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田勇：应授予私人银行资产管理牌照

　　每经记者 万敏 发自北京

　　从2008年国内私人银行发端至今已有四载，各大商业银行纷纷设立私人银行部门，各种高端私人金融服务看似百花齐放，然而在热闹背后，监管真空及行业规范的缺乏却一直存在。

　　 私人银行准入门槛是否应设立严格标准？私人银行投资范围是否应突破商业银行的局限？客户、银行和第三方金融产品提供商之间的关系如何理顺？带着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

　　 记者：目前国内尚未有针对私人银行机构进行监管的专门法规，还是主要依据现有的商业银行监督管理法律体系，这种情况是否会对私人银行机构在投资方向、风险管理等领域造成影响？合理恰当的监管对促进高端理财行业的发展会有怎样的促进作用？

　　 郭田勇：确实已经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制约。同时对第三方理财和PE的监管状况已经导致了监管套利。

　　 中资银行私人银行业务成为各类金融产品的一站式销售渠道——即“上游的”信托、证券、基金、保险、阳光私募、PE等提供各自领域的产品集成于“下游”的私人银行平台。私人银行具有充分“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多局限于商业银行传统的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相关领域，而具有显著私人银行高收益特色的投资产品多须借助信托、证券和PE等“供应商”机构。但这些产品相当部分并非银行自主研发，银行体系内不具备独立的资产管理的资格，也欠缺相应的人才和技术准备。

　　 我认为，由此而导致私人银行业务的三项羁绊：一是限制了产品创新的范围和深度，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仍然依赖信托等机构进行跨领域投资；二是私人银行的特色产品以批量化供应+代理推介为主，私人银行与产品供应商之间责权利不对等；三是难以形成对超高净值客户的定制服务能力——那些社会知名的富豪鲜有成为中资私人银行客户的，私人银行服务依然留有传统零售银行业务的色彩。

　　 我认为系统而专业化的监管，一是可以增强投资者信心，增进私人银行客户对银行的信赖；二是严格私人银行业务的内控，防范相关风险；三是推动创新——以私人银行为枢纽，明确责任归属，不论分业监管和混业监管两种模式都可以得到很好的兼顾。

　　 记者：结合国际经验和国内市场的现实情况来看，您认为包括私人银行在内的高端理财需要怎样的监管措施？在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方面，大众理财市场和高端理财市场有何不同？

　　 郭田勇：关于私人银行业监管政策，我建议，一是尽快出台私人银行管理办法，明确私人银行定位；二是全国范围开放私人银行业务牌照，统一游戏规则，要求所有银行均到上海申请牌照并不现实也不科学，同时要允许建立私人银行专营机构；三是适当放宽经营限制，如允许私人银行的资产管理后台在人员、机构、资质都具备的情况下进行自主投资和资产配置——促进私人银行业务合理创新；四是构建金融隐私制度；五是考虑成立私人银行子公司。

　　 记者：在私人银行的行业准入方面，现在包括银行、信托和第三方理财都在做私人银行业务，您认为在监管方面是否应该明确标准？在资产管理能力、产品设计能力、硬件设备等方面设置一定的标准？

　　 郭田勇：我认为第三方理财市场目前确实存在比较突出的监管套利。主要的问题是，第三方理财机构的身份认定有法律缺陷，非金融机构的身份导致金融监管部门对其鞭长莫及——配套的监管手段和风险控制机制都不具备；二是真正的财富管理人员和能力匮乏——无从业标准、主要为信托产品和PE的销售；三是盈利模式所决定的“销售至上”的文化包含着较大风险；四是部分第三方理财机构已介入了PE和信托产品设计，不再满足于产品销售者的角色，风险隐患突出且存在着与信托、PE、民间借贷交叉感染的可能。

　　 记者：银行系统的私人银行机构，受制于商业银行的限制，在投资中往往需要借助信托、基金的介入，未来是否应放开对私人银行业务范围的限制，在更多的投资领域允许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介入？

　　 郭田勇：可以考虑允许私人银行的资产管理后台部门在人员、机构、资质都具备监管要求的情况下进行自主投资和资产配置，可以不授予其信托牌照，但授予其资产管理牌照。

　　 记者：随着金融“脱媒”的演进壮大，对银行资本要求的提高，中间业务将成为各银行竞争力的集中体现，私人银行的众多业务都能为中间业务作出贡献，为银行节约资本，增强客户黏度。您认为未来私人银行业务在银行整体业绩中的占比将能达到怎样的高度？在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进程中起到多大的作用？

　　 郭田勇：我认为，加快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符合国内银行的总体战略和发展规划，有利于依托银行的投融资中介优势、拓展战略性中间业务收入。业务收入来源和资产分布的多元化，是商业银行长久稳健经营和利润持续增长的关键。从几家大型的欧美银行集团情况来看，私人银行盈利占比10%左右甚至更高（如U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