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 面临公投的希腊人

　　

　　50岁的码头工人George

　　

　　大海贸易公司的总经理吴宗海。

　　

　　制图/陈昂

　　本报记者蔡胤 雅典报道

　　潇湘晨报资深记者，一直专注于宏观经济和产业经济领域的新闻采访和报道。曾经在迪拜危机和日本地震后，第一时间奔赴现场报道。其中《迪拜，中国淘金客在坚持》获得了2009年度湖南新闻奖报纸系列连续、组合报道奖。

　　当《经济学家》的专栏作家评论：“希腊不仅是民主，也是戏剧的发源地”时，我们看到的欧洲乃至全球对希腊公投的愤怒——对于欧盟峰会辛苦达成的债务危机解决方案，希腊政府的选择是付诸全民公决。

　　的确，这场赌博“赌注”太高。10月底的民调显示，58.9％的希腊人对欧盟方案不满。一旦公投的结果是对欧盟说“不”，援助只能停止，希腊将出现无序违约，金融市场会陷入恐慌，欧债危机有可能全面升级……

　　但在非黑即白的现实逻辑中，我们是否真正了解生活在这个即将面临公投的国家、它的人民，以及他们生活的变化？

　　地点：IN TOWN café

　　位于市中心Plaka区的咖啡馆，从宪法广场的麦当劳旁边的巷子走进来大约300米。菜单上，鸡肉卷的价格是12.9欧元。

　　对象：Dimitri Zissis（下简称DZ）

　　29岁，导游、翻译，还有n个兼职（都跟中国有关）。开BMW320，住父母（退休前是外交官）给他的公寓。

　　“现在全欧洲只有德国经济好”

　　“两千”说“二千”，“好”说“行”，今年29岁的DZ满嘴都是京片子。

　　DZ告诉记者，他在雅典成长到15岁，此后三年，在北京建国门外度过，当时父母在使馆工作，他就在三里屯的法国学校学了3年汉语。

　　DZ工作很卖力，而这个跟普通希腊人不同的习惯是在北京熏陶的。他用6年时间在法国读完物理和市场营销后，回到雅典一家旅行社工作，业余时间给中国商人做翻译，甚至为福建人的按摩推拿店介绍顾客换取佣金。

　　DZ说，他最大的愿望是跟中国人做生意。“我在中国有个朋友会做希腊菜，我想开家希腊菜馆。”他连开店的地段都想好了，选在王府井，走“高档一点儿”的路线。他已经斟酌了，经济不好的时候，反而有很多机遇。他甚至说：“我明白，在中国做生意，至少得认识一两个重要的人。”

　　我天天都在网上看新闻，你看我们这条街上，很多店都没开，我听新闻说关了40%。

　　现在全欧洲就只有德国经济好，法国也穷了。法国没什么好，阴雨天很讨厌，还下雨，冬天很冷，天气还是希腊好。

　　现在都不怎么在外面吃饭了，也很少开车，怕堵，我的宝马很耗油的。

　　这么年轻就结婚干吗啊，在我这个年纪，大部分希腊城里人都没结婚。

　　希腊父母都很疼孩子，不像法国，15岁后可能就不管了，希腊的爹妈会尽其所能为孩子提供条件。

　　希腊人也挺喜欢中国人的，真的，中国人在这做生意，帮助了希腊经济，又不像有的地方的人在这做坏事，没理由不喜欢中国人。

　　25年工龄的希腊码头工人：

　　“政府的错，为什么要我买单？”

　　在曾经的好日子里，码头工人George所在的航运业，与旅游业一起撑着希腊经济的大半个天空，而他们也逐渐习惯政府大方的薪水、福利和退休金；乏力的实体经济，恰逢希腊的福利开支、逃税、军费、贸易赤字越来越大，再加上2004年奥运会付出的110亿美元代价，让George和希腊一起卷入到欧元危机中。

　　愤怒和无望

　　让他走上广场

　　午后希腊首都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上，冬日暖阳洒向浅土黄色的国会大厦，蓝白旗在风里飘得很精神，周边原先红火的店铺不少都紧闭着卷闸门，这里最响的声音是乞者拉出的提琴。

　　半个月前，50岁的码头工人George就是在这个广场上睡了两夜。当天他早饭都没吃，7点就从家里开摩托车来到这里，他挤入的人群里，除了他的工友，还有记者、环卫工等其余7万个跟他一样愤怒的希腊人。

　　两鬓斑白、高大粗壮的George当天在国会台阶前隔着栏杆喊了几句口号，警察向人群喷催泪瓦斯，George就朝他们扔了几个石头。这场两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持续48小时，但George们说没什么用，无法阻止希腊议会当晚通过新的经济紧缩计划。这个节流计划的780亿欧元中，包含了George一家四口的面包、大女儿家庭教师的工资及水电费、手机费、房产税和油钱。

　　“我的工资已经从2000欧减少到1000欧，小儿子想买一双新鞋都要等到下个月，还要怎么样？”George斜倚着一辆货车，抬手搓了下鼻头，点燃了一根万宝路，“（希腊）政府很差劲，银行原来拼命放贷款，德国不停要希腊还钱，都是他们的错，为什么要我买单？”

　　“铁饭碗”不稳了，

　　每月收入缩水一半

　　雅典时间10月31日下午1点半（北京时间晚上7点半），George已经停下了手里的活儿，抽着烟等着下班。

　　这是雅典南边的比雷埃夫斯（Piraeus）码头，George在这个码头干了25年。2500年前的公元前5世纪末这里就设城开港，雅典所有的船都是从这里发往世界各地。

　　“我很不高兴。”这是George在码头休息室让翻译给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因为原来的好生活一去不返了。George现在有一个四口之家，妻子没有工作，大女儿19岁在上大学，小儿子9岁，每个月的开销约是：伙食费600欧元，水电费、手机费加起来约250欧元，剩下的150欧元要解决所有开销。而原来不是这样。在希腊，George所干的码头工人的行当，和环卫工人、理发师一样，都是享受“国家拨款”的“公务员”，有着较高的福利待遇。他常爱和朋友三五成群喝酒聊天，给孩子买很多礼物。每年圣诞节，他还能收到政府2000欧的“圣诞礼金”。

　　为了防止希腊危机加深，希腊议会在George罢工的10月19日晚原则通过包括裁减国营企业员工、增加房产税等内容的新一轮紧缩措施法案，这让George的生活彻底一落千丈，他以为一辈子的“铁饭碗”不在了。“这样下去，别说出去喝咖啡喝酒，连吃饭都要成问题了。”George说，最近儿子说要买双新球鞋，他无奈地说只能等下个月再看了。

　　收入减少、失业、加税

　　成了常见话题

　　在谈到物价和收入等现实问题的时候，记者接触到的许多希腊人都在诉苦。

　　此前，记者打车从宪法广场到中国城的路上，70岁的的士司机dimilikris就曾指着路边排着的长队无奈地说：“你看看多少的士在排队就知道，真是big crisis（大危机）。” 他告诉记者，原来他一天跑120欧元，现在跑70欧元，有时只有50欧元。

　　George：“加了房产税后，车都不敢开了。”

　　跟很多希腊人一样，George一家住在一套父母留下来的100平方的公寓里，原来，只有一套房子是不要交税的，而9月27日希腊立法者以155票对142票通过了存在较大争议的财产税法案，此后按每平米0.5欧元到20欧元收起了房产税。George算了一下，他的房子一年要多交近千欧元。

　　George还提到，刚毕业的年轻人，很难找到工作。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希腊的失业率增长到了16.7%，比欧盟的平均水平9.5%高出许多。

　　雅典经商大学国际与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希腊国家银行行长顾问George Pagoulatos当天在老城区奥冒尼亚（Omonia）的办公室里接受记者专访时透露，从2009年开始，失业率每年在以20%的速度递增。

　　华商：减赤冲击了中间阶层的消费力

　　营业额缩水1/3，大部分在撑着，有人在寻找新商机

　　在雅典市中心的老城区奥莫尼亚广场附近，一条叫做AGISILAOY的街上，挂着中国字招牌的服装店一家挨着一家，有些大门紧闭，有些店老板三三两两在太阳下抽烟。这里是雅典的华人聚居区，除了周日，几乎每天都有希腊本地人或阿尔巴尼亚、土耳其移民商人来这里批发中国货。当地老百姓对中国货的热爱曾经让这些东方商人喜出望外，也填满了这些为欧元而来的梦想家的荷包。然而，自2009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这里的生意每况愈下。用来自浙江青田的大海贸易公司总经理吴宗海的话说：“大家快撑不下去了。”

　　过去一天卖3万元，现在缩水了1/3

　　吴宗海的服装店在008号，这是他喜欢的吉利数，店面在“中国城”的隔壁，他的哥哥吴海龙是“中国城”的老板。这条街上基本都是青田人，青田话等于中国话。

　　记者来到吴宗海店里的时候，他坐在收银台后面，对着电脑上的视频软件看电视剧，一位姓王的老板走进来，两个人用青田话相互哭穷说：“快要没饭吃了”。

　　“真要撑不下去了。” 吴宗海说，店里的生意从2009年希腊债务危机爆发起开始下滑，过去一天营业额3万元，现在只有两万元，缩水了1/3。

　　吴宗海理了理挂得满满的毛线连衣裙，他说尽管这个款式批发价是8欧元一件，利润只有10%，顾客也越来越少。早前，吴宗海和家人迁居奥地利，2003年，他听说这里的钱好赚，就从奥地利来到这里。他说：“我是为了欧元来的。”

　　欧元没有让他失望，他和在雅典的5000名青田老乡一起，赶上了2005-2007年的黄金时期。当时，物美价廉的中国货让老外趋之若鹜，他的店里也总是人山人海。在雅典的300多家批发商行中，据吴宗海估计，当年能赚1000万以上的，至少有10家，现在和他一样在撑着，大部分还不如他。 为节约开支，吴宗海把工人由4个减少到了3个，他目前的打算是：“明年上半年再撑半年，下半年不好赚就撤。”

　　“一下子撤走不可能”

　　“营业额下滑1/3，这还算好的，有不少都亏了。”记者见到希腊华侨华人总会会长陈兵雷时，他在离吴宗海店300米外的华侨华人总会的培训教室里坐着，写字板上用蓝色签字笔写着弯弯拐拐的希腊字。

　　他们请了一位1986年来到希腊、目前已入希腊籍的华人张老师，教中国商人希腊语。陈兵雷1999年就来到这里开服装店，“2006年钱最好赚，来店里批发衣服的客户都排着长队结账。” 当时他都是用黑塑料袋装钞票，在店里根本数不过来，晚上拎回租的房子再一一整理。

　　对于眼下的境况，陈兵雷认为，是希腊政府减薪增税的减赤措施，冲击了中间阶层，致使消费大大减少。

　　“早几年赚的一点钱，全部还给希腊了。”说这话的是在吧台后面站着的徐安定，他是做法国“裁剪货”的，“裁剪货”是在法国的中国商人根据法国前线时尚流行趋势设计的衣服，由于希腊接二连三的财政紧缩，人们都捂着钱包不敢花钱，于是“越高端死得越快”，他的店这些天也快要关门了。

　　华商在希腊经过了大概13年发展，1998年之前，希腊的华人仅200-300人，香港人、台湾人居多，1998年后，从西班牙、法国来了第一批浙江青田人，带来了服装和小商品，当时的货币还是德拉克马，中国商人用麻袋装钱被当地人传为奇谈。2005年则是华商激增的一年，全希腊华人达到2万。

　　如今，虽然身上不见金链子和LV包，但青田人的欧元积累变成了老家一幢幢别墅。“中国人在国外就是靠勤快。” 吴宗海说。

　　“有几个撤回国了，但在国内做生意光有钱不够，还得有人脉。”关键是，事业是从希腊起步，吴宗海不甘心就此放手。“一下子撤走不可能，毕竟来了10多年了。”陈兵雷认为，华商情况没有国内媒体说的那么糟糕。他指着身边的张宪武和庄国华说，“他们生意就不错，至少是保本的。”

　　“因为危机，租金便宜了，所以店里生意没有影响。”超市老板张宪武说，他的店开在雅典周边的乡下，请了20多个工人，租金下降，让他不至于愁眉苦脸。但张宪武还是在节约开销。陈兵雷笑他：“张老板原来穿西装，现在穿休闲服，为的是方便自己和工人一起干活。”他自己也坦然地笑笑：“原来司机开车，现在自己开车。”

　　接受沉浮的同时，也在寻找新机会

　　“希腊政府政策变化太快，感觉不太讲信用。去银行或政府机关办任何事情都很慢，没有效率。”庄国华总结说，希腊有句著名的话：这里的人除了开车快，其余什么都很慢。这是他们不喜欢希腊的地方。

　　这些浙商很多都在国内另有生意，也极少在当地购置房产，孩子都放在国内。

　　在接受沉浮的同时，他们在寻找出路。陈兵雷说，希腊的橄榄油比意大利的好，可以考虑做出口生意。

　　10月30日采访当天，陈兵雷还和教课的张老师在谈论希腊的大理石矿，因为危机席卷，原本需要1亿元的矿可能现在只要一半价钱，如果联合在国内的朋友一起开发，或许这是新的创富机会。

　　[个案·湖南打工仔]

　　“要不是经济危机，

　　我早就开店了”

　　来雅典之前，雅典的媒体同行告诉记者，在雅典鲜见湖南人。10月30日，在青田服装店老板吴宗海的门面上，记者见到了他曾经的工人阿飞。

　　阿飞今年28岁，湘西人，2008年跟着姐姐来到雅典，投奔姐夫。“这里没什么湖南人。”阿飞说，出来3年，他一次都没有回去过。刚来的时候，阿飞每月500-600欧元工资，现在工资每月1000欧元，这个数目是家乡打工的年轻人无法企及的，但阿飞觉得是应该的：“没这么高，谁愿意呆在这里。”他每个月花销100-200欧元，剩下的都寄回家。现在店里生意也不好，阿飞觉得希腊债务危机影响到他了，因为要不是危机让衣服不好卖，他早就开店了。

　　[希腊专家观点]

　　对冲基金经理：

　　腐败导致效率和竞争力下降

　　Jason Manolopoulos是希腊一家对冲基金的经理，在他看来，导致这场危机，George，被他责怪的政府，以及欧盟，都有错。

　　在他的新书《希腊可憎的债务》中，他认为：希腊政治家、社会、贸易工会、欧盟领导人、IMF，每一个，都是导致希腊出现误判并最终走上危机的一分子。

　　他说，希腊过去的经济结构本身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广泛存在的腐败、精英控制的经济结构以及对新技术和朝阳产业的低水平投资，还有希腊经济过于依赖旅游、船运以及农业等少数几个产业。

　　腐败导致希腊经济变得缺少效率和竞争力，“政治家形同利益集团的雇员，他们更多为利益集团服务，而不是对经济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举例说，庞大的公务员群体已经变成政治家们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这导致了没有生产力的单纯的工资增长，导致政府背上沉重的津贴和养老金负担。

　　1990年，希腊政府债务占GDP的71%。随着福利开支、逃税、军费、贸易赤字越来越大，加上2004年雅典奥运背负的债务，希腊政府债务越来越大。他指出，希腊以及世界在这场危机中有两个错误认识：

　　首先，过于信赖GDP。这个指标只代表一个国家的经济活跃度，而不代表真正的财富水平。借来的消费并不能维持生产的增长，但是，他说，GDP的数据在短期却创造了一个经济乐观的幻觉。

　　其次，过于信赖“华盛顿共识”，坚持减少管制、自由贸易以及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些资金对导致了房产、金融以及其它领域的泡沫，增加了国民经济的成本和脆弱性，导致穷人和中产阶级受到打压。

　　经济学家：

　　除了希腊，欧元区也要反思

　　奥冒尼亚区（Omonia）显得有些破旧，街边有不少黑人摆摊贩卖小手艺品，作为雅典中心内老城区，这里与别处不同，除了闲聊的人，雅典为数不多的穿正装拎公文包的通勤族常常出现在这里。

　　当地时间10月31日下午4点半，在一门脸不大的写字楼4层，一间10余平米的办公室满满都是书，戴圆眼镜的雅典经商大学国际与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希腊国家银行行长顾问George Pagoulatos正和学生讨论欧洲各国当下的经济政策。用英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他说了一句话：“从某种程度上，中国是雅典的'savior'（拯救者）。”。

　　当记者拿着写着打印的社地址问路时，连指路的酒保都认识他。他接受过中国媒体的采访，也曾抛出“希腊社会必须经历一场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经典论断。

　　他说，希腊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对政府缺乏监管，导致赤字严重。减少赤字是对的，但他认为，这不是在两年内可以通过180度逆转的严格紧缩政策可以一蹴而就的，他认为那对经济没有益处，这样的政策调整，至少要5年时间慢慢来。

　　George Pagoulatos重复了他关于“节流”还要“开源”的观点。他说，希腊连续的紧缩措施，让民众勒紧了裤腰带，减少了消费，当务之急，是要振兴船运、农业，重视实体经济，加大出口。

　　说到欧洲经济，George Pagoulatos认为，希腊等国家早就债台高筑，情况恶化前就该引起欧元区的警觉。如今除了反思希腊财政政策的失误，也要反思欧元区的内部监管和金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