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要突围 政府必先让利

　　作者: 本报特约评论员顾骏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10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大力推动结构性减税。同时，从2012年1月1日起，先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等开展税收制度改革试点，其主要内容包括改营业税为增值税征收，在现行增值税17%标准税率和13%低税率基础上，新增11%和6%两档低税率；而且，试点期间原归属试点地区的营业税收入，改征增值税后收入仍归属试点地区。

　　被称为“增值税扩围”的这一改革，对于入围增值税的企业来说，最大好处是减少了税负。上海大部分生产性服务业原来被征收的是营业税，即按营业额全额征收，改为增值税之后，各种生产性开支，如采购设备成本、燃油成本、维护费成本都可以税前扣除，外包给其他企业的业务，也可以在取得的收入减去支付给其他企业的费用后再计税，避免了因各自全额计税而造成的重复计税，有望实质性地降低企业负担。企业支出减少了，同样供需状态下，市场价格也会下降，市民的购买力则可以相应提升。所以，对上海地区的服务性企业和市民来说，这都是一个含金量颇高的利好。

　　但是，任何改革都需要成本。在现行税制下，增值税属国税，地方征收上缴中央之后，可以获得25%的返回，而营业税是地方税，并且是地方税的最大税种。这意味着，如果营业税被增值税所替代，直接后果是地方将失去一个重要税源，仅从眼前得失而论，税改之后获得的增值税增额并不足以补偿。

　　企业减税，可以增收，政府减税，必定减收，一增一减体现了改革的本质。改革说到底，就是一场利益的重新分割，从来没有维持既有利益格局不变，却能取得改革效果的。30多年前中国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其内核就是政府“放权让利”。在政府控制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没有政府主动出让既得利益，其他经济主体就没有运作空间，也不可能形成足够的动力和活力。据统计，上海市金融机构目前需要缴纳的所得税和营业税占其利润的60%，而境外的金融机构一般为30%，低的只有18%。如此巨大的税负差距，要让境内的服务企业发展起来，谈何容易；要让它们同境外企业竞争，谈何容易；要让境外企业巨头进驻上海，谈何容易；而缺了这一切，上海要建成“两个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更谈何容易。

　　上海为减轻企业负担而主动承担收入减少的牺牲，虽然有着这个城市的自己盘算，其中既包括上海为了发展服务业，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不惜牺牲眼前利益，放水养鱼；也包括将来企业进来多了，税基扩大了，在单个企业身上减少的收入，可以通过企业数和业务量的增加而得到弥补，而且完全可能大大超出。但这一举措所体现的思路和策略，不但对上海来说有价值，而且可以为其他地方乃至国家下一步改革的“顶层设计”提供参考，那就是在目前各种主体利益分化明确甚至严重，总体利益格局呈现固化乃至僵化的当下，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不能不采取“直奔主题”的方式，突破既有利益格局，由在现有利益格局中占据主导，获益最大的政府包括各部门和央企，出让部分的眼前利益。

　　今日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及其内在局限都是同政府占据大头的利益格局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当前一系列棘手问题，无论投资、外贸和内需“三驾马车”的失衡，内需严重不足，民众无钱无力消费，还是双顺差导致的外汇占款过多，引发基础货币投放过多、流动性过剩、物价飞涨和外储风险，抑或是房地产一枝独秀，裹挟中国经济，激化社会矛盾，诱发群体冲突，还是基础设施建设过于超前，面临产能过剩和投资难以收回，中小企业生存不易，只要稍作分析，都可以找到政府利益的巨大影子。可以说，不触及政府利益，不改变税负，就不可能调整利益格局，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

　　现在，从上海的试点开始，中国开始突围之旅。这个突围的深刻内涵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国家与国民这三大关系的调整。中央让点利，地方就可以搞活，摆脱“土地财政”才有可能；政府让点利，企业才能搞活，产业升级才有可能；国家让点利，国民才能得到实惠，生活需要才能借助支付能力的提升转化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有效需求，才能产生内需拉动的效应。因此，这一改革既是上海的突围，也是生产性服务业乃至整个第三产业的突围，还是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