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的“天神之吻”陈承

　　

　　本报记者 陈承 上海报道

　　11月17日19点32分，“神舟八号”顺利着陆于内蒙古四子王旗主着陆场。

　　“‘神八’顺利着陆，标志着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试验取得圆满成功。”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805所空间对接机构研究室主任邵济明对本报表示。

　　在过去的17天里，“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成功完成两次在轨交会对接试验。这是此次“神八”任务的重中之重。为了突破对接机构研制技术，805所空间对接机构研究室已奋斗了16年。

　　而这支研究队伍，目前平均年龄仅33岁。

　　27岁的载人航天设计师

　　6年前“神六”发射时，沈晓鹏还在南京理工大学的机械工程自动化专业读大四。2005年10月12日9点，他伙同几个室友逃课，躲在寝室里，围着一台小电视机观看“神六”升空的直播。

　　他们认为见证这历史性瞬间比去上那节不太重要的课更有意义。“神六”顺利入轨时，沈和室友们一片欢呼。

　　直到那时，沈晓鹏也“完全不敢想象”，一个多月后，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805所邀请他参加了第一轮面试。面试后，在805所工作人员安排下，沈晓鹏见到了正在研发攻坚阶段的“神舟”飞船对接机构的一次对接试验。

　　“两座约有20-30米高的试验台，利用‘气浮’技术模拟太空失重环境，将对接机构腾空托在试验台内部的前端”，沈晓鹏比划道，“然后两座试验台缓缓相向运动，模拟两个飞行器交会的过程，直到最后被包裹在试验台中的两个对接机构顺利地完成了一次对接。”他立刻被震撼了，“那是个无比复杂的机构。”

　　戴眼镜的沈晓鹏来自江苏南通，有着一张两颊泛红的娃娃脸，外表腼腆斯文，今年才27岁。2005年通过805所面试后，他被选送入国防科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2009年研究生毕业，他成为805所空间对接机构研究室的一名设计师。

　　进入805所工作仅两年，他已成长为“神八”对接机构中一个单机的负责人。该单机是对接机构载荷缓冲系统中的一部分，在“神八”与“天宫”交会对接时，这套单机的作用是将两个飞行器的碰撞力加以缓冲和吸收，保证不会发生飞行器间互相弹开的现象。

　　2011年11月3日凌晨，他又守在电视机前见证另一个时刻——“神八”与“天宫一号”首次交会对接试验。与6年前那次围观不同，这次“神八”上装载的对接机构中，有他所设计的一部分功能，“这让我比6年前看直播时要紧张多了。”

　　通过直播画面，沈晓鹏看到“神八”在接近“天宫一号”时的飞行姿态和相对速度控制得相当好，使得两个飞行器间的碰撞力也相应变小，他设计的缓冲系统因此无需承担大载荷，这保证两个飞行器顺利完成“惊天一吻”。

　　32岁攻克“对接锁”

　　对于首次交会对接试验，805所空间对接机构研究室设计师耿海峰用“完美”形容。

　　耿海峰今年32岁，目前已成为系统设计师。“神八”对接机构中一个关键部件“对接锁”，就是由他设计。对接锁是两个航天器的组合体保持正常连接的主要依靠。

　　耿海峰2002年从哈工大本科毕业，随后在上海航天局攻读硕士学位。2005年，26岁的他加盟805所，承担对接锁的研制工作。

　　“在研制过程中，我们碰到大小问题后进行‘归零’的次数，已经无法统计”，耿海峰回忆。“归零”是中国航天术语，指的是在研发和测试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则立即进入故障排查解决步骤，一个小问题的“归零”就要花上5-6天，大问题的“归零”可长达半年。

　　沈晓鹏也清楚记得，就在一年前，刚刚工作一年的他就遇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用于对接机构缓冲系统中的传感器，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无法发送信号。

　　“如果这个故障发生在天上，那么北京飞控中心的地面人员将无法了解飞船在对接时的受力缓冲情况，导致无法判断对接的工作状态。”沈晓鹏解释。

　　该传感器由一家位于贵阳的外协厂生产，发现问题后，沈晓鹏立即飞去贵阳进行“跟产”，花了两个多月才找到故障原因。2011年3月，这枚传感器又发生对温度敏感的故障，沈晓鹏再次飞贵阳，排除故障。连续高强度作战后，双侧牙龈浮肿的他回到上海，被告知创下了805所的两个第一：单次“跟产”时间第一，以及累计“跟产”时间第一。

　　首次对接成功后，沈晓鹏收到来自父母和女友的祝贺短信，“当时已经是凌晨1点半左右，没想到亲朋好友还在关注着我的工作。”沈晓鹏感慨。

　　“高考填志愿时，我的父母更希望我从事金融行业，但我一直认为自己更适合从事感兴趣的工作，”沈晓鹏说，“当我成为载人航天工程的一名设计师，父母也改变了此前的想法，十分支持我的事业。”

　　航天潮汐中的世代更替

　　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805所的空间对接机构研究室，从1995年开始研究对接技术原理、论证方案。起初，这个预研小组只有6人。

　　当时，中国航天正连续遭遇气象卫星地面测试起火燃烧、通信卫星定点以后燃料耗尽等几次挫折，航天事业跌入低谷，面临人才引进困难，员工培养机制不佳等问题。

　　直到1999年底，“神舟一号”发射成功，中国航天才再次迎来黄金发展期。

　　805所空间对接机构研究室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壮大科研队伍。空间对接机构研究室团队现已扩充至106人。

　　“人员数量扩大，年龄分布和学历也更趋合理，”38岁的空间对接机构研究室主任邵济明说，“106人团队中，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约90%，有副高以上职称的超50%。团队年龄呈稳定的正态分布，主要年龄段在30至40岁之间，平均年龄33岁，年龄最大的今年也才45岁。”

　　邵济明分析，“航天队伍不断有新鲜血液加入，主要因为近年来我国开展了载人航天、探月等重大航天项目，对相关专业毕业生有很大吸引力。”

　　空间对接机构研究室的另一位系统设计师刘志就是一个例子。

　　32岁的刘志1999年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宇航学院，本科专业是飞行器设计，一开始他觉得这个专业“不怎么好”，因为当时航天事业不景气。本科入学两个月后，“神一”成功发射，刘志才知道中国已开展载人航天工程，这让他看到了远大的前景。2002年，他被保送入805所攻读硕士学位。

　　“神八”与“天宫”首次对接的那个凌晨，刘志正在医院里用手机时刻刷新页面了解对接动态。那天刘志双喜临门——他的爱人于11月2日下午顺利诞下他们的女儿，半天后，中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试验宣告成功。

　　爱人此前对刘志的工作并不特别理解，“我总要加班，陪她的时间就少了。由于载人航天工程需要保密，我的工作内容也不能对爱人说，她就觉得这个事业特别神秘。”刘志说。

　　青春团队的大国重任

　　中国航天人的家属，往往需要经历神秘、烦恨、无奈这几个过程才能逐渐适应他们亲人的工作。

　　邵济明说，由于空间对接机构研究室的队伍比较年轻，不少人的孩子刚刚出生，而航天人普遍需要加班、出差，因此难免成为“啃老族”。“不是说我们的收入需要长辈操心，而是在我们工作时，父母难免负上照看孙辈的重担”。

　　“航天人的收入比较一般，但从事航天事业有特殊的荣誉感和自豪感”，邵济明补充说。

　　自豪感也来自于年轻人的快速成长。在空间对接机构研究室，工作5年左右的设计师已经能够成长为第二导师，带着刚出校门的徒弟。而对于工作不到5年的20多岁的成员，邵济明对他们的评价亦很高：“他们思想活跃，能给我们带来新思维。”

　　近几年多次参与校园招聘后，邵济明得出结论，在校学生对航天工程的知识储备和知晓率逐渐提高，在航天专场招聘会上，参与学生的数量也一直维持较高水平。

　　前几年邵济明去俄罗斯访问，对方专家最羡慕的就是中国的航天队伍年龄结构合理，“中国的航天人团队，目前呈现合理的老中青三代结构，其中以30-40岁的年轻人为主力。”

　　相比之下，这次“福布斯-土壤”号失败，暴露出俄罗斯航天事业的人才断层困境。作为该国航天中坚力量的中年工程师几乎都流失了，目前在约25万人的队伍中，超过90%以上的成员年龄不是超过60岁就是小于30岁。

　　邵济明透露，“神八”和“天宫”两次空间交会对接后，用于“神舟”飞船的对接机构基本样态已趋于定型，但并不意味着空间对接机构研究室已完成使命。在未来中国“嫦娥”探月工程三步走中，也需要小型的对接机构，对此，空间对接机构研究室已着手进行技术储备。

　　“我们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对接机构的研发项目中来。”邵济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