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生育政策不能一刀切

　　王羚

　　围绕着计划生育政策要不要调、如何调的争论，是笼罩在一个关键数据——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上的层层迷雾。由于这个数据没有被廓清，中国生育政策的前路也显得模糊。

　　当前景扑朔迷离时，有些人不愿意公开多说话。有着三十多年人口研究经历的顾宝昌本着学者的良心，在许多场合公开表达自己思考和调研后得出的论点，积极推动中国人口政策基于新变化的调整。

　　世界七十亿人口日当天，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WHO）生殖健康社会科学专家组成员顾宝昌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就世界、中国人口形势和未来政策走向谈了他的看法。

　　生育率提上去比降下来还要困难

　　第一财经日报：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不光中国，全球各国的生育率都在持续走低。这背后有什么原因？

　　顾宝昌：现在确实是全球化的生育率持续走低。全球化、城市化、性别平等都是促进低生育率的因素。现在全球化、城市化都要向前发展，所以低生育率就很难逆转。

　　过去联合国、世界银行都认为，一个国家生育率降低到了2.1的世代更替水平就不再下降了，就保持在那里，如果是那样，当然是比较理想的。但是现在看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下降到了更替水平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往下走。

　　现在全球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非洲和南亚的一些国家。但就是这些国家生育率也在下降。比如现在南亚国家的生育率在3到4左右，也不是像过去那样5、6甚至到7。许多国家的生育率在下降的过程中，但是不像中国下降得那么急剧。

　　日报：生育率可以降下来，应该也可以升上去，政策调整会不会有效？

　　顾宝昌：人口的生产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不会像调整某一个产品生产那样快速见效。生育行为是一个基于观念、文化、经济多种因素的结果。因此，有专家提出，将生育率提上去甚至比降低生育率还要难。

　　世界人口发展史上，曾经有过长期低增长率的时期，但是始终没有遇到过低生育率的问题。每个家庭生很少孩子的社会是个什么样的社会，部分发达国家有过，但整个世界都这么低，对将来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大家都没有经验。

　　现在大家都认可世界人口生育率会长期走低，至于多低，还有争议，但是说世界人口会重新回到高生育的年代，谁也拿不出可信服的理由来证明。

　　比如你说提高生育率，现在许多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韩国也都在努力，虽然花了很多钱，搞了很多生育津贴、补助啊，但效果不佳，还没有一个国家成功。

　　日报：为什么生育率提高会这么难？

　　顾宝昌：我想生育率提高这么难关键还是观念的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们做的调研发现，即使在经济落后的地区，现代的婚育意识都在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虽然他（她）人在贫穷落后的地方，但是由于信息的全球化可以跨越经济差异的障碍来影响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所以不能再简单地用经济水平来衡量思想意识的差异。

　　日报：如果全球生育率持续走低，将来某一天，人口就会达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根据你的研究，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人口负增长会在什么时间到来？

　　顾宝昌：总的趋势来讲，世界人口还在增长，但是增长的趋势越来越慢，而且最终会走到零增长，零增长以后就会到负增长。它不会就停在零那个地方的，而是继续负增长。但是对于人口负增长的可能到来有些人不能接受，认为是太遥远的事。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负增长真的到来的时候你就会缺乏准备。

　　至于具体什么时候到零增长，什么时候到负增长，这要看努力的情况，发展的情况。有人也做过预测，就是定出各种方案，如果走得快可能会怎样，走得慢又会怎样。有人认为人口负增长很遥远，其实并不遥远。越来越多的地方已经进入负增长阶段，比如日本，比如上海，已经十几年负增长了。

　　但是有些地方的负增长不显现，是因为人口流动把它补进去了。像我们有些大城市，因为有外来人口，所以它的人口还在增长，假如我们把外来人口去掉的话，本地人口出生率已经非常低了。所以许多大城市的活力是靠外来人口在撑着，因为流动人口主要是年轻人。

　　但这样的流动导致流出地，也就是农村的老龄化更加严重。现在大家讨论老龄化，更多是讨论城里人的老龄化，农村老龄化很少有人讨论，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实际上农村老龄化更加严重。

　　问题在于，人口问题有个前瞻性，真的到了负增长了，你想要阻止负增长，就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比如老龄化真的到来了，你能做的事情已经很少了。劳动力假如已经短缺了，你要增加劳动力就来不及了。再生孩子也要二十年才能长成劳动力。

　　所以人口问题，话要说在前头，但话说在前头，人们又会认为这是很遥远的事情。不像地震、洪水、非典那么紧迫，过两天也行，以后再说。但等到了以后，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社会越来越多元化

　　生育政策不能一刀切

　　日报：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确实过去有一些判断跟事实有差异。关于下一步生育政策的调整，您的观点是什么？

　　顾宝昌：对中国人口政策问题的争论已经很多年了。这些争论说到底不是对政策问题的争论，而是对人口形势的判断的争论。

　　以前中国是高生育率，一个家庭五六个孩子，一年生两千五六百万孩子，人口增长速度最高到了3%。现在发生了变化，中国目前的人口增长，每年只有六百多万，增长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五了，很慢很慢了，那么，我们对人口形势的看法是不是要随之发生变化呢？人口政策要不要发生变化呢？你三十年前面对的人口形势和现在完全不同了，怎么能用三十年前的人口政策来应对三十年后的人口形势呢？

　　更重要的是，我们面临新的人口问题、人口挑战，假如你连生育政策都不能迈开一步，它反映的是我们对新的人口形势的变化、人口挑战的到来毫无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但是并不是说生育政策调整了，我们的问题就都解决了，这些问题都是新问题，需要我们做大量的探索应对工作。希望我们对人口的认识能够更加的科学化，不能单从主观的意见或者感情用事，要符合客观规律。

　　这些年来，在经济问题上，我们的头脑相对清醒，认识到经济发展过快过慢都是不利的，应该尊重客观规律，要科学发展，这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就不如在经济问题上的认识清楚。有些问题，比如人口增长的下降是不是越快越好，根本就没有讨论过。

　　日报：可能有人会担心，一旦生育政策放开，会不会引起反弹？

　　顾宝昌：有这种可能吗？你看看你身边的“80后”、“90后”，你用什么理由可以说服自己，将来会有一个高生育的局面出现？这不是个理论问题，是个实际的问题。孩子需要人来生的，如果个人没有这个生育行为的话，整体是不可能出现高的生育水平的。

　　根据我们这几年做的调查，几个长期实行二孩政策的地区，比如山西翼城、甘肃酒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开始试点二孩政策，但他们的生育率都没有到2，也就是说，没有普遍生两个孩子的。

　　我们这几年在江苏做的调查，那些符合当地生两个孩子政策的“单独”（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家庭，生两个的也少得很。连我们都觉得不能理解。还有湖北宜昌五峰县，放开二孩政策，六七年过去了，生育率还是上不来。

　　我也有疑问，这么边穷的地方为什么不生二孩呢？我去当地做了调研，结果我也很受教育。从宜昌到五峰县里要坐车颠簸两个小时，但是到了县城，我发现地方很偏僻，但年轻人的思想不闭塞。

　　慢慢我就明白了，他看的电视跟你看的是一样的，他上的网跟你是一样的，你知道郭美美，他也知道郭美美，而且年轻人外出打工的也多，如果你认为边远地区的年轻人观念就一定比城里人落后，恐怕是不见得。

　　日报：此前有报道说，人口政策调整要分三步走，从“双独”（编者注：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允许生二胎）到“单独”再到放开二胎，但是现在看来动作还是比较缓慢。

　　顾宝昌：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在我看来已经耽误了十年了。人口发展是有规律的，现在生的孩子，2031年，老龄化很严重的时候，他（她）正好二十岁，成为劳动力了，如果十年后再生，到时候才十多岁，成不了劳动力。所以，越拖问题越多。几十年之后，问题凸显的时候，今天争论的人都不存在了，最后承担后果的是“80后”“90后”。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社会越来越多样化了，你规定“单独”的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他不想生。你规定不是“单独”的不可以生，但是他又想生，这就出现了问题。

　　其实只要总量来讲，不是一个高生育率的社会，就应该允许人们有选择的自由。如果整个社会大部分人都想生很多的孩子，那就变成一个社会问题了，就是一个高生育率的社会，就会引起总的人口增长过快。但现在不同，有些不愿意生孩子，有些人愿意生一个，有些人愿意多一些，社会在越来越多元化，人口政策怎么能一刀切？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的研究一直在为控制人口做努力，而且也确实有很大的成效。但现在新形势发生了，我们不能再固守过去的思维，必须要变化。

　　从经济发展来说，有多种模式，比如有温州模式，有苏南模式，这么多模式，哪个是对的呢？只要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不管黑猫白猫，都是可以的。至于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我的设想是，全国可能不是一个模式。比如有的地方可能适合单独政策，有的地方可能适合其他政策，那就探索其他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