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写《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

　　李 锦

　　 这是一本揭示了金融信贷风险在中国发生、遏制和演变过程的书。研究这个过程，有利于人们认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进而明确发展方向。

　　因为我担任着几所大学的兼职教授，学生们关心这个“秘密”，总是要我讲述在这场危机中的遭遇。学生们把这些对话记录下来，再把我发表在博客上的观点补充进去，经过我的数度修改，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现在金融危机对全球市场的凶狠攻击已经告一个段落，在危机中疲于应对的世界也开始在这场浩劫后慢慢恢复元气。在这场危机到来时，充满了未知数，中国政府曾处于紧张而又严肃的对付状态。最突出的表现是2008年11月提出的“四万亿”救市方案和2009年9.75万亿贷款的倾泻而出。如今时间已过去两年，形势变化很大，很多东西已经形成定论，这些过程也已经不再是秘密了。

　　自次贷危机爆发至今，有不少关于次贷危机“真相”、“迷局”、“剖析”等内容的图书，从不同角度对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及其演变历程进行了分析。对危机的解读固然可以从各种角度切入，但对那些想对本次危机的爆发及其后续影响有一个深刻认识的读者来说，需要有一本著作以更深邃的视角，动态地剖析这次危机，包括这场经济危机在中国引起什么反应，中国人是怎么度过这场劫难的。人们希望了解真相，人们也更希望了解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前途有什么影响。

　　当危机不速而至时，人们曾经以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在四个月内，3.87万亿的贷款倾泻而出。连央行负责人也感到“出乎意料”。在这关键时刻，有一封近万言的意见书递到温家宝总理案前，提出中国已经出现信贷大跃进，极易引起泡沫经济，这种狂潮如果不及时抑制会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货币的灾难”。国家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加强金融监管，把速度控制好，把结构调整好，以保证积极的财政改革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健康地贯彻，以使金融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温家宝总理收到这封来自民间的来信，高度重视，从头到尾划了很多杠杠，认真阅读而且要求有关部门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这就是我在2009年3月22日写给温家宝总理的一封信。

　　我多年来一直在基层调查，在老百姓中跑，每年下乡200至300天，40年间大概如此。我关注中央政府的一举一动，细心揣摩着总书记与总理的每一次讲话，是属于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当次贷危机突然爆发，我每天上网数小时，面对迅速奔到眼前的信息，觉出国家经济脉象的危急。我在忽然间发现“信贷大跃进”这个词，就像追踪的雷达发现一个亮点，便紧紧盯着。通过十天的观察积累和研究，我认为全球经济在朝夕之间陷入困境，看似令人难以置信，实质上则早已有迹可循；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及各国针对危机的救市行为，效果并不那么理想；中国面对危机的金融拯救行为显得急促，有失控的倾向；这种贷款速度与规模似乎在制造一种新的风险与危机，将为中国发展留下极为久远的隐患。

　　 从根本上说，次贷危机是美元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作为世界经济金融基石的美元一再显示出其疲于应对的窘迫处境。美国政府依靠美元地位攫取全球财富的行径以及失去苏联这个主要对手后的恣意胡为，都一再动摇着美国自己的地位。经济危机的爆发，使本已深陷财政危机的美国政府，更是因几项大规模救市计划的颁布和实施，而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财政赤字再次飙升。

　　因为金融风暴肆虐，中国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改革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4万亿救市计划和中国市场的稳健恢复让整个世界刮目相看。这是正确的抉择，总体效果也是如此。其实四万亿只是一个引子，在整个2009年也只是投入8500亿，引起的“倾盆大雨”是9.75万亿的贷款。然而，这“救火”的速度来得过于猛烈，猛下药剂，使得中国固有的计划经济病一下子被引发出来。尤其是贷款“大跃进”的出现，形成了极大风险。我的生活基地是沂蒙山区九间棚村，我先后去过这个村庄76次，村支书刘嘉坤拉着我一次次帮他跑贷款，可是银行面向中小企业的闸门被紧紧地关闭着。国家办的银行总是帮助富人而不帮助穷人。巨量贷款惊人地倾泻出来，洪水似地涌向地方政府与大企业，而不少企业则用这些钱来炒地皮，甚至自己办银行，导致贷款票据现象迅速上涨，这岂不是中国式的“次贷”？我感觉到国家高层并不了解这种新动态，自己心中不寒而栗，觉出另一种危机在向祖国扑面而来。当温家宝说到准备好“子弹”的时候，我们便能感觉出中国政府因为财力雄厚而呈现出的坦然。然而，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的子弹暴雨般倾泻时，效果如何？这种金融战争的局势如何，仗该怎样打下去？于是我奋笔疾书，提出了中国贷款速度问题、结构问题、效果问题、监管问题及其它种种隐患，最终提出数条明确无误的对策。温家宝总理吸取了我的意见，中央领导与几个部门也高度重视，纷纷组织研究。就在中央收到信之后的第11天，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专题研究信贷风险问题，一项项措施迅速推出来了。金融危机在中国只有一年半时间。到2009年12月27日温家宝总理接受新华社记者赵承的那次世界关注的采访，温家宝说，“我们年中时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且努力注意加以纠正，下半年的情况有所好转。”温总理说的“年中”，是指4月初至7月底这段时间。温总理是4月4日在我的信上做批示的，并因此引起一连串的反应，于是有了 “下半年的好转”。这本书为这个发生、发现到“引起注意”的过程提供了佐证。

　　向温家宝总理上疏，陈述应对金融风险对策，只是我在金融危机中做的一件事，是我在这一年多的130多篇经济类文章中的一篇。在这场经济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应对之道可圈可点。中国政府令世人惊讶的防御和恢复能力使中国角色在这次经济危机中迅速上升为全球性角色。在为形势的好转而欢喜而赞颂的时候，我更为种种隐患的出现而担心和忧愁。我发现，金融危机并没有远去，而是以另一种形式被转移被隐藏。于是我写出一篇篇文章，提出中国的另一个结构性调整需要从收入分配入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总体上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北京部门的权力越来越大，中国的资源消耗越来越多，而整个民族自主创新的能力提升过慢，这绝不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GDP增长主义”渐渐成为引发种种丑恶现象的根源，经济泡沫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的隐患。幸好，我们党和国家正日益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

　　我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恪守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主要动力的思想。在2008年9月山东的一次研讨会上，我曾大声呼吁，中国应该进入以消费主导型的社会。2010年4月，在北京一次理论研讨会上，我再一次呼吁消费主导型社会，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播出了我挥舞手势呼吁的镜头。我总觉得很多智者提出的消费刺激经济，是一种浅表性的理解，思维还停留在单纯经济增长的窠臼里，这种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陷入方法论窠臼，我们需要一种“方向论”的思考，需要经验与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我的看法是中国应该进入消费主导型社会，社会形态要有改变。这样带中国字头的大喊大叫在近年有十多次，这些呼吁连续数次为北京的报纸以整版采用。我研究消费主导型社会论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的消费是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源泉。这个理论是个大理论，迟早会进入党和国家主导理论的支持体系。

　　我们不仅要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要为未来找出一条定位明晰的路来。从1992年7月通过双星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我的注意力开始从农村转向企业。1996年6月提出企业资本经营理论，对企业的研究愈发深入了。这两年，中国接连出现“汇源果汁事件”、“富士康事件”、“株洲太子奶事件”……我无不以巨大的热情加以关注，都是以万言之上陈述自己的看法。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走了 30年，如何构建一个公正的市场秩序，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30年的改革进程还告诉我们，任何制度的演进都是内生于它之前的那个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如果我们看一下今天中国的市场体制，就不难发现，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的结合、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串谋、城乡之间的制度性分割、行业进入的壁垒，所有这些都使下一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面临新的挑战。在金融危机期间对政府权力集中的理解由此造成对现有市场体制的扭曲，所造成的收入不均等和经济效益损失，已经足以成为我们向市场体制的不公正性开刀的经济学证据，更不用说公正本身就应该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到底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还是市场主导下的政府，千万不能以应对经济危机特定时刻的狭隘经验把过度的政府集权行为肯定为“中国模式”而大力倡导。集中化与市场化怎么找到一个结合点，找到一个中间度，是需要大智慧的，一切简单化、僵硬化、世俗化的思维都无益于历史进步。

　　(节选自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一书概论前半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