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和突围

作者: ■郭立场

　　日前，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2011财新峰会上做主旨演讲时表示，“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让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自由流动，但是这一既定方针落实起来非常困难。城乡差距依然巨大，城乡差距还没有出现缩小的拐点，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依然缺少国民待遇，破除城乡要素流动的体制障碍迫在眉睫。

　　二元结构体制下，虽然农民工群体越来越大，却由于其缺乏应有的权益保障，实际上处于一种社会“夹心层”的境地，被双重边缘化。一方面，城市文化的耳濡目染不断消解着他们对家乡存有的情感认同，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也使他们渐渐不能适应传统乡村的生活方式，农民工主动“抛弃”了农村；另一方面，由于隔阂与歧视，农民工又被城市所拒绝，时时承受着一种城乡落差的压力，游走在城乡的边缘，遭遇着就业歧视、工资拖欠、保障残缺、子女入学难、政治参与渠道逼仄等问题。

　　郭树清认为，农村和农民收入严重落后于城市和市民，不是由于中国资金短缺和资源要素短缺，而是源于现行体制。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当前中国首先要改善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交换关系。可以假设的是，如果在短期内我国不能对目前城乡的二元社会结构进行实质性的改革，那么农民或农民工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只能长期地在外流动，不仅“居无定所”，而且职业上的“不稳定性”也很大，随时都会有沦落为游民的风险，沦为了边缘化群体。

　　如果继续让农民工游离在体制之外，其政治、物质、精神和文化诉求得不到满足，他们更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和怨愤心理，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不利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显然，解决农民工的边缘化问题已是迫在眉睫。

　　英格尔斯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

　　表面上看起来，农民工问题是要解决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消除在就业方面的不合理限制，使农民工享有应有的公共服务等问题，而实质则是我们国家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产业工人队伍、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阶层结构、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城乡关系的问题，必须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来保障农民工群体的权益。赋予农民工国民待遇，实质就是政府要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关键是如何使他们平等地获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

　　笔者想说的是，除了制度建设、氛围营造、行政作为等宏观举措外，还要充分估计农民工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具体困难，采取更加综合的措施、调动社会力量的支持，通过政府、组织和个人三方面的共同努力，缩短其城市化进程的过程。确切地说，政府应在农民工城市适应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社会组织应发挥辅助作用，农民工自身应不断转换观念、提升文化水平及整体素质，为完全适应城市做好各方面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