不同的是，并不是被动接受中央安排，而是上海经过调查研究找到了这个目标，认为这是为了解决上海服务业发展瓶颈的一个制度性障碍。

　　2009年的时候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冷班子”，经过一年左右的研究调查，认为上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建立一个以服务经济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当时我们从“四个中心”建设中寻找重点，希望上海从商品进出口贸易转变为服务业贸易，不仅能降低资源能耗，而且附加值高、利润率高。

　　要促进服务业发展，就要研究制约它发展的机制、体制、税制的障碍，后来向国务院提交了研究报告，在国务院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到上海来摸底调查、测试的基础上，提出了由上海“先行先试”。

　　《21世纪》：增值税“扩围”涉及中央和地方既有利益的重新分配，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合理照顾各方利益。方案上应如何设计以排除增值税改革的阻力？

　　胡怡建：增值税是央地共享税种，中央拿75%，地方拿25%。企业不交营业税改交增值税以后，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地方的利益给中央拿去了。所以

　　在这次上海试点里有几个不变的原则。

　　一是收入归属问题，即保持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不变，原来属于服务业征收营业税的，改成增值税以后，这部分税还是归地方所有。

　　二是保持原有减免税优惠政策，即有些服务业有减免税政策优惠的，比如十七八个沿海城市从事现代先进技术出口外包服务的，是实行免征营业税的。改成增值税以后，这种政策优惠还是会继续保持。

　　三是跨地区流动问题，虽然此次增值税改革为上海先行试点，但是中央明确规定，如果上海为其他地方提供服务，改成增值税后，本来是交营业税不能抵扣的，现在都允许抵扣。

　　当时有个讨论是先改税，还是税和分配关系一起改革。我觉得一起改是没法改的，应先改税而其它不动，等改好后再来调整分配关系。

　　《21世纪》：为什么选择交通运输业作为主要试点行业？

　　胡怡建：有了理念之后如何推进，是选择某一个行业还是全面推进，选择什么行业？我们认为，一个是矛盾突出的行业，因税制阻碍了发展；一个是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中比较重要的行业。

　　上海当时觉得从理论上来讲最应该解决的就是航运业。重复征税问题矛盾最集中的是生产服务行业交叉的领域，在上海试点之前，关于交通运输业的增值税改革就已经有地方开始做了，现在的运输业很大一块是为生产性企业服务的，其他餐饮宾馆为生产性企业服务的不多，所以一开始就想为它寻找一个变通的方法。现在等于把变通方法抵扣的改成名正言顺抵扣的。此外，物流业呼声很高，因为中国运输成本现在已经很高。

　　《21世纪》：对不同的行业来说，营业税转为增值税的这项改革的受惠情况是否有所差异？

　　胡怡建：改了之后到底对企业有多少好处，这是最复杂的。对不同行业差异很大，有些行业改成增值税以后，它的税赋负担可能会加重，同样是在交通运输业里面，航空、航运、铁路、公路四个领域都存在差异。

　　现在航空业特别愿意改，但铁路不一定愿意改。由于方案明年1月份开始实行，明年买进的材料和设备，进项税都是可以抵扣的，而今年已经买的是不能抵扣的。

　　航空业它不断在拓展，不断买飞机，用油比重又很高，它都好抵扣。铁路如果也是大拓展，造铁路铺铁轨买机车，那它的抵扣量也是很大的，但现在铁路已经差不多饱和了。所以对于铁路而言，税率上去了，抵扣的东西又没有了，税赋不就增加了么？

　　实际上，这次改革的意义在于清除重复征税的制度性障碍，理顺市场关系，对于服务业长期发展来看是有意义的。对于增加的部分可以采取变通的方式，例如先征收再返还的方式等。

　　这种改革不是恩赐，而是将扭曲的市场关系回归到正常的状态。

　　《21世纪》：你曾提出增值税扩围改革是我国“十二五”期间最重要的税收改革，进一步扩围改革，不仅需要在税收政策和制度上做出重大调整，而且会打破与增值税相关的所有利益链，从而引发一系列利益关系重大调整，使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主要是哪些？

　　胡怡建：接下来有几种推广方式，一种是在上海试点行业逐步向全国推广，另外一种是在上海进一步扩大推广然后再试点几个行业，然后全国推广。

　　主要的困难是改革后可能对财政收入产生影响和冲击，到底财政能不能承受。我们当时有个测算，如果这次试点变成全国推行以后，全国财政收入至少少收4000亿。

　　还有一点，可能将来对消费型服务业的价格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可能会引起涨价。因为生产型服务业改增值税后，前面征了税，后面抵扣掉了。但消费型服务业，是最终消费，是卖给消费者的，原来是按3%和5%征税的，现在按照6%、11%、13%、17%征税，税率上去了，消费型服务业后面是没有东西抵扣的，税率上去就会打在价格里面。而生产型服务业不要紧，我打在价格里面在之后的环节就抵扣掉了。

　　另外，增值税是国税局征收，营业税是地方税务部门征收，上海国税、地税是混在一起的，这个问题就不大。但如果在外地的话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增值税归国税征，服务业改为增值税后到底是国税征还是地税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