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困境：缺政策缺钱缺科学管理

　　我们从广州、上海、北京各找一个垃圾分类的试点，有的是缺政策，有的是缺科学管理，有的是缺钱，有的是缺少意识和配合。垃圾分类？我们似乎都懂一点，但事情远不是这样。

　　文｜CBN记者 张鑫 王淏童 姚芳沁

　　制图｜李婷婷

　　两三年前决定进入垃圾分类相关领域时，广州分类得环境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静山还认为这是个有利可图的领域，今年上半年广州开始推行垃圾分类试点，也让他愈加相信这一点。但是现在，他说，“差不多要放弃了”。

　　当时他相信，政府早晚会扶持垃圾回收，但三年后，期待中的政府补贴并没有到来；而且因为无法找到更多愿意合作的街道社区，生产规模一直难以上去。

　　他进来得似乎太早了。从市民到政府，似乎都还没有对垃圾分类做好足够的准备。

　　4月1日，广州出台了国内第一部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地方性法规，更广泛的试点规模，辅以更严格的行政法规，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分类处处长余尚风认为起起伏伏了十余年的垃圾分类终于进入了“全面推广阶段”。

　　而北京也定下了全年垃圾分类达标率要达到45%以上的目标，到2012年焚化、生化处理、填埋处理比例要达到2：3：5；上海则制定了全年的垃圾量要减量5%的目标。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是到了对垃圾进行更精细的分类的时候了。垃圾如果不进行分类，只是简单地填埋和焚烧，不论是垃圾围城，还是焚烧造成的二恶英污染都已让这些超大型城市不堪重负。

　　成功的例子早已存在。中国台湾地区在采取垃圾分类、资源回收的改革之后，平均每人每天的垃圾量从2000年的0.982公斤降到2009年的0.5公斤。10年减量近一半。

　　在日本，垃圾除了按大类分为可燃、不可燃、资源以及大物之外，一些地区为方便回收再利用，将垃圾种类细分到20多种，在产品包装上标明所属的垃圾种类是生产者的义务之一。

　　在中国，这种方式显然还不太现实。

　　在广州先行试点垃圾分类的广卫街都府社区，小广场上依次摆着蓝、绿、红、灰四个一米高的脚踏式垃圾桶，分别装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但街道办事处城管科科长刘苏华说，“居民的分类意识不可能一步到位。”所以在每一层楼道只配备了蓝、白两个垃圾桶，分别收集湿垃圾和干垃圾。

　　而像废纸、废塑料瓶，居民大多会自行变卖，实际被丢弃掉的可回收垃圾并不多。所以都府社区在楼道里并不专门配备可回收垃圾箱，而是由环卫工人进行分拣。有害垃圾箱也只在每栋楼的一层放一个。

　　刘苏华说，过去居民不愿意进行分类，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觉得反正垃圾都会被混运。“都府的做法是分别派男工、女工去收，这样让居民觉得自己分拣是有意义的。”为了保证分类效果，都府社区还配备了带袖章的垃圾分类指导员和环保志愿者，在指导居民分垃圾的同时，还对各家各户的垃圾进行称重，定期评出“减量之星”。

　　按照都府社区的规划，餐厨垃圾被送去政府投资的大田山堆肥厂做生化处理，可回收垃圾卖给资源回收公司，有害垃圾每月一次交由政府统一处理，实在没有利用价值的其他垃圾再被送去焚烧或填埋。这样一来，需要焚烧或填埋的垃圾量将减少至少一半。卖可回收垃圾的所得分别用作环卫工人的加班费、奖励“减量之星”以及后续垃圾分类宣传活动的经费。

　　但是对于整个垃圾分类工作，这部分收入绝对是杯水车薪。除了垃圾桶、垃圾袋等硬件投入、社区还要负担分类指导员和居民环保志愿者的工资。之前来参观的其他社区工作成员很感慨—他们已经要承担外包的环卫工人一人约3000元的工资成本，如果要再为垃圾分类投入就很不实际了。

　　让人沮丧的是，垃圾分类的效果与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并不一定成正比。

　　广州都府社区的四个垃圾桶基本上每个都有一次性的泡沫餐盒、纸杯，环卫工人把混有树叶、碎纸屑的垃圾用簸箕一撮，哗地全倒进了有害垃圾桶里面；在北京定慧西里小区，菜叶果皮等厨余垃圾被丢到了“其他垃圾”的箱中。在上海，杨浦区的建德国际公寓是上海市选定的试点小区之一，但居委会的归女士说，虽然志愿者会对分类进行指导，但居民自觉将家中干湿垃圾分类的比例只能达到30%至40%。

　　建德国际公寓的垃圾先会被送到军工路上的垃圾中转站。负责人浦先生说，“小区里经过分类的厨余垃圾还达不到垃圾分类的要求。”中转站也无法负荷二次分拣的工作量，所以他们将所有垃圾混在一起进行集装压缩处理，再送去焚烧和填埋。

　　与十多年前推行垃圾分类时只是侧重将塑料瓶等“资源”分出来不同，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开展的垃圾分类都把以餐厨为主的湿垃圾分出来作为了重点。

　　餐厨垃圾占全部生活垃圾的50%以上，但其含水量大，热值偏低，并不适合焚烧；如果填埋，产生的渗滤液则容易污染地表水和地下水。所以利用生化技术将餐厨垃圾变为生产微生物菌剂产品的原料或有机肥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

　　面对一部分被分拣出来的厨余垃圾和更多没被分类的垃圾，焚烧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垃圾被送到这里后都是混在一起焚烧。”北京高安屯垃圾焚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臻说。这里每天处理来自朝阳区的1600吨生活垃圾，相当于整个北京城垃圾量的1/10。

　　即便做到完全分拣，有限的处理能力也是制约因素之一。广州市目前仅有设在大田山、鱿鱼岗的两处厨余垃圾处理基地，总处理能力不到100吨。

　　而据杨静山估算，仅越秀区全区的53个菜市场和6个大超市，每天就会产生约140吨的厨余垃圾。

　　他本来看到的商业机会也在这里。8年前，还是IT公司老板的杨静山在台湾偶然注意到垃圾被回收利用后的可观价值，而后他改行开始做“收买佬”。2008年他开始与越秀区东山街开展垃圾分类的合作。双方各出资一半购入了新的垃圾箱，分别回收食品垃圾和非食品垃圾。

　　按照他的构想，他可以为社区处理非食品垃圾，以此换取免费的食品垃圾，用食品垃圾做厨余堆肥，每4吨厨余垃圾堆1吨有机肥，可以实现产值400元，按每天140吨计算，一年下来的产值能超过500万。他还希望通过垃圾减量的成果获得政府的补贴。“政府处理一吨垃圾要给焚烧厂和填埋场补贴，我减量了更应该有补贴。”

　　他希望能在尽可能多的社区建立自己的垃圾分类服务点。这样，就不会再面对无垃圾可收的困境了。但分类的最初与街道双方各出资一半添置的“食品垃圾”与“非食品垃圾”两类垃圾箱，因为政府推行四类分法而被舍弃掉了。他为此忿忿不平：什么是其他垃圾？一点都不好懂！

　　他还试图与其他街道建立合作关系以扩大生产规模，却屡屡碰壁。“街道没有被充分授权，城管委又说我没有资质。”政府的补贴更是望不见影子。

　　不过，他还算是幸运的。中创沃德环保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曾在广州市番禺区建立了首个厨余垃圾处理厂，但其租住的厂区就在居民村中，因为垃圾异味不久就收到了排山倒海的投诉，在运行一个月之后无奈停业。

　　每天仅1吨的处理能力以及对选址欠周全的考虑，让支持环保项目的番禺区政府也没法站到沃德这边。不仅其前期百万元的投资打了水漂，与之结盟的小区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热情也被泼了盆冷水。

　　与可以直接变现的废纸、废塑料瓶以及虽然要经过处理但附加值高的电子垃圾相比，处理厨余垃圾对原材料、技术的要求以及土地成本也都抬高了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

　　高安屯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处理中心采用的是另一种模式。处理中心由政府投资，北京嘉博文环境工程公司负责运营，工程全部竣工后，这座国内规模最大的餐厨废弃物处理厂的日处理能力可以达到400吨，是沃德的400倍。

　　这个处理中心与焚烧厂、填埋厂一道被安排在统一规划的朝阳循环经济园区，负责运作的副总经理金明明说，他们以处理比普通厨余垃圾养分更高的餐厨垃圾为主。这些垃圾是由政府出面，从朝阳区的各大宾馆、饭店和机关食堂收运过来的。他认为，垃圾分类要“倒行逆施”—要看后端有什么设施，前端再采取什么样的分类方式。

　　“目前国家在垃圾终端处理的标准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管理处副处长顾育新说。他们也曾经向上级反映是否可以先制定一个上海地区的试用标准，但考虑到执行的难度并未能实现。他说，上海未来还是会以政府投资为主。“垃圾处理作为一个公益项目，薄本微利，成本回收的周期也比较长。企业进入的顾虑会比较大。”

　　广州市城管委垃圾分类处处长余尚风则希望采用“将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的引进相结合”的方式。他说，垃圾分类的难点在于效果受个体因素影响很大，即便有80%的垃圾被分出来了，为了那剩余的20%还是要重新分拣一次。同时，“前端的垃圾分类管理与后端的设施建设必须要同步。”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固废处副处长卫潘明也作此论，他说，“确定垃圾分类的试点时，只考虑有条件实施分类运输的地方。”

　　即便如此，余尚风还是希望政府、市民都要更有耐心：“因为设施建设需要时间，并不是那么容易推进的。”

　　“日本、德国等垃圾分类已经成熟的国家也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过程，一开始定的目标都不是很高。”清华大学主要研究固废处理的蒋建国教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