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责的不应是帕潘德里欧

　　杨燕青

　　在时间和历史的滚滚红尘中，人们往往讶异于时而闪现的“突发事件”。

　　10月27日凌晨，欧盟峰会终于通过“一揽子综合方案”，由于超出了大家的预期（在预期原本超级悲观的情况下），市场随之大喜——当然，这样的大喜通常是转瞬即逝的，因为在过往一年半的时间中，欧盟和欧元区试图证明决心的所有方案，都是宏大措辞与细节和执行语焉不详充满悬疑的结合体。

　　正当此时，惊人的局面出现了。处在风暴眼中、被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游行示威和反对党的指责困扰到极致的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在未和议会及政府，以及“三驾马车（欧盟、IMF和欧洲央行）”作任何沟通的前提下，本周一晚宣布希腊将就“是否接受财政紧缩”进行全民公决。此后局面的发展和这个宣言一样充满戏剧性，在希腊政府内部、党内以及反对党的集体反对下，几乎注定，或者是帕潘德里欧的倡议，或者是他自己，或者他们一起，会在未来几天内很没面子地离开政府。

　　缺乏准备的“正确决定”

　　在G20峰会召开前的紧急会议中，帕潘德里欧遭到了默克尔和萨科齐的严厉斥责，和几乎所有人的白眼。在我看来，来自全世界的指责并不公平。相反，全民公决可能是个正确的决定，但选错了时间，前期争取共识严重不足，才导致了今天的结局。

　　显然，除了希腊部分人士之外的所有人都同意，希腊在加入欧元区后缺乏自律、好吃懒做的行为如今需要得到惩罚，但理性的人们也很清楚，惩罚的边界应基于一些原则，例如：民众可承受、经济可持续、相对公平、避免市场过分动荡和全球因此付出不必要的经济金融代价。

　　事实上，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三驾马车”针对希腊政策的核心在于财政紧缩。虽然结构改革也在议程之中，但在不堪重负的财政紧缩下，帕潘德里欧选择了将进一步加重负担的结构改革推迟。缺乏可行的增长方案，超出民众心理和经济负荷的财政紧缩不但将吞噬可能的微弱增长，也将政治和社会推向混乱的边缘。

　　表1列出了希腊的一些宏观数据。在全球经济减速和过重财政紧缩的作用下，希腊的宏观经济数据丑陋不堪，今年以来，除了财政赤字有所收敛外（紧缩的直接效果），从GDP、工业产出到经常项目和失业率数据，一片惨淡。按照三驾马车的测算，希腊今年的衰退将超过5%，直到2013年可能才会重拾增长。尽管实施了严酷的紧缩方案，但预计到2013年，希腊债务/GDP的规模将达到186%，而不是此前预计的160%。没有增长的经济，只有增长的紧缩，显然不可持续。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理解希腊民众的躁动和愤怒。需要指出的是，希腊所面对的紧缩程度远远高于同样处在救助计划中的葡萄牙和爱尔兰。英国《金融时报》的统计显示，对每个家庭而言，希腊2011年计划中的紧缩（包括加税和减支）相当于家庭收入的14%。这个比率相当于葡萄牙和爱尔兰的两倍，是西班牙的三倍。

　　当政治支持日渐衰微时，在美国出生、对民主显然有着特别感受的帕潘德里欧，仓促地推出了“全民公决”的倡议。此时欧盟新方案刚刚落地，G20峰会开幕在即，显然是个荒唐的时点；而未作充分准备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更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在“猝死”和“等死”之间，帕潘德里欧选择了前者的赌博。其实，选择前者并非没有理由，如若能获取肯定的答案，将极大地降低希腊及其政府渡过难关的政治成本；也并非完全没有胜算，若能恰当措辞并争取到足够的支持。如果民众选择否，（无论是不接受财政紧缩还是退出欧元区），只要作有序的安排和准备，对希腊和欧元区，也未必是最坏的结局。最坏的结局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市场陷入无序而巨大的动荡和风险传染。

　　那么，我们该指责谁？

　　其实，相对于帕潘德里欧，更该被指责的还是欧元区以默克尔和萨科齐为首的政治领袖们，甚至包括IMF。

　　如前文所述，过重的财政紧缩和经济增长计划的缺失，是最大的错误。当一个人注定一辈子还不清其债务时，痛苦、赎罪和承担都已经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如同被大家不厌其烦指出的那样，无论是7月21日，还是10月26日，旨在解决危机的所有“综合方案”都疲惫而迟缓地跟在市场后面，其基本原则可以被总结为：只要不是迫不得已，就不作出某个能够解决危机的正确决定。

　　自2010年4月以来，试图解决欧元区危机的欧盟或者欧元区会议共计开了23次，但危机还是愈演愈烈（见图1，图2），如今希腊10年期国债的利率已经超过25%，如果不是欧洲央行的持续购买，意大利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也将超过6%这一可承受的上限。

　　关于希腊国债的减记（haircut）更是一个典型案例。如同我在以往的专栏中提出的那样，希腊的危机是偿付危机，而非流动性危机，因此，债务减记和重组不可避免，晚减不如早减，但欧元区领导人先是对此视而不见，掩耳盗铃；到7月21日不得不面对时，才提出减记21%的计划（此时市场的判断早已超过50%）；在该减记方案完全没有具体方案推出时，市场早已每况愈下，及至10月26日，在欧洲银行、意大利甚至法国岌岌可危时，欧盟才不得已推出减记50%的方案。

　　在欧洲银行广泛持有危机国家主权债的情况下（见图3），减记将对银行资产产生重创，因此，上周的计划同时提出将银行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提高到9%，EBA（欧洲的银行监管当局）测算，这大概需要1060亿欧元的资本。而各方普遍认为，这是下限，按照JP Morgan的数据，资本缺口大约在1800亿到2300亿欧元。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减记导致的市场恐慌和风险传染（Contagion），需要储备能够救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足够弹药（见图4）。因此，和注资银行的需求一并考虑，EFSF亟须从4400亿欧元的规模扩容到1万亿左右（事实上，它手头目前仅有2500亿欧元）。巨大的缺口从哪里来？答案是类似CDS的保险机制，以及语焉不详的外部注入（例如来自新兴市场）。在复杂的市场预期下，类似CDS的金融创新未必靠谱；而当德国这样的核心国家不愿拿出真金白银的前提下，其实并不那么相干的新兴市场为何要提供承担的肩膀？

　　当然，你会说，默克尔和萨科齐也要面对和必须取悦国内的选民。如此，伟大的民主和政治家的短视结为婚姻，我们似乎就只能接受“次优中的次优”，如果不是“最差”的话。

　　（作者系本报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