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转机在哪

　　文/本刊记者 李斌

　　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10月10日在布鲁塞尔表示，考虑到目前局势的复杂性和新的变化，决定将原定于10月17、18日举行的欧盟秋季首脑会议推迟到10月23日举行。于是，23日的欧洲峰会被赋予了拯救欧洲的“决定性会议”，引起的全球关注不亚于“卡扎菲之死”。

　　然而，23日的峰会并未像人们事前预期的一样，推出多个关于欧元区债务危机的解决方案。无功而返，欧盟只能推迟在10月26日再度召开峰会，以期通过一套综合且全面的持续性危机应对方案。

　　在23日的峰会上，欧盟领导人商议了有关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扩容、欧洲银行业重组、希腊债务减记及希腊新一轮援助等欧元区的重要问题。然而，主权债务危机解决方案的关键性人物——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几乎在所有方面均未达成一致，使这次备受瞩目的欧盟峰会又变成了一场空。

　　10月26日的第二次峰会上会不会达成决定性解决方案？欧盟峰会会不会再次让全球失望？欧洲问题为什么迟迟没有转机？欧洲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新财经》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西班牙驻华使馆经贸参赞Jose LuisKaiser。

　　欧洲是体制问题

　　《新财经》：欧债危机发生后，很多人都在质疑欧元区制度的成败，在您看来，欧元区的制度缺陷在哪？

　　袁钢明：欧洲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是体制问题。欧元区建立的初衷是货币一体化以后使整个区域内的教育成本、货币兑换成本及各种障碍都会降低，使整个区域内的贸易和生产经营变得更加低成本，更加有效率。但欧元区没有考虑各个国家要区别不同情况来执行自己的宏观政策和货币政策，没有想到取消了各个国家的不同货币政策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造成欧元区问题的最大原因，就是所有国家都取消了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一个国家没有了货币发行机制和调控机制，这个国家完全是残缺的，这是造成欧债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欧洲在援助资金问题上，始终采取一种消极或谨慎的态度，对援助资金采取怠慢的做法。欧洲是富裕的国家支援贫穷的国家，勤劳的国家支援懒惰的国家，所以才造成了希腊等国家陷入泥潭。欧元区的建立本身就存在着严重问题，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不是某些策略或者政策错了。

　　欧债危机的发生，证明欧元区市场改革是失败的，因为欧元区的大部分国家都觉得自己吃亏了。相比之下，最占便宜的是德国，德国是欧元的最先支持者，因为德国希望通过欧元与欧洲结盟，联合起来作为自己的一个基地。德国想做欧洲的带头人。但是，欧债危机后，德国因为要援助那些弱小和贫穷的国家，它觉得自己吃亏了，没有像原来预期的那样得到很多好处。

　　除德国以外，其他一些国家也感到很冤枉，它们的实力不能与德国相比，常常受到德国的歧视或统一货币政策的制约。欧洲的问题很严重，特别是一些东欧国家，更不着边。欧洲内部矛盾和互相抱怨不断。所以，欧洲根本不具备实行统一经济区的条件。

　　《新财经》：欧债危机发生后，迟迟不见好转，在您看来，欧洲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Jose Luis Kaiser：欧洲的货币政策已经统一了，只有欧洲央行才有权力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但欧元区国家的财政政

　　策彼此独立。现在要解决欧洲问题，一方面，要有欧盟协调政策，欧洲理事会也会不断讨论这个话题，协调各个国家的财政政策，可能不久会制定独特的财政政策。

　　就目前来看，欧盟各个国家的预算都比较紧张，只占欧盟GDP的1%，这是不够的。很多欧盟成员国都在苦苦挣扎走出困境。为此，很多国家会认为，如果大家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可能会比较好。现在欧元比较疲软，主要反应了欧洲政策的不协调、不统一。

　　另一方面，欧盟不同成员国和欧洲公民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过去花钱太大手大脚，这就意味着今后每一个欧洲公民都要做好准备，告别乱花钱的状态。必须让大家认识到，以前欧洲公共开支慷慨的状态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了，如果继续维持以前的状态，欧洲永远都无法摆脱今天的困境。

　　《新财经》：10月18日，穆迪宣布将西班牙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两级，从Aa2降至A1，展望为负面。您认为，目前的西班牙形势与希腊相比有哪些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Jose Luis Kaiser：希腊和西班牙相比，有共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相同的是我们都是欧元区国家，都听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指导；但负债水平，也就是债务占GDP的水平，这个比例西班牙肯定没有希腊那么高。另外，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负债水平也不一样，中央政府正在做很大的努力，来解决所面临的种种困难。西班牙的负债水平其实没有外界说的那么差，占GDP的比重比德国还低。但是，西班牙的失业率很高，这是西班牙面临的最大困难，失业率导致了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现在西班牙需要继续改革劳工市场，才能重获公民的信任。

　　欧洲的封闭不利于解决危机

　　《新财经》：今年以来，欧盟对中国陶瓷等行业征收惩罚性关税，使得中国陶瓷业面临危机。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越来越开放，而欧洲却越来越封闭。欧洲的封闭不利于解决债务危机，您怎么认为？

　　Jose Luis Kaiser：大多数西班牙人认为要改变目前状况的话，欧洲本身要变革。在危机的时刻，人们往往倾向于自我保护，这在历史上有很多教训。其实，真的走出危机需要所有国家都能开展自由贸易，能够自由的进口和出口。但西班牙下个月大选，对于政客们来说，最担心的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如果在这个时候打开市场的话，短期内肯定有更多的人失业。所以，现在西班牙政府做的事情未必符合经济规则，但欧洲委员会认为，很多国家政府都不愿意使贸易更加自由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认为，欧洲确实应该使贸易更加自由化，这样才能提高欧洲劳动和经济各方面的效益。我们看到，中国也在各方面做出了努力，改变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五六年前，欧洲对中国的误会很大，如今，中国的产品质量方面已经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的心，而且，中国销往欧洲的技术产品越来越多，附加值越来越高，还有不少具有技术含量，甚至有研发、有创新色彩的产品。中国产品在欧洲市场很受欢迎，这些都会逐渐改变欧洲的政策。

　　《新财经》：其实，新兴国家也有意对欧洲投资或者援助，这样是不是会对欧洲的局势有所改善？

　　C 陈凤英：新兴国家不是想不想投资的问题，而是根本投不进去，欧洲没有机会给我们。比如希腊8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这个数字对于中国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即使这么小的援助资金，欧洲也不会让新兴国家来救助。因为欧盟是一个联盟的思想。

　　欧洲是统一的市场，它有70%的贸易是在欧洲内部做的，资本也是在内部的，外面的人一旦闯进去就打乱了它们的原来的步调。所以，欧洲现在是需要救命稻草，长期来看，它更喜欢自己建设。

　　但实际上，一个封闭型的区域经济，往往是没有活力的经济，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欧洲的贸易越来越活跃的话，它的开放反而更好。但欧盟是不开放的，就像当初的日本不开放一样，没有活力。现在是在全球化的时代，不是说只保护好自己就可以了，外界的危机一样会影响到内部。欧洲现在的局面是，需要别人的时候，又怕别人进来了会控制自己。

　　袁钢明：金融危机后，各个国家都在采取刺激政策解决危机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很多都是因欧元区的新问题引起的。欧洲国家为了应对债务危机都在削减赤字，造成了整个欧洲社会的福利和就业下降，社会保障受到打击，引起了社会的不满。欧洲本身没有发债能力，它受欧元区规则的限制，手脚全部被绑住了，经济只能越来越差。

　　而且，欧洲本身没有动力，大多数国家都是靠福利来实现社会保障和经济稳定。经济增速很低，稍微出现一点点物价上涨就会害怕，所以，欧洲国家都要保持很低的通货膨胀率，一提高利率就会造成经济衰退。欧洲已经碰到了政策矛盾的打击。但欧洲的封闭不利于这些矛盾的解决。

　　欧洲不愿接受新兴国家救助

　　《新财经》：在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是否帮助欧洲这个问题上，您怎么看？

　　Jose Luis Kaiser：现在很多人都说全世界都在看中国，希望中国出一臂之力解决世界的问题，所以，我想，包括欧洲国家在内都欢迎中国的投资者。要解决欧洲的问题，欧洲是向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的。而且，在最近很多欧洲企业，包括

　　西班牙的企业在股市表现上都有所回升，这是好的迹象，尤其是能源、电信、汽车等行业都有很多投资机会，工业基础和金融服务都不错，基础非常好，是海外投资者很好的投资选择。

　　《新财经》：前不久，新兴国家是否要救助欧洲的讨论此起彼伏， 您认为，欧洲需要新兴国家救助吗？新兴国家有没有必要去救助欧洲？

　　C 陈凤英：欧洲最大的问题不是缺钱，是怎么用钱的问题。如何把钱用好，是欧洲最大的问题。新兴国家要帮助欧洲，可欧洲不想要新兴国家的钱，所以，我们感觉欧洲不是缺钱，只是某一个流动性紧缺。比如希腊，它的流动性紧缺，因为它没有信誉，希腊有钻石，但没有人去买，希腊自己又没有能力发，所以，信誉对一个国家很重要。

　　2009年3月，花旗银行要倒闭的时候，美国政府出手救助，只要把资金链接上，就不成问题了。只要是资金链的问题，美联储都可以做。对于欧洲也一样，资金链问题可以找欧洲央行。现在的问题不是欧洲无力融资，而是欧洲央行认为很多国家缺乏信誉。

　　但是，欧洲也不是完全不需要钱，而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行业、某一个时段非常缺钱，欧洲总体上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大的国家没有意愿引领欧洲走出危机，所以欧洲的问题也不太好解决。

　　欧洲又不敢用新兴国家的钱，欧洲担心新兴国家掌控了它。新兴国家给欧洲投钱也有担心，会不会打水漂？所以，信誉是需要保障的，不是说有钱就有信誉。美国没有钱，但它有信誉，所以大家都投资美元。欧洲是一个大的经济体，但它是分散的，这是主要问题。

　　近期的欧洲峰会也在积极为欧债危机寻求解决方案，如果欧元区能达成共识，那欧洲就真的不需要外部支持了。因为欧洲害怕外面的人去控制它的经济，这是西方国家经常出现现象，自己出问题又担心别人，尤其对于新兴国家，它有一种恐惧心理。因为新兴国家是它体系外的，欧洲非常担心其他人进入它的体系之后会改变它，或者控制它。

　　欧洲的想法是：我们是“大欧洲”，怎么能让“小亚洲”进来呢？我们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要让发展中国家救助呢？欧洲原来的高贵和富贵，使它们放不下身段。现在的问题是，欧洲其实还是很富，所谓的穷是它在原来的基础上变穷了。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原来很穷，现在是在穷的基础上变富了一些。

　　欧洲自救要抓紧

　　《新财经》：我们知道，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于10月底卸任，特里谢在欧洲央行行长的职位上任职八年，在欧洲危机愈演愈烈的当下卸任，对欧洲有何影响？新一届央行行长在政策上会不会有改变？

　　C 陈凤英：可能跟人不会有太大的关系，欧洲的很多问题还是欧洲委员会来决定，欧洲要解决一个长期的问题和提振市场信心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央行行长可以解决的，要看各国政府的意愿，央行行长推动不了各国政府的。央行只管货币政策，但财政政策要各个国家政府决定。当然欧洲央行也很重要，当务之急要解决希腊问题，让希腊问题不要衍生到真正的核心国家，比如意大利。现在，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都出现了危机。

　　所以，我想不管是谁继任，都是形势所迫，他都要解决这些问题。希望近期的欧盟峰会尽快出台解决方案，至少让这些危机国家的资金链不会断。

　　Jose Luis Kaiser：欧洲在未来几个月和2012年有很多国家开始选举，西班牙在11月开始选举，但西班牙现在局势很不稳定，政治也不稳定，西班牙需要多数派政府，才能执行必要的经济改革。但欧洲央行是独立于欧盟国家的，很多欧盟领导人知道情况不妙，希望果断的决策。所以，新的央行行长可能会强硬一些，要求明年各国的货币政策会紧缩一些。但法国人希望多一点流动性，从而帮助危机国家解决债务问题。相信欧洲央行的强硬派会占上风。

　　《新财经》：欧债危机后，欧洲央行应该说也出台了不少援助计划，也投入了不少援助资金，但为什么危机没有好转？救助资金到底起了哪些作用？

　　Jose Luis Kaiser：欧洲要实行财政刺激计划，要知道这个钱应该怎么用，能否提高生产率。中国做了大量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确实为今后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更高的效率，但欧洲现在大量的政策刺激是为了支付养老金、保险金，这些东西中长期来看，并不能推动社会经济高效的提升，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需要更多的钱来解决欧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