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吸官僚气（法眼）

　　

　　

　　【新闻背景】

　　《工人日报》11月4日的一则消息被各大网站以“高校学生会官僚化，学生干部获保研名额成潜规则”的标题转载，高校给学生会成员的一些优待伴随着学生会的官僚化，学生会越发成为名利场，其本身的服务功能弱化，吸引力降低。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官方对学生会的管理思路、高校的学风功利化等对这样的结果不无“贡献”。

　　关于学生会官僚化的报道，让人不禁想起许多自治组织的事情，如某红十字会、某行业协会、某村民委员会、某工会。可若要理解这类服务性的组织官僚化，首先需弄清“官僚”的含义。

　　在我们能理解并自觉使用的程度上，“官僚”有两层基本义：第一种是中性的使用，指官吏、官员，进而指科层制中分工、角色明确的一员，以其为基础的官僚制度，是社会管理现代化的表征之一，马克斯·韦伯认为，在现代社会，想把事情做好，就得使用官僚；第二种是贬义的使用，指官吏身上的不良习气，如高高在下，人浮于事，推诿塞责，独断专行，暗箱操作等，大多贬义的成语都可被“官僚”这顶大帽子扣下。

　　从这两个层面，我们来理解高校学生会官僚化现象。一方面，把学生会干部变成官僚，把学生会官僚化，在学生中形成一个管理阶层，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把上级的意志不打折扣地传达贯彻下去；另一方面，这样的治理模式在学生会中间形成遭人诟病的官僚习气，更易让学生会干部醉心名利，在政治上“早熟”。

　　如此，似乎只要扬长避短，就可下方抓药了。事实上，这样的药方早有人开出，在他们看来，贬义的官僚其实是伪官僚，要去除旧体制遗传的官僚习气，就必须按马克斯·韦伯理性化的要求重构官僚制度。但无效果，或是效果有反复，且越发严重。

　　窃以为问题还得从“官僚”二字切入：在贬义的官僚和中性的官僚之间，至少还是有些沟连的。殊不知，在腐朽者还不曾腐朽之前，中国的文官制度可是让外国人眼馋得很。只不过，它所服从的对象最终被具体为某个人，而马克斯·韦伯那一套是服从于一套抽象的规则，它们都是贯彻执行政治意志的工具，同属行政的范畴。让本就缺乏活力的自治组织更加行政化，好比给腹泻的人下巴豆了，如非居心叵测，便是庸医害人。

　　官僚是服从的群体，也是无须对政治决策负最终责任的群体。把官僚制当成政治制度，把官僚当成政治家，到最后就是形成无脑政治、无责任政治。这与政治的目的恰是背道而驰的。若在自治组织中并无担当责任的分子，自治组织实际上就消解了。所谓“自治”，首先要有“自己”，然后才有“治理”，若无“自己”这种主人心态，那么行“治理”之责的，就只能是官僚化的奴才了。

　　谈到这里，似乎已经触碰到某些人敏感的神经了，但是倘若以主人心态来看这些，便不会如惊弓之鸟，更不会对号入座。虽不能将官僚当成政治，但不妨以政治眼光来审视学生会官僚化的问题，如上所述，在学生会这种自治组织中推行官僚化，又不能真正体现管理监督的职能，结果只能是“伪官僚化”。以名利相诱，造成个人人格的扭曲和私欲的膨胀，与韦伯提倡的有服务性、服从管理与安排的技术官僚相去甚远，最终诞生的多是尼采笔下的斤斤计较于私利的“报废的人（末人）”。

　　由此可见，无论是官僚化还是伪官僚化，都足以让学生们在政治上“早夭”，而非所担扰的“早熟”。对照一百年来学生自治组织为中国政治现代化输送人才的盛况，我们担忧的是，几十年后，高校学生会是否仍能输出负责任的“政治家”以延续政治活力，又或能——退而求其次——输出足够数量的、优秀的“技术官僚”，让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