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风险、人口红利消失、人民币国际化专家把脉经济热点

　　□晚报记者 劳佳迪 报道 制图 任萍

　　上海这个人均GDP早已破万美元的国际化大都市，依然在大规模地进行轨交建设世所罕见。这似乎可以视作中国经济活力一枝独秀的精致缩影，却也被一些学者看出发展背后的焦虑端倪。酒店以内，英国《金融时报》主办的2011年度中国高峰论坛上，众多专家、企业家针对当下热点问题，正通过直抒相互碰撞的观点，共同把脉中国宏观经济的走向。

　　话题：地方债风险有多大？

　　观点：安全性应该无需担忧

　　“中国的城市化在不断加速，原先城市化主要是靠财政，现在则是通过政府平台来融资，形成了政府、市场、企业联动的过程，但这里有一个忧虑，现在城市平台借债已经达到近11万亿，这些债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 ”国元证券总裁黎维斌坦言。

　　据记者了解，11万亿并非官方公布的数字，而来自机构的估计。

　　对于地方债风险，黎维斌认为是可控的。 “首先，这一水平远远低于其他国家债务的水平；其次，投向的资产可能增加还款来源，水利也可以变现。 ”他分析认为，这一“政府+企业+市场”的供给模式应该获得正视。

　　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梁信军也强调，政府债的安全性非常可靠。“中央和地方债务口径加在一起是 17万亿左右，今年多一点，达到18万亿，但每年财政增量就有3万亿左右，还款来源还包括财政节余和卖地收入，相对这几个数字加在一起，政府债不算太庞大。 ”

　　“其他国家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基本上靠财政，但我们走出一条多种资金来源的市场融资之路，城投放出的资产都是有用的资产。比如天津的城投500亿元拿来的贷款，利息750亿，经过中资公司评定这个资产放到天津城投现值接近7000亿人民币，所以完全可控。 ”黎维斌如是解释。

　　话题：中小企业“困境”如何破解？

　　观点：资金导入有潜力项目

　　对于中小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钱景”，也是嘉宾圆桌上的重要议题。有趣的是，诸多专家都将目光聚焦于银行与企业对信贷投放的迥异判断。 “我比较费解的是，以前看银监会的数据，大型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已经达到50%以上，甚至达到60%。那为什么我们的中小企业还是没有钱？ ”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即如是说。

　　“通俗话讲是实体经济和金融之间大概相当于八口锅七个盖，总有一口锅没有盖盖。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则分析称，“所以即使是在宏观政策宽松时，大量的资金流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中小企业仍然存在融资难问题，政策一紧缩后，当然中小企业融资难就变得更突出。 ”

　　而与市场上弥漫的“同情”论调不同，叶檀认为，许多中小企业资金链紧张实际上是活该，“许多中小企业过于冒进、激进，有钱以后不知投资什么，没有钱就只去借高利贷，这是一种外界的逼迫力量和内心焦虑结合在一起。 ”

　　要将资金导入最具发展潜力、能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起到中流砥柱作用的项目上，成为在场嘉宾的共识。“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怎么样在相对比较紧的资金链情况下来提高资金配置的效率，社会上不是说资金越多越好，资金永远是资源，既然是资源就有一定稀缺性，应该通过市场无形之手来实现全社会的最佳配置。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周魏认为。

　　按照包商银行副董事长金岩的说法，作为城商行，衡量是否放贷的关键，在于看企业有无足够现金流和还款意愿。

　　话题：如何看待人口红利消失？

　　观点：中国或失去传统制造业优势

　　“与其它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程度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主要还是内部问题，是我们自己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但是现在正在犯的错误，就是把结构性的问题用周期性的药方来治。 ”昨日，中国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肪表示。

　　他的观点认为，长期结构性问题就是人口红利正在丧失。“其实说正在丧失还是比较客气的说法，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要支撑多少依赖型人口称为人口的抚养比，这就是人口红利的标志，到目前为止还在下降，但预测今年、明年，充其量后年就会见底，见底以后不像有的国家还能够保持低水平，中国抚养比马上就会上升，上升的同时意味着没有人口红利，反而是人口负债。 ”

　　“这就是未富先老，人均GDP4000多美元，老龄化程度却高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最典型的是要丧失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但与此同时还没有得到技术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面临着一个尴尬境地。 ”蔡肪直言，中等收入陷阱即是最大挑战。

　　至于针对人口负债开出长期“药方”，上海市社联主席秦邵德建议，必须依靠国民素质提高来抵御。“主要力量是要投在基础教育上，我们现在职业教育不能适应产业结构转型的需要。现在缺少技术工人，尤其是缺少高素质的技术工人，未来应该拿公共财政更多资源来投入这部分教育。 ”

　　话题：欧元区衰退如何作用于中国？

　　观点：将成人民币国际化契机

　　昨天，一场“重量级”的圆桌讨论是针对地震不断的欧元区经济。对于欧洲现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韦森表达了进一步探底的担心，“欧洲危机是比较漫长的过程，首先这是世界经济危机的核心，如果没有改变人文生活方式的科技革命的话，危机将会非常漫长；第二，欧洲人口几乎是负增长、老龄化，没有房地产增长。 ”

　　韦森认为整个欧洲将面临长期箫条，“恰恰不是政府要救它，政府救它它陷入越深。像一个人掉在大海里，你不会游泳，越挣扎掉得越快。 ”

　　不过，摩根大通全球市场业务主席、董事总经理李晶认为，如果欧元区在未来数年没有任何增长，对中国影响程度也会与2008年完全不同。 “不可否认，欧元区对中国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欧元区是中国出口的最大目的地，中国22%出口都面向欧元区，所以欧元区稳定对中国经济，对中国出口也事关重要，但这种依赖程度也在削减。 ”

　　“上一轮金融风波的唯一好处就是中国对出口的依赖性已经减少。比如今年三个季度中国进出口并没有对经济增长有任何正面贡献。中国整体出口一直在下降，内需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力。过去十年出口占整个中国GDP的40%左右，但2010年、2011年出口占整个GDP的25%左右。 ”李晶分析认为。

　　上海市金融办主任方星海则发表了欧元区危机中人民币国际化的看法。他对记者分析，“全世界不光是中国，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好像都有一种共识，觉得美元不是一个坚挺的货币。所以这两大货币在这种状态下给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很大的机遇，你不抓住机遇的话，我们再来推人民币国际化就没有这么容易。有人说日本没有抓住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家普遍看好的趋势，在推进日元国际化方面步伐比较缓慢，现在日元彻底失去了国际化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