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政府效率仍然大有空间

　　围绕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学界的研究正在深入。近日，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发布了《2011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该报告测度并实证分析了2011年中国内地31个省(区/市)的政府效率，其中苏、沪、京三省市的政府效率在全国位列前三名。

　　总体而言，这是一份颇有现实价值的研究报告，对地方政府效率问题有较为深入的探讨。从社会的角度观察，政府的运行为人所熟悉，但对于政府效率问题，却一直缺少更多的思考。事实上，在越来越强调要提升公共治理水平的当下，政府效率，不该只是学术圈的话题，而更应成为公共议题。

　　根据这份报告的研究，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的排名区域集中度较高，并在不同区域间呈现阶梯形分布趋势，这跟其他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当吻合。地方政府效率大致呈上升态势，但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效率具有层次性和差异性，政府效率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

　　政府效率与企业效率休戚相关，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那么，究竟何谓政府效率？用学术语言来说，指的是政府从事公共管理过程中以较低的成本、较少的资源实现政府最优产出，达到预定行政目标的水平和能力。通俗而言，高效率的政府意味着成本要小，产出却大。

　　政府是基本公共服务的组织者与提供者，而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种类如此繁杂，不胜枚举。不过，尽管不同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千差万别，但基本规律却是统一的，“小成本，大产出”的律令均能适用。以此标准对照当下地方政府管理的现实，公共治理需要改善之处甚多，政府效率的提升大有空间。

　　无疑，厘清政府职能，当是首要任务。职能不清，焉能有高的效率？相对于“市场失灵”，有一个学术概念名为“政府失灵”。这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概念，事实上，它表达的是公共治理效率低下的一种状态，指政府的活动或干预措施缺乏效率。

　　政府职能不清的后果显而易见，该为的没为，不该为的为了，“政府失灵”当然无可避免。很长一段时间里，政府在行使职能过程中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越位、缺位和错位的问题。这里的“三位”问题，其实就是指政府在宏观统筹上不到位，却不恰当地直接参与到微观经济事务中，同时，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没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导致地方政府效率难以提升的深刻背景。

　　很多时候，政府职能每一个具体细节的转身，都可能是一场艰难博弈的结果。因此，政府效率的提升，本质上是主事者能够超越部门、个人利益，而更多追求公共利益。这样一个问题，颇有些“功夫在诗外”的意味。

　　同时，要提升政府效率，当重视民主与科学决策，摒弃“一言堂”现象。有必要指出，在追求科学决策的道路上，包括决策者在内，都应该承认真理无法被垄断。决策者尽管能拥有大量决策所必需的信息，却也不能断然肯定就洞悉了一切，“盲人摸象”的可能依然存在。显然，“盲人摸象”怎么可能有很高的政府效率呢？

　　重视民主决策、科学决策，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其背后有如何看待权力的命题在。一些地方官员不愿意认同“每个人的无知是无限的”，不是不理解个人认识的有限性，而实在是不当的权力观作祟，是利益因素使然。种种纸上谈兵、教条主义和权力主义，正是使得政府效率大大打折的重要原因。

　　提升政府效率，还需要创新政府治理。以往人们多强调勤政，其实还需要强调“新”政。过去的官场文化，使得一些官员宁愿做庸官，也不愿去弄潮——庸官能太平当官，弄潮却可能触及他人利益，得罪人。“庸官治理”的结果，是政府效率的低下，是为官一方却辜负百姓民生。须知，无为而治是一种谋略，无为不治却是渎职。

　　回头来看，北师大这份研究报告，将“政府效率”概念凸显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意义。提升政府效率，需要制度改良、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努力，但在这些努力之外，更须回答上文中提及的种种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