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其实由来已久

　　沈山

　　 几家书店的倒闭，为何导致我们集体恐慌？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与此相关的，则是一个隐蔽但却更尖锐的设问：这里所说的“我们”，究竟指的谁们？

　　 循着这个思路稍稍思考一下，就会轻易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所谓恐慌的主体，不过是一群小众的文化精英。

　　 当这些自诩精英的文化群体为数家书店的关张或倒闭呜呼哀哉的时候，一个令人悲哀的现状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依旧在按部就班地继续自己的生活轨道，他们并不关心少数几家书店的生死，他们甚至可能终其一生都对这几家书店闻所未闻，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柴米油盐，他们的喜怒哀乐只与名利有关，阅读距离他们很远，文化更是与他们无关。

　　 文化成为小众，读书人则成为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的真正悲哀。

　　 我们的恐慌其实由来已久，这种恐慌实际就根植于我们文化生活与文化创造的整体贫瘠。这种贫瘠由来已久，这种贫瘠已导致我们严重的精神虚弱，并导致我们随时可能产生精神上的人文恐慌——否则，区区几家书店的存亡何以能引发我们如此强烈的精神震撼？

　　 我们已被文化整体贫瘠的现状压抑太久。

　　 一个令人讽刺的现实是，一方面是作为我们精神家园的文化环境在不断跌落，我们日益面临一个精神空洞、价值观虚无、文化创造活力大幅减弱的时代；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和政府对建设一个文化强国的极度憧憬和迫切之情。

　　 自《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2011年10月18日发布以来，精神与文化已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年底的核心词。

　　 一方面是国家对建设一个强劲稳健的文化及价值共同体的饥渴与焦灼；另一方面则是我们日益蜗居于一个脆弱空洞的GDP共同体，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揪心的现实。

　　 笔者注意到戴志勇先生最近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一篇评论，文章以标题的显著方式谈道，强大的文化需要有“征服人心的力量”。笔者非常认同戴文中的一句表述，这里不妨引述：新的价值体系需要有能力征服人心，而征服人心的第一准则，便是尊重人心，保障国民在良法框架下的率性生活与自由创造。

　　 毫无疑问，只有在制度上创建一个更有利于文化创造和公民表达的宏观环境，才有可能真正建设一个文化强国，才有可能在激发多元文化创造的前提下，融合并提炼出更为时代和国民所接受的共同价值观。

　　 如果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文化作为我们精神生活的基底，我们就不会恐慌于几家书店的关张或倒闭，即便死掉几家书店，阅读也不会死，文化也依旧会长久盘踞并照亮我们的内心；书店关闭了，我们还有其他的阅读渠道，我们还有其他的文化消费的路径和方式，我们依旧能从容而舒心地寻找我们所依恋的精神家园。

　　 重新让文化成为大多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责任。

　　 当然践行并完成这一责任，除了国家层面的努力，我们的社会、各级政府、各类企事业单位，包括每一个国民，实际也是责无旁贷的。

　　 就阅读及书店的生存状况而言，实际上，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是有很大作为空间的。

　　 另外，一些有实力的大型企业或投资机构，能否学习和参照西方一些企业的做法？通过加大对文化领域的投资，一方面从公益角度推进国民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推广自身品牌的正面形象，甚至可能从文化投资中实际获利。当然，业外资金或企业对文化领域的介入，一方面取决于企业自身参与文化建设的意识和趣味，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国家和社会的政策激励与行为倡导。

　　 除了外界的努力和扶持，书店等类似的文化企业，其自身的变革与作为也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