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魏革军：金融危机正在改变世界

　　金融危机正在改变经济发展模式。起初人们把危机处理概括为去杠杆化、去存货化。随着危机的发展，人们发现仅仅靠金融的再平衡难以走出危机的泥潭，于是强化了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经济的再平衡。这样的改变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否则就难以改革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但这样的调整是痛苦的，无论改变过度消费发展模式，还是改变过度储蓄发展模式都并非易事。一个经济体的发展方式是由多种因素影响长期形成的，是全球化下不同经济体博弈的结果，其改革会受路径依赖的影响，会遇到来自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压力。在美国、欧洲、国内都看到了这样的情形。目前，各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不同，利益诉求差异加大，矛盾和摩擦增多，要求妥善处理短期均衡与长期均衡的关系，在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中促进结构调整。

　　金融危机正在改变全球治理结构。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全球性问题增多，新兴经济体地位上升，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机制逐步成为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的主要平台；开启了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新体系建设的历史进程，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呼声提高，逐步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使用；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期待提高；新兴经济体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金砖四国”“新钻11国”等新兴经济体成为未来强劲的经济增长点，经济力量出现多极化。这些新的变化，必将促进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2011年11月《中国金融》

　　肯尼斯·罗格夫：终结危机还有什么新招儿？

　　如今我们陷入金融危机已有4年时间，有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明晰：我们最缺乏的不是信贷，而是可信度。

　　如今之所以缺乏可信度，根本原因就在于：面对金融危机后复苏阶段常见的长期增长乏力，拿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法。

　　显然，主要问题在于债务带来的巨大威胁，它对危机后经济早日恢复正常增长构成了阻碍。正因如此，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通常都非常缓慢。

　　在经典的零利率流动性陷阱分析中，最理想的政策是：在有资金支持的前提下，临时性大幅提高政府支出。但这一正统模型完全忽略了债务的威胁。

　　最直接的解决办法是找到既能清理资产负债表、又能维持金融体系的完整性的快捷措施。

　　如果直接削减债务的措施因受政治阻碍而被排除，我们仍可选择在未来几年中推行适度通胀（比方说把通胀率维持在4%-6%的水平），从而实现某种适度的去杠杆化。

　　最后一点也很重要，货币和金融解决方案必须辅以结构性改革，包括对难以为继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障基金进行改革。

　　债务减计方案、暂时抬高通胀和有切实意义的结构性调整，仍能显著缩短金融危机后一般会很漫长的缓慢增长期。

　　2011年8月10日英国《金融时报》

　　郑永年：世界经济危机与中国

　　中国经济格局不可避免受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在世界经济日趋危急的环境中，中国如何求生存和可持续的发展呢？在应付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有很多积极的经验，但也有惨痛的教训，需要对两方面作理性的总结。

　　中国政府最主要的优势在于，与西方各国政府不同，中国政府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部门，控制着中国这个世界经济第二大国的实体经济命脉。就是说，除了财政和货币杠杆，中国政府还具有经济杠杆。应当说，这个经济杠杆是所有西方政府所没有的。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有效性，主要是因为这个杠杆。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应付危机方面，中国经济模式比美国模式更为有效。这也是这些年一些人对中国模式抱过度乐观的根源。

　　在西方，对财政和金融杠杆的过度使用，不仅导致了这些杠杆的失效，也导致了很多负面的效应。在政府债务过大、利率趋向于零的情况下，这些杠杆如何再继续发生作用呢？无论是财政还是金融杠杆，大量的钱流通到金融领域，导致金融领域“流动性”过剩。金融领域的复苏不仅没有促成政府和社会所需要的实体经济的复苏，反而促使着金融领域走向政府和社会目标的反面，即进行更大规模的投机炒作或者“金融工程”。

　　也要清醒意识到，中国政府对经济杠杆的过度使用，也在导致几乎具有同样性质的恶果。实际上，现在看来，2008年危机之后中国的应对举措，是在对经济危机怀有深刻恐惧感的情况下出台的。当时的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政府的任务只是防止危机扩散到中国。

　　2011年11月15日《联合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