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我也不理解”

　　11月4日在全国上映的《Hello!树先生》，是这个时代的阿Q故事。其荒诞、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恰是这个时代小人物的精神写照

　　徐佳 崔润芳

　　很难用一句话概括《Hello!树先生》（下称《树先生》）的剧情。就连导演韩杰自己面对这个问题，回答也语焉不详，“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新的阿Q故事。他在现实中无从适应，选择做一个精神的胜利者。”

　　《树先生》已经于11月4日在全国公映，作为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得主，《树先生》的口碑并不能缓解票房的压力。在《猿族崛起》、《失恋33天》的挤压下，它的排片首先就遇到了困难。而几乎在每个场合，“70后”的韩杰总会被问到关于票房预期的问题。“作为一名青年导演，如何去表达，才是我关注的重点。”韩杰如是说。

　　他的同乡兼投资人贾樟柯也深有同感。有人问他为什么会投资《树先生》，他在微博(http://weibo.com)上回应：“如果稍有些经济能力，应该试着为特立独行埋单。”特立独行，正是《树先生》和韩杰难能可贵之处。

　　《树先生》是这个时代的阿Q故事，主演王宝强在片中有个诗意的名字——“树”。这是一个生在东北小镇的游荡者，40多岁，单身，在村里的汽修铺工作。他常去村口的酒馆和朋友喝酒，一起长大的伙伴，有人开着好车成了煤老板，有人远在省城办私立学校。“树”却一事无成，他渴望得到尊重，有限的尊严却不断遭到践踏。

　　影片的前半段，导演韩杰着力描绘了一张关于“树”的人际关系图，以及滋养“树”生长的社会环境。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进程冲击了农村最基本的伦理规范。过度开矿、强行拆迁，则暗示这是一个发生在当下的现实问题。大奔开进了村庄、皇冠变成婚礼排场的必要组成部分，树和哑女小梅在咖啡店约会，并且订下了终身。消费主义对农村渗透，模糊了个人的想象和现实，割裂了村庄的传统和现代。就像《Hello！树先生》电影名所展示的一样，洋气的英文和土得掉渣得“树”，也能同时挤身于一个狭小的空间。

　　“树”试图打破自己身份定位，加入农村庞大的迁徙大军。他从村走到了县城，再走到了省会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刺耳的喇叭声、穿梭的汽车群，让影片充满着动荡感与不稳定。就像被拔起的大树，无根是唯一的宿命。“树”为自己买来一副平光眼镜，尝试通过外在的改变，来迎合这个浮躁、短视的社会。但眼镜给他带来的个人符号仍是“滑稽”二字。

　　王宝强的表演是整部电影的最大亮点。胡子拉碴，形象邋遢的他脱离了“傻根”般只会卖弄憨直的路子。这个中年男人表面上有一种调笑的喜感，而当镜头拉近时，他那毫无光彩的眼神中竟充满悲悯。在片中，韩杰为王宝强设计了一个夸张的走路撇手的肢体动作，让人看着总是别别扭扭的，“这本身即暗示了树在生活中的不协调感。他的性格与人际关系、社会现状格格不入。”不久前，王宝强凭借《树先生》获得自己的第一个影帝——海参崴电影节最佳男主角。韩杰玩笑地评价他，“作为演员的王宝强，完成了从处男到男人的真正转变。”

　　可正当一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即将被“立”起来时，电影的后半部分突然跌入了一种含糊混乱的叙事空洞中。大婚那天，“树”精神失控了，脑袋中不断闪出已经过世的父亲和死于非命的哥哥的画面。仿佛经受了某种巨大的刺激，他成为村里的通灵者，有了可以预判未来的能力。他让当初逼他当众下跪的年轻人心甘情愿匍匐在自己面前，也能跟村里招商引资的大老板共同剪彩、畅想未来。人们尊称他为“先生”，他因此完成了从小人物到有尊严的人的巨大转变。

　　韩杰对“树”的精神状态的描述是抽象且语焉不详的。他甚至没能清楚地交代哥哥和父亲在过去到底发生点什么事。一切都是点到为止，叙事的逻辑几乎处于断层和脱节的状态，就像一场梦，醒来后只有支离破碎的画面在脑中残存。

　　“为什么要用荒诞的、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处理影片？”韩杰自问自答，这也许是《树先生》的残酷之处，在现实中投以荒诞和虚幻。这就像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描述的那样，主人公在经历了人世的种种冲突后，带着一肚子对社会的怨恨爬上了树，并誓言永不返回地面。

　　Dialogue 对话

　　第一财经日报：电影的主人公为什么叫“树”？

　　韩杰：树是文学上一种象征的意义，既具体又抽象。它象征着一种秩序，一种天然的存在感，这种天然的存在感被社会变迁所破坏的时候，其所代表的规范也同样面临破裂，同时也表达一种无根性。树被突然刮过来的一阵风连根拔起，风就是现实的变迁。刮过以后，过往的一些根基就显现了。“树”这个人物就是一个集合体，是发酵出来的一个形象，有非常多的错位感。他就像肥皂一样，经常被人挤得滑到一边去，他在这种人际关系当中很难喘过气来，人格处处会受到挤压、破坏。

　　日报：《树先生》的前半部分非常现实，而后半部分采取了超现实主义的手法，风格骤然转变的寓意是什么？

　　韩杰：树先生这样一个奇特的人物。用常规逻辑来讲述这个故事会减分，一种新的逻辑会有一种新的割裂的美。所以我从现实出发，从社会的一面转入到个人的一面，这虽然会造成一种脱节感，但我觉得这符合时代的核心。这个时代能塑造李宇春一夜成名，也可以塑造树先生一夜成为一个神棍，成为一个预言家。观众无法理解也很正常，因为这个时代，我也不理解。

　　日报：整个影片有很多场景的转换，从村到县，再到市，“树”在地理上的游离，是否折射出城市化进程中，大批从乡村出走的人在精神上的“游离”？

　　韩杰：“树”离开乡村游离到县城，从县城又最后去到省城，在这三个场域当中，人际关系的变化和社会人群关系的铺排就出现了。你会看到，有些人是提前进入城市的，有些人则无法适应。对我来说，故乡又具体又虚幻，很难靠近又离不开，所以精神上不停地在游离。电影通过乡村来眺望一个城市，所以基本上是在表达游走的状态。

　　日报：《树先生》是贾樟柯“添翼计划”的第一部作品。作为监制，他有给你什么建议吗？

　　韩杰：原来剧本写得很铺张，体量写得很大，周边的人物关系写得也比较多，是一个特别饱满的“树”的结构。作为一个年轻导演，我想尽情地表达。但最后左边右边都砍得差不多了，只留下了最核心的东西。贾樟柯作为监制一定是很理性的，做过一些调和，原先剪出来的叙事量特别庞大，有两个多小时，他的父亲、哥哥还有一些戏份被剪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