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勇谈中国信念

　　信念，是对某一理念或人生某一目标的坚信和执着追求，是为实现这一理念或目标不懈奋斗的坚强意志。

　　中国信念，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胜利的坚定信念，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

　　中国信念不只是热切的渴望，更不是空虚的信仰，而是基于历史轨迹、现实状况、时代趋势科学系统分析而揭示的客观规律，是实现中国崛起伟大目标的坚定信心和坚强意志。

　　——摘自《中国信念》“前言”

　　■ 环球财经记者 林鹰

　　从1996年一本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在如今“百度百科”上描述为“由几个文学青年‘鼓捣’出来”的书籍开始，到2008年的《中国不高兴：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再到今年初由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上世纪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其他中国领导人英文翻译的张维为撰写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对于中国的思考，已经开始从当初浓烈的对外民族主义情怀，逐渐过渡到对中国经济、文化制度本身的理性思考上来。而10月底，一本名为《中国信念——直面八个关注热点》的著作即将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该书作者，是现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尚勇。此前，他曾历任科技日报社社长、科学技术部副部长等职。

　　10月15日，一个周六的上午，尚勇书记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剑、环球财经杂志社副社长彭晓光，就《中国信念》一书展开了一席畅谈。

　　中国的经济奇迹源于政治制度优势   

　　实际上，面对中国创造的世界经济奇迹，一些不赞成中国政治制度的人，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承认：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深层原因，是得益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甚至“历史终结”理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开始纠正自己的某些观点。2009年9月，福山在接受日本《中央公论》杂志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这一“负责任的权威体制”的发展表明，西方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2010年12月福山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又说：“中国模式”有其显著的特点，这些年中国作为大国所进行的外交努力和承担的国际责任，让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发展。客观地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决定的，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政治经济状况和民族文化传统密不可分。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国际比较都表明，尽管这一制度体系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总体上适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也适应于越来越开放的国内外环境，还能有效应对各种内外挑战，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显示出巨大的发展优势和独有的竞争优势。我们要从“言必称西方”的教条式迷信中摆脱出来，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势、强大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

　　——摘自《中国信念》第二章“政治制度的优势”

　　尚勇：我写这本书是受到张维为《中国震撼》的启发，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对中国满怀深情，读后感到意犹未尽，因此萌生了写《中国信念》的念头。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国信念”，实际上是一个大概念，说白了，是对“中国制造”模式的信念。表面看来是模式，内在而言是制度决定了模式。一个国家要繁荣昌盛，前提是她的公民必须要对这个国家有信心。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和欧洲的债务危机，表面看起来是经济危机，实质上是制度危机。北非和中东也是由制度变化而引起了动乱，包括在原属“独联体”的一些国家中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我们要思考的是：在世界动荡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如何实现的？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有目共睹，尽管也同时存在着各种质疑，但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人类的奇迹。因此国内和国际上质疑的声音，就集中到“这个奇迹能否持续”上来？人们在思考：这到底是政策的短期效应，还是制度的长期效应？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奇迹是两回事，中国有相对先进的经济模式，但是也存在着相对僵化的政治体制。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中国真正的奇迹到底源自哪里？我认为，核心就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当然也包括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

　　陈剑：确实大家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中国奇迹是否能够持续的问题。比如今年国务院发展中心的重大研究课题之一，就是“中国会不会跌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即像南美那些中等发达国家一样，进入到发展的瓶颈期。

　　尚勇：这就涉及到研究方法的问题，必须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文化是系统的辩证思维，西方文化则是把整体解构成局部，然后假设各种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的结果是很片面的。中国的系统思维是从纵横的大系统出发的，讲大一点，叫做天人合一。所以分析中国的经济奇迹问题，要从历史的角度、全球的角度来讲。

　　这个问题好写又很难写。难写是在于：第一，不能搞成政治说教，要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的角度来说，不能靠说教服人，而要以理服人。大家对这个问题肯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这个时候就要提出“理”的科学性，所以要从发展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整体的角度、客观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体现客观要展现出大量的事实，事实要有中外的比较，同时还要从发展规律上来分析这个事实。光是唱赞歌是不行的，必须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看问题是否可解，怎么解。这是个辨证的信念。

　　彭晓光：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奇迹是如何取得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是：政治制度比较稳定，集中力量办大事，再结合市场经济，从而取得了这一奇迹。但社会上还有“普世价值派”，他们实际上认为是西方的制度制造了中国奇迹。“普世价值派”的观点是：中国是因为在过去的30年融入了西方、学习了西方的经济体制和做法才取得了现在的成就，但是如果政治上不改革成西方体制，奇迹就不能持续，终究会出大问题。在这一问题的论战中，目前比较普遍的就是这两派观点。

　　尚勇：确实，“普世价值派”对于西方还是带有崇拜的，而这种崇拜也并非没有依据，因为西方曾经出现过奇迹。我在《中国信念》一书中从八个方面来讲，涉及整个模式与制造，构成一个整体，并且重点谈到了两个热点问题，其中之一是中国的民主模式，民主模式实际上是政治模式的一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大家都关注的腐败问题，在这方面一些舆论似乎尤其悲观。

　　在过去的三十年间，中国从一个不发达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还不算强国，但也是一个大国，这是什么原因？中国的强劲发展势头能否持续？能否从一个经济大国发展成一个经济强国？我们需要把面临的挑战说出来，这样也就明晰了现在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可持续的？这是因为我们有成为经济强国的优势：巨大的市场能够容纳众多的劳动力；区域梯度差异能够让巨大的势能不断在内部释放；中国同时也是人才大国、科技大国。如果现在由投资驱动和资源消耗的推动改为创新驱动之后，动力还会持续很长时间，这就面临着一个转型的问题。

　　当然，最后还要引入政治制度的优势，政治制度除了保障性，还有一个政策持续性，本身来讲还有资金的强大支持。尤其是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处在初级阶段，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和财政收入增长很快，如果资本市场发展起来以后，这个杠杆可以放大很多倍，将会给中国发展带来很强的动力。这个动力不像拉美国家那样是一个外力，这个动力是中国内在的。无论是拉动力、推动力、驱动力，中国都非常强劲。

　　直面问题，制度优化

　　大家深知稳定是福，动乱是祸，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人心思稳、人心思安、人心思发展，是大势所向、人心所向，维护稳定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心声。对此，美国记者埃里克·李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认为，一些西方人企图在中国爆发一场颜色革命是痴心妄想。这是因为，中国不断通过市场经济实现高增长率，并在维护国家政权的同时确保社会公正与安定，因此中国没有发生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假设在中国发生这样的革命，只会给中国人和世界带来灾难。我们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应对社会风险，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根本上凝聚民心，化解民怨，让别有用心的国家和组织无缝可钻。

　　——摘自《中国信念》第五章“和谐社会的奏鸣”

　　陈剑：我认为现在这个时候尤其值得研究中国模式。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三十年，碰巧此时，欧美面临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中东、北非也出现动乱。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不妨对两种制度做个比较，从中研判优劣。我认为，上述地区出现的危机与动乱，是制度出现问题的表现。是国家控制资本还是资本控制国家？当资本控制国家的时候，政治人物也就成为资本的代言人；当贫富差距太大的时候，民众也会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仅从经济角度来看待两种模式，更应从政治、文化、民主的角度来看。

　　尚勇： 那么如何入手呢？我在《中国信念》中就是从中国的经济奇迹开始入手，逐步引入政治体制、优势、文化优势等其他方面，同时提出挑战和问题，并阐述我们如何迎接挑战、发挥优势，完善和发展我们的模式。在问题方面，书中也没有讳言政治层面的问题，同时也谈到经济体制一些方面的问题，比如在企业制度方面，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部分央企还是官本位实体，没有实现市场主体地位；另外，作为经济的核心构成部分，我们的金融体系还十分脆弱；再者，从产业体系来讲，产业体系陈旧，仍属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尚未实现知识产业为主体的模式；同时，在宏观管理体制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宏观调控的理想模式是对的，但在具体方法上还有待改进。

　　陈剑：我认为，中国在应对“非传统安全”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尤其在金融安全问题上缺乏相关战略。我们的金融体制学的是西方，现在西方出现了危机，我们在危机处理上也受到亦步亦趋的掣肘。

　　尚勇：这些年来全球最大的创新其实并不是科技的创新，而是金融的创新。我在书中第二章谈政治制度的立足点是——社会发展的核心是生产力问题。哪个制度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哪个制度就是有优势的制度。资本主义的真正形成是在英国，工业革命也是开始于英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生产力十分契合。之后，德法的制度在英国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多改良，于是欧洲的经济发展重心从英国转移到德法；美国的制度比欧洲更前进了一步，所以在引入了欧洲先进技术之后，也形成了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制度保障和驱动力。

　　如今欧美国家出现的金融和债务危机，实质是制度危机，因为西方崇尚个性化，为了制衡就形成了利益集团的博弈，其过程中有很多急功近利和短期行为，需要牺牲很多利益来保障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恰恰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是不匹配的。中国的制度不是照搬前苏联的，而是基于传统文化建立起来的。从理论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利益集团的，是为了绝大多数百姓来谋利益的，所以在政治制度、管理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设计上都是以此为核心，于是我们拥有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的基础。我们的政治优势关键在这里。在西方选举制度中，一个任期是四至五年，这个在政策设计上是一个短期行为。而在当前危机中，中国可以有一个比较连续性的政策。

　　但是，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首先，比较集权的领导方式，很容易受封建残余的影响，同时引入了一些西方已经过时的东西也会产生问题，西方的政治制度与生产力是一直在进行磨合的，中国的制度和生产力也需要一步步的磨合。但中国的磨合是滞后的，这就形成了国民的观念滞后，包括一些官员的观念也跟不上。但这不是本质问题，我们的制度本身是好的。我在书中的最后抛出了一个最敏感的问题：中国是否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些人一提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就是鼓吹照搬西方的那一套，但是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完全私有制等等和中国的文化本质根本不相符。我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要改革带有封建残余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掉那些与中国共产党理想的制度中不相符合的东西。中国的民主模式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民主模式，但是在具体实施上还有很多不足。另外，企业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的默契问题、人治问题等等，都是我们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需要去直面的问题。

　　其实，任何制度没有一个明确的分界，欧美的制度为何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良好运作？因为它吸收了许多优秀的制度设计，包括社会主义制度，比如在劳资关系问题、社会保障问题上，甚至以前他们总在抨击的计划经济问题，但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越来越多，这恰恰是社会主义的方法。所以，我们的制度是很好的，但是为了达到理想状态，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千万不能把人家不要的东西又搬来我们这里。

　　林鹰：在这次占领华尔街的运动中，有一个标语是“我们要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尚勇：其实美国那些年轻人对社会主义也不了解，他们只是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社会主义是“大锅饭”，不会有失业，不会饿肚子。但是在西方，金融寡头控制国家的现象确实很严重。美国的这轮抗议势必将导致美国政府在制度上有很大的改变。他们的制度惯性很大，但是不像中东、北非那么脆弱。所以我们在进行制度改革时需要格外注意，应在如何稳固基本制度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

　　陈剑：现在欧盟也在政治上做文章。欧盟拉出了“三驾马车”来解救欧洲债务危机：第一是加大欧洲央行的力量，第二是加大欧洲稳定基金的力度，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呼吁成立欧洲统一的财政部。欧洲有统一的金融政策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致使各国财政政策混乱，赤字远远超过警戒线。

　　尚勇：表面上看，这些解救措施是经济层面的措施，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首先，原来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政府不干预企业和市场，但是现在必须加强计划；第二，原来是局部调整，现在必须从整体上系统地进行改革；第三，以前的政策都是短期的，但是现在生产力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可持续性很强，不进行这样的调整是根本不行的。西方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两党制，轮流执政是受利益集团的利益驱动。

　　陈剑：不久前我去希腊的时候，那边危机正闹得凶，但是我看到游艇一大片，最便宜的十万欧元，最贵的要上亿欧元，老百姓是很富有的，但是政府穷得叮当响。老百姓的福利又好，因为政府一届一届为了选票做出承诺，导致福利水平只能上升不能下跌，等到真正出现危机的时候，政府就无能为力了。

　　尚勇：所以《中国信念》要传递的信号是，中国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强国，涉及的要素很多，不能只看经济一个指标，还要看能否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包括解决西方解决不了的贫富差距问题。我们的社会要有抗击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中国能否应对这个挑战。

　　文化传播需要包容与技巧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融化在华夏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之中，且内化为国人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诸多领域，从而成为制约世人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改善社会道德风尚，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作用，并且对世界文明产生积极影响。罗素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摘自《中国信念》第三章“中华文化的魅力”

　　林鹰：您在书中提到，我们必须形成我们自己的CNN和BBC这样具有国际品牌影响力的互联网和电视媒体。

　　尚勇：现在我们的外交影响力比较大，但是在舆论和经济影响力上比较弱。我在美国的时候发现，我们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受众仍相当有限。别说是美国的一般民众，就是美国的议员有70%以上都对中国不了解。哈佛大学有80%的教授没有来过中国，并且对中国的误解很深。我们现在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这是一个好的趋势，我们需要考虑怎样从经济上带动文化的扩展。老外一买“中国制造”就知道这是中国货，这是好事。我们也应致力于像“中国制造”那样，将中国的文化有效传播出去。

　　陈剑：这里涉及到内容和传播手段的问题。美国实际上是把文化作为产业来运营的，比如影视、图书、新闻；传播又通过多种手段：如影院、多媒体等。

　　尚勇：在这种“寓教于乐”的传播手段和方式上，美国人研究得还是很深的。我在美国时和美国人讨论道：“你们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人权和自由、普世价值，其实我们中国的价值观也包含这些啊，中国共产党正是从追求民主、争取自由而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与你们有一点非常不同，那就是我们追求的是共同致富。”现在我们在中国文化传播上所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国内的人不想听，因为“假大空”的说教太多，而国外的人又听不懂。

　　彭晓光：对于话语权这个问题，我们也经常和国外交流，感觉难度比较大。美国在1890年超过英国的时候，当时的话语权还是很小的，而欧洲的话语权依然非常强大。无论是在美国人自己的心态中，还是从欧洲人的视角来看，美国就是一个暴发户，当时美国的资本家都热衷于把女儿嫁给欧洲的落魄贵族，以换取身份和地位。这一历史现象表明，虽然话语权是伴随着硬实力的消长而消长的，但是慢于硬实力。一战的时候，美国在世界上仍没有话语权，直到二战期间才逐渐有了话语权，而那时的美国经济、军事已经非常强大，遥遥领先了。目前放眼全球的传媒体系，不单是我们中国的软实力不强，法语、日语、德语体系的也不行，惟一强大的就是英语传媒。

　　尚勇：这是一个理念问题。日本曾经是一个典型的暴发户，把洛克菲勒中心都买下来了。当时一些美国学者说日本几个财团就可以把整个美国都买下来，但是我们看到，对此美国人整体还是比较坦然的、包容性很大。

　　所以文化是一个技巧性很强的问题。无论是什么价值观，总是要找出一些能与人产生共鸣共振的东西。美国在传播其价值观的时候，不是搞说教，而是寓教于乐、潜移默化。其实中国文化的内涵很适合当前世界人民的思想需求，但是我们还缺乏有效的挖掘和传播手段，媒体载体也不够强大。

　　西方民主并非普世价值

　　1945年6月，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时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路就是民主。”新中国的成立，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使中国实现了从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治、近代以来照搬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失败尝试向新型人民民主政治的伟大跨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实施，使中国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和宪法依据。但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探索中也走过弯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1989年的“政治风波”，都是我们永远应该汲取的滥用民主的悲惨教训。这种“大民主”的背后，往往是一批极端主义者、投机主义者跳出来，欺骗迷惑公众而扰乱秩序、动乱社会。

　　——摘自《中国信念》第六章“中国民主的特色”

　　彭晓光：要承认我们的文化要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世界中成为主流的难度还是很大的。

　　尚勇：我对此很有信心。因为就像前面谈到的，从工业文明开始，西方的理论基础是还原论，即把事物分解成局部，用定量、定性的假设条件来研究问题。我们则是整体的研究。整体研究的短板在于因为太模糊了，没有量化和数据化，人家就很难产生信任。

　　如何把短板加强？比如说中庸之道，我在美国听有关领导力的课时，他们认为领导力就是在0和1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不要以为美国人个人主义太强，一个个性太强的人照样没威信。为什么格林斯潘(美联储前主席)能站得住脚？因为在各个方面他都能把握住那个度。而中庸之道的核心就是一个“度”。为什么美国在出事了以后也不断调整战略？因为美国的对外战略太极端，谁都不喜欢极端，大家必须把握这个度，明白这个度是怎么来的。

　　陈剑：美国对外战略开始讲究从软实力到巧实力，这说明他们也在寻找这个度。

　　尚勇：所以说政治制度要有一定的文化根基，经济和社会现象只是一个表面形式。在一个要素组合上，要做一个强国，但是如果不是一个文化强国，在世界上是无法立足的。一个真正的强国是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中国文化崛起的标志是中国文化大复兴，中国文化可以把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精粹吸收进来，但是不改变其本体，即张之洞所论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世界其他民族任何优秀的东西出来以后，我们不是单纯的“拿来”，而是引进后变成“中国特色”，成为自己的东西，就像佛教文化，在发源地印度衰灭了，但在中国现在仍很普遍、且仍在不停地发展；就像中国所践行的马克思主义，与原初的马克思主义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很强。比如对于互联网、手机等，中国就产生了有趣的“短信文化”现象，而在美国，短信只是一个通讯方式，哪来什么文化？

　　文化对制度的反作用力是很强的。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品质，决定了中国文化是一个很先进的文化。中国文化体制实际上是一个价值道德体系，即仁义礼智信。美国宣扬的价值观很简单，就是三个词：自由、民主、人权。而我们在阐述我们的价值观时，不能太复杂，否则会削弱其社会和国际影响力。作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行为准则，核心价值体系还应该简便易懂，易于入脑入心。如道德价值观具体内容可以提炼为：忠，即忠诚于党和国家，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仁，即为民爱民，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尊老爱幼。法，即遵纪守法，依法行事，自觉维护社会秩序、遵守社会公德。礼，即礼貌谦让，以礼待人，恪守礼节。和，即和谐和睦，包容忍让，团结合作。信，即诚信为本，正直坦诚，言而有信。

　　此外有些官员自己就不坚定，甚至有人认为我们不适合实行民主，这是错误的。中国的民主制度由来已久。中国不是从秦始皇统一开始的，而是从黄帝就开始了。中国现在的制度是很好的，是系统性的民主，我们的系统民主是符合中国文化的。美国是单一式的民主，表现为投票式的民主。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很适合美国，但是别的国家学不了，她是从1620年的《五月花公约》发展而来的。所以，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源于其文化制度的。

　　彭晓光：西方的民主表现形式是一人一票，这个太直观了，具有很强的蛊惑力，虽然我们都知道美国真正的最高权力是未经任何选举的华尔街。我们的系统性民主虽然具有很大的优势，但在传播时却有难度，这与刚才说的文化核心价值观一样，是因为阐述起来太复杂，所以不容易传播。我们这些捍卫中国模式的人在与对方讨论时，就面临这个问题。

　　尚勇：民主的实质是体现大多数人的意愿，意愿需要在决策里体现。在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大家的利益诉求都很单一，谁能代表我的利益我就拥护谁。所以谈美国的民主问题，我就从“五月花号”开始讲起。民主需要有社会基础，就是其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的发展和工业化的进程是同步进行的。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可以跨越，但是在公民素质上很难跨越，因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公民素质与工业化进程脱节的情况下，我们拥有了最先进的载体——网络，其结果必然是网络乱象，这个现在大家都看到了。

　　西方的民主制度首先建立在公民的独立人格上，中国也可以和而不同，但是我们的公民大多不具备独立人格。公民素质的基本前提是诚信社会，诚信社会都没建立起来，形式民主能进行得起来吗？所以搞民主，不能跨越，不能引进。美国的民主引进到很多国家以后产生了很多问题，尤其是在东亚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国家。

　　之所以中国系统性民主在传播中处于劣势，原因之一在于说与做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无法体现利益均衡。首先一些官员没有做好，第二社会基础没有打好。要破解这个问题，必须公开透明，这样老百姓才有知情权。没有知情权的情况下，参选者没诚信，投票者也没诚信，如何体现公正呢？所以，中国在民主进程上应该系统地推出理论，然后逐步完善，渐进推进。要让民众认识到：我们虽然还存在一些弊端，但这条民主之路是对的，是符合中国的文化、社会体系的。而美国的单一式民主是不符合中国社会文化体系的。

　　(实习记者邹玄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