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快乐之源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腾飞，很多以前不敢想象的事情都变为现实。人的欲望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但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当不断膨胀的欲望无法满足时，焦虑就难以平复。

　　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也伴随着各种问题，比如快速上马的基础设施有速度无质量，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政策的不确定性，等等，这些转型中的问题都加剧了国民的焦虑情绪。那么，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将全民焦虑情绪降到最低？《新财经》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国亮。

　　成就动机让更多人焦虑

　　《新财经》：焦虑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正常现象，那么，焦虑是怎么产生的？

　　萧国亮：焦虑是一种心理现象，对于社会焦虑现象一般从两方面去研究：一是从人本身内部的研究，遇到同样的事情，有的人焦虑，有的人没有焦虑；有的人焦虑得比较严重，有的人相对好一点，这是个体的差异。二是焦虑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焦虑是人们常见的社会心理情绪。

　　现在的民众当中有焦虑感的人比较多，这也是国际上很多国家的普遍现象。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国民出现社会心理情绪是有普遍性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写过一本《自杀论》，他认为，如果焦虑严重的话，就会变成焦虑

　　症，焦虑症就会使人有其他倾向，比如自杀。

　　在传统社会里，因为经济落后，人们的欲望一直是被各种道德、宗教与制度压抑着的，所以，大家觉得过得很好，很太平。当工业化发展以后，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各种各样的欲望也容易被满足。但是，当人的欲望被满

　　足以后，就会产生更大的欲望，欲望就会膨胀。但是，经济发展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当经济出现了下降趋势或者遇到金融危机、经济萧条时，人们原本认为很容易满足的欲望就无法满足了。这个时候人的心理会遭受巨大的挫折感，就会出现焦虑情绪，比较严重的甚至会自杀。所以，焦虑是与人们的内心欲望得不到满足和心理挫折密切相关的。

　　《新财经》：相比之下，中国人好像比外国人更容易焦虑，这要从哪些方面来分析其中的原因呢？

　　萧国亮：中国人的焦虑更多，可能跟中国国民的社会心理特点相关。从民族传统心理来看，中国人有比较强烈的成就动机倾向。自古以来，人们就受到这样的教育，一个家庭生了男孩，就会望子成龙，希望他好好读书，今后去考秀才、进士，然后做官、发财。男孩子自出生就被家族赋予了很多压力，让他“志当存高远”，出人头地。女孩子也一样，家庭会培养她长大以后相夫教子，嫁人以后把家族搞得非常兴旺，这些都是中国人传统的成就感。

　　中国还有所谓“三立”的传统——立德、立功、立言。中国的座右铭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说法。这种民族的社会心理应该说总体上是好的，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2500多年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就是世界第一，创造过“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之间的好几次盛世。即使在最为低落的19世纪，中国也有很多仁人志士去救国救民。这与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族精神息息相关。

　　但是，这种很强的成就动机也有副作用。当成就动机不能被满足的时候，人们就会产生严重的焦虑，所以，中国人焦虑多，从人的本体来说是中国民族的特性使然。

　　未来不确定性加剧了焦虑

　　《新财经》：为什么我觉得父辈们更快乐，没有太多的烦恼呢？为什么今天中国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焦虑的人却越来越多？

　　萧国亮：最近七八年，人们面临着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国家政策上的变化，给人们很多不确定性，尤其是经济政策。金融危机后，一下子出台了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过后又一下子退出。这些政策都没有给人们一个

　　很好的未来预期。如果我们都能按照法律法规来做的话，人们碰到任何事情都会心里有数，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

　　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会让人们感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心理上的紧张感和不适感，甚至是痛苦。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有比较严重的焦虑症。在社会学中我们叫做“客观性焦虑”，就是对环境当中真实危险的反应，感觉未来好像很恐惧。比如，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都跑到国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未来看不清楚，不知道哪一天政府出了什么政策，会对他们不利。尤其是企业做大了以后，很多人会指责民营企业家的原罪，这个原罪不知道会不会被豁免，他有一种紧张感、焦虑感。

　　《新财经》：就中国目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来看，是不是也助长了人们的焦虑情绪？

　　萧国亮：有一些年纪大的人会为养老焦虑，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他们对于养老问题，看病问题都很焦虑，感觉自己的未来很可怕、很危险，感觉没有希望。

　　物价上涨也让老百姓感到焦虑，今年年初开“人大”会的时候，说要把今年的通胀控制在3%，但目前的通胀仍在6%以上，而且趋势还比较严重，政府没有给老百姓一个确定的预期。

　　很多官员也会产生焦虑，因为他不知道哪一天说错了话，得罪了哪个领导，就没办法提升了，甚至下台了。他一天到晚生活在这种心理状态下，所以，有一些官员自杀，就是因为他天天生活在这种精神压力之下，造成各种心理疾病。由于环境问题，很多官员会看到比较多的阴暗面，当官又不得不违心做一些事情，这就可能会跟他的道德底线发生冲突，他会感觉这些行为与他原来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不相符合，所以产生内疚、羞愧、自卑感、恐惧，感到自己良心受到惩罚。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讲的“道德焦虑”。

　　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通过明确的制度或良好的道德来调整，而大多是通过政策调整的。也就是有权力的人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明天再制定另一个政策。所以，社会的不确定性加强了，人们就容易对未来产生恐惧感。

　　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透明度不够，不像美国，宏观政策大都是通过国会辩论制定。中国需要建立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体系，依法执政，依法进行宏观调控。否则，人们对未来经济趋势的预期就会出现很大的不确定。由此，无谓地产生很多社会焦虑情绪。

　　比如我们经常在新闻媒体中看到有关领导关于宏观调控的说法，即我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但是，对于人们特别想知道的“预期方向”，却往往语焉不详。怎么能让人不产生焦虑情绪呢？

　　焦虑与经济增长快慢没有直接联系

　　《新财经》：现在，大家在探讨焦虑问题时，有些人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以至于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没有同步，导致了很多硬件出问题，引起了民众的焦虑，您怎么认为？

　　萧国亮：我不大同意经济发展速度太快了，所以导致焦虑的观点，焦虑跟经济发展快慢没有必然联系。发展速度快的时候可能产生焦虑情绪，慢的时候可能更容易产生焦虑情绪。其实，从某种角度说，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经济增长

　　放缓的时候，产生焦虑的人才会更多。现在，全国GDP在下滑，意味着有很多人会失业，导致很多人因害怕失业而感到焦虑。

　　现在，中国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GDP增长太快了，而是GDP快速增长的同时，人们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同步增长。如果对比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人们更容易感到对自己收入的不满。同时，GDP有些不合理的增长部分，还导致了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枯竭等社会问题。所以，大多数人对GDP增长不感兴趣，甚至产生逆反心理。其实，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放缓，GDP的增速只要低于8%，必定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同时也将产生更多更为严重的社会焦虑情绪。

　　政府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本来应该是好事，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本来也不能说是坏事。但是政府主导的公共经济效率实在太低，主要是在许多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铁、公、基”快速上马，赶工程，如果再隐藏种种腐败现象，出现事故的概率就会大大上升。相比之下，美国的铁路建设在19世纪40年代时，只有3000英里，但是六十年以后就变成了30万英里，六十年增加了100倍，这个速度不能说不快吧？但美国的铁路出事故的概率远远低于当前的中国铁路，也没有发生像中国这么大的事故。所以，中国在公路、铁路、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腐败会带给老百姓很多焦虑。

　　《 新财经》：导致民众焦虑，政府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萧国亮：现在政府的角色是错位的，不该管的事情政府管得比较多，比如在房地产问题上，政府花了很多精力，但是在很多质量问题上却没有好好管。比如污染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政府在食品安全方面做得不到位。现在，中国很

　　多行业的国际标准都过期了，但没有人去制定新的国标，比如食品安全问题这么严重，就因为没有一个新的标准。另一个问题是，有了新标准以后不去执行。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方法绕过食品安全检查，所以，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很多人的

　　恐慌和焦虑。这是我们现在生活中的最大焦虑，感觉吃什么都不安全。

　　还有就是在城市化过程中造成了城市人口过密，也会让人们产生焦虑情绪。社会心理学上做过实验，把很多老鼠关在一起，那些老鼠都会焦虑不安。城市人口过密导致城市拥挤，买车的人越来越多，导致交通拥堵。实际上，在交通拥堵

　　问题的认识上政府有误区，不是车多了，而是路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年都以20%以上的速度在增长，这也包括买车人给国家交的各种税费，但这些财政收入并没有全部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能多修路，我们的道路就不会那么拥挤了。

　　解决焦虑问题首先要立法

　　《新财经》：就中国来说，要度过全民焦虑的这个阶段，我们有什么样的办法能解决呢？

　　萧国亮：我认为关键是建立一个法制的国家，我国现在立法已经不少，但执法就要划个大问号。比如，2010年11月上海发生了一场大火，100年前的纽约也发生过类似的一场大火，纽约一栋12层的制衣厂楼房发生大火，当时的消防设备也无法达到楼房的高度，导致125名女工被烧死或跳楼摔死。那场大火被称为改变美国历史的大火，125个女工的惨死震撼了美国人，在之后的三年间，纽约州通过了34项改善工人条件和安全的法律。

　　但上海的大火发生后，我们只看到了表彰消防队的英雄事迹，看不到对高楼灭火疏失的检讨，看不到改善高楼防火的立法。

　　另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消除民众的焦虑情绪都能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备，有的往往有其名而缺其实。如果我们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焦虑情绪就会得到大大缓解。当然，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也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让所有的焦虑都消失。

　　但我们确实可以从外部环境入手来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还要加强执政力度，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还有过去我们一直提倡“大社会、小政府”，限制政府的权力，将大多数问题交给社会来解决。要认识到我们必须把社会作为本位，而不应当是以“资本”本位，更不能是以“政府”本位。

　　实践证明，什么问题都让政府来解决，政府也解决不了。我们往往说市场不是万能的，所以需要政府来补救市场失灵。但是，政府也不是万能的。政府失灵，我们该怎么办？政府失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用制度让政府少失灵，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廉洁的政府，高效的政府，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做到这些可以减少民众的焦虑情绪。

　　最后，在一个社会里发生焦虑情绪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渠道，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把焦虑排遣出去。现在我们感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人与人之间没有办法说心里话，互相沟通，这是无法排解焦虑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社会应该有专门的义工，对焦虑群体进行心理安慰，政府也应该关注国民的心理健康。

　　总之，中国的民众本来就有很强的成就动机，如果不善于引导，就会把这种成就动机演变为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这种功利主义倾向，遇到当今社会出现的上述问题，产生民众的焦虑情绪是预料之中的事情。但是，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引起必要的警惕，尽快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