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自由市场模式面临结构性危机

　　发达国家底层民众跨国界抗议运动再掀风浪。

　　丁学良

　　30多年过去，在发达国家沉默了很长时间以后，来自底层民众的跨国界抗议运动终于卷土重来、再掀风浪。

　　保守主义年代的终结

　　实际上，不要忘记，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期，西方世界经常发生跨国界的抗议运动，国际上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也将这一时期称为国际激进主义年代，而随着70年代的结束，抗议运动越来越少，世界保守主义年代随之而来。

　　为什么从70年代中后期以后，国际群众运动或者社会运动进入低潮？我认为，这有三个重要且不可分割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因为中国因素淡出。从70年代毛泽东等革命领袖去世开始，国际的“左派运动”就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因为在这之前，国际抗议运动最主要的意识形态来源是苏联，后来他们发现苏联不行了，已经完全背叛了大众的利益，恰在此时，中国“文革”对苏联进行了批判。于是，当时全世界“左派抗议运动”形成了一种共识：认为苏联就要没希望了，国际抗议运动的希望在中国，这种状况延续了几年。

　　国际抗议运动最激烈的那几年，也是中国“文革”的几年。国际“左派抗议运动”把当时中国走的道路看作是他们真正走向社会公平、劳动者解放，彻底地摆脱官僚主义专制的一条道路，结果等到中国“文革”结束后发现情况不对，中国的官方越来越实事求是地揭露“文革”十年可怕的社会现实。所以，“国际左派运动”很快出现了信仰危机问题。中国在邓小平时代走向了一条清醒、理性的道路，或者说，抛弃乌托邦，抛弃政治上种种不切实际的、疯狂的想法，这么一来就是对整个国际的激进主义运动泼了一盆冷水。这是西方抗议运动陷入低潮的根本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英国到美国再到其他西方国家，它们的经济政策进行了调整，逐渐减少了政府对经济行为的干涉，让市场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动性。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离开中国去美国求学，亲眼目击了当时的“里根主义”对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巨大改造作用。这一阶段，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得很好，创造了包括知识产业、IT产业等新兴产业，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也拥有了一个长期的蓬勃发展阶段。西方社会大部分的劳工阶层和中产阶级都得到了很多好处，所以人们上街游行、抗议的动力也就不大了，工会的号召力越来越弱。

　　第三个原因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苏东剧变，把全世界“左派抗议运动”翻过历史一页。世界劳工和劳工运动的领袖们，从苏联垮台中得出一个最重要的教训，那就是虽然资本主义有很多的毛病，但是相对苏联、东欧，它还是给劳工带来了很多的好处。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满意，但相比之下，二战结束后的半个世纪，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大部分劳工变得越来越富裕，逐渐进入小康甚至中产阶级。正是这三个要素，所以从70年代中后期一直到21世纪初期，整个西方的劳工运动一直处于低潮，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曲线，但大趋势是这样。

　　自由市场模式结构危机爆发

　　其实，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发展战略或者宏观政策，都有其自身相对的长处和短处，时间越长，它的相对优势就会被慢慢消耗掉，而它的相对缺点就会慢慢被放大。在20世纪上半叶，全世界的认识是趋向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越多越好，而从70年代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人鼓吹政府对经济的干涉越少越好。所以在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发展了20多年以后，越往后就越走向另一个极端。

　　实际上，一个经济模式发展的时间越长，那么其相对的长处就会逐渐递减，相对的短处就会越来越放大。所以，在自由市场模式运转了20来年，运转到本世纪初期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到“去管制化”时代，对市场经济的管制越来越少，所以有了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

　　本次金融危机刚一发生的时候，大部分人还觉得它只是短暂现象，但延续时间越长，人们就越发现它并非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而更是一个“结构问题”，它比政策要深层得多，所以，资本主义世界的民众抗议运动就是这个结构性偏差的反应。西方的职业市场中，靠近底层职业的群体，就发现他们在整个自由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候虽得到了好处，但是一旦出现严重危机，他们要承担的负担远远超过整个高收入群体。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得到的好处远远比不上出现问题的时候付出代价的比例。这对他们来讲就很不公平，而且他们承受经济负担的能力太小了。

　　今天是自由市场模式在发展20多年以后，遇到最严重的结构性后果的时刻：经济衰落受害最深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从2008年到现在，不是延续了几个月（在这之前西方经济遇到衰落的时候，通常几个月就调整过来了），而是三四年。延续这么长时间，是不得了的事情。而且，西方人的时间观念似乎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能忍，受10年20年苦都能承受，但西方人可能受10个月苦就不得了。所以，本次资本主义世界抗议运动，根源就在于这次经济危机衰落不但力度比较大，更重要的是时间延续太长。

　　30年代大萧条不会重演

　　不管这个模式当初设计的时候是有什么好的想法，没有一种模式只有成功没有失败，没有一种模式能够永远有效。任何一种模式运行一段时间以后，原来的好处就会越来越少，坏处越来越多。而在进入困局的时候，如果这个社会的政治、法律结构，使发展模式能很快得到调整，那么问题解决得就快，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法律结构即使把脑袋撞破以后也不让你改，事情就麻烦了。

　　假若金融危机还要持续下去，那么这种激进的劳工运动就会越来越多。假若西方主要经济体在未来的两年内，复苏得比较快，这些运动就会失去动力。此外，资本主义抗议风潮对奥巴马而言其实是个机会。奥巴马本来就想整治一下这些大财团、大银行家们，可惜力量不够。等到民众上街游行，民心可用，奥巴马的机会就来了。像英国民众上街抗议，那些贵族、上层人物就心惊肉跳，意大利、希腊、西班牙也心惊肉跳。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都有相当大的弹性，这些抗议声势巨大，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在看这些乱象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政府会积极保护这些示威者，促进示威游行健康地发展。这场危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很不一样，30年代的时候，很多架构都还没有，比如没有IMF，没有世界银行，没有互联网，没有iPad，也没有自由贸易很多的协定，也没有世界最主要经济体常规的见面。在过去的80年，虽然说不是该做的都做了，但有许多事情还是做了，制定了许多预防和减少经济危机危害的措施。纵观经济史，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发生时，主要的经济体自身的预防措施就很少，经济体之间的预防措施就更少了；现在来讲，虽不能说该有的都有了，但与30年代比，很多预防的机构、政策、调整的渠道都有很大的提高。30年代的经济危机诱发了一场世界大战。所以，今天欧洲的主要政客就不断讲，如果不做这个或者不做那个我们就可能重复30年代的大萧条，可见，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是他们的一条红线。他们会采取措施防止国家、区域，乃至全球的经济大萧条。你看欧美那些人到现在还在提心吊胆的。

　　危机影响欧洲一体化

　　本次经济危机还影响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其实欧洲成立欧元区和共通市场，根本原因并非经济条件成熟，而是因为害怕战争。在二战结束以后，时任德国总理阿登纳就提议欧洲应该要有更多的一体化，戴高乐很赞成这个想法，然后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可以说政治上的担心是超前的。在一体化进程中，最积极的是德法两国，它们一战、二战都打过，不希望再打了。希望大家能够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下，然后经济上也越来越密切，年轻人能够到不同的国家去工作、结婚。

　　欧洲国家之间开战的可能性越来越低，但是它们还是把预防冲突当做最重要的考虑，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经济体，尤其是德国作出了最大的贡献。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发起国，为此德国当了很长时间的“优秀党员”，现在德国民众觉得已经当够了，不能再继续当下去了。与欧洲其他高福利的国家不同，德国的经济政策抓得很紧，因为当年德国发起二战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制造出了希特勒、法西斯，所以从二战以来，德国的政治家对高通货膨胀的惧怕超过任何其他事情，它们的财政政策历来是相当谨慎的，从来不敢乱花钱，就是因为切身的痛苦。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经济表面看维持得还比较好，可这种现象更可能是由于中国经济受到冲击、损害以后，利益受损阶层的表达不够。我想，如果民众有足够的表达空间，那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过去20年，西方主要经济体蓬勃发展的时候进口需求很高，所以中国的出口持续上升。现在，西方负债了，它们的进口需求越来越小了，中国的出口就受到了影响，除非中国能找到新的出口对象，不然作为经济发展动力之一的出口就会越来越不行。

　　作者系著名学者、香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