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奎:中国参与制定全球规则需要软实力

　　

　　入世10年，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如何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如何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王新奎认为，我们应该总结经验与教训，义无反顾地走上不断扩大和深化改革开放的征程。

　　10年前的11月11日，中国签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议定书。一个月后，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其第143个成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重塑世界经贸格局的一个新起点。中国入世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极大增强了中国发展的内在动力。

　　从2001年的5098亿美元到2010年的近3万亿美元，10年来，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增长近4.9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

　　从2001年的1038美元到2010年的4481美元，10年来，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3倍；

　　10年来，中国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改写了世界经济版图；

　　10年来，“中国制造”行销全球各地，撬动了全球产业链条。

　　中国赢了，世界也赢了，历史见证了世界“与龙共舞”实现双赢。

　　我们庆幸10年前的那场抉择。

　　1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在变，世界也在变。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10年前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治理格局正处于重构之中，这给我们未来的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入世10年的历程只是一小步，未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路依然很长。这期间，我们仍有许多问题待解。比如，如何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机遇？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护好本国权益？如何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近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总裁王新奎。

　　王新奎是我国WTO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著有《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中的利益分配》、《世界贸易组织与发展中国家》、《世界贸易组织与我国的经济安全》等学术专著，发表相关学术论文300多篇。

　　王新奎指出，在纪念中国入世10周年之际，我们不应沾沾自喜地沉湎于前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而应该面向未来，总结经验与教训，就像我们当年在改革开放初期身处那么艰难的环境一样，拿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勇气和智慧，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义无反顾地走上不断扩大和深化改革开放的征程。

　　入世是不断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主要动力之一

　　文汇报：10年前，中国入世，“狼来了”之说甚嚣尘上，不少人担心，中国在履行入世承诺的过程中，首先是农业、其次是汽车产业将成为“狼”的美餐。10年过后，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和销售国、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您对此有何感想？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原因在哪里？

　　王新奎：入世以来，中国积极利用多边贸易体制，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各行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也有一些行业和企业还存在不适应、不协调、不规范的问题。在入世之初，我本人并没有对具体行业做过预测。我认为今天我们纪念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讨论抓住了多少机遇固然紧要，但尤为重要的是总结入世的经验和教训，从中得出有实践意义的结论，从而进一步思考在新的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中国经济体制如何转型，经济发展方向如何转变。

　　在更高层次上思考，入世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里程碑。当年选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决策，意味着中国最终做出了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手段、融入经济全球化和接受全球多边贸易制度安排的历史性选择。这一历史性选择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不断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主要动力之一。

　　文汇报：入世作为一件在中国非常特殊的历史阶段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您看来有哪些值得我们深思的经验和教训？

　　王新奎：回顾10年历程，我个人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速度会这么快、广度会这么广、深度会这么深。我们当时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基本上认为那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只是利用这个机遇来发展自己，所以当初的提法叫“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如今，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都在谈论如何抓住中国机遇。我们还没有适应这种状况。

　　二是没想到我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多边贸易规则的冲突是如此明显。WTO规则是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的一个结果，追求的是形式公平、程序正义和契约精神。而我国传统的价值取向是重实体、轻程序，对契约的看法与西方也不相同。比如纺织品的特保条款，这在原来的多边纤维协定中就有，是技术性的问题，由于我们与西方在规则观念上的长期冲突，我们把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政治化了，这样一来就在评价加入WTO问题上甚至出现了该不该加入、现在又有人提出应该不应该退出之类的极端观点。

　　三是没想到一些重大改革遇到的困难会这么大。比如土地、汇率、劳动力等等要素改革，当初以为通过改革，符合我国对WTO的承诺，是水到渠成的事，14年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过渡期绰绰有余；现在看来，我们对困难估计不足。

　　中国要真正融入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还有很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以及外部世界的角色都在不断变换。我们要适应这样的情况。

　　文汇报：其实中国融入WTO体制的努力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如果从1980年我们成为关贸总协定观察员算起有30多年了，作为经历了这个过程的WTO研究资深专家，这些年中有哪些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王新奎：盘点一下，我认为有三件事情特别重要：第一，1985-1994年，有一个很重要的事项就是取消外贸统制制，到了1990年代初，我们基本完成了这个任务，政府对外贸的管理已经不是政府直接计划控制，而是通过有效的关税制度来管理。其次是从1995年到2000年，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汇率并轨，实行单一汇率制使我国有了有效的汇率制度。2001年以后最深刻的印象则是《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因为WTO的三条原则即非歧视性、透明度和司法审查的推动，我们在《行政许可法》的设立和实施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现在，听证会、“三公”经费公开、政府政务公开等等，实际上都是起源于那个时候的司法审查概念。不加入世贸组织，这些概念是不可能出现的。

　　文汇报：讲“入世”，不仅是企业入世，也是政府入世。有学者把WTO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倒逼作用称为“中国政府行为法治化新的强大推动力”。您认为中国要完全适应WTO的规则，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王新奎：入世对政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制度建设尤其是行政管理制度建设的影响。WTO协定除了三大基本原则外，WTO规则本身并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政府职能的转变，动力主要来自内部，因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WTO的规则为我们提供了参与国际经济贸易的规则体系的范本，这一范本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

　　10年间，我国大规模清理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制度用于规范行政许可、强化政府责任、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等。同时我们也看到，虽然取消了很多政府部门的审批，但一些政府部门仍旧很看重这些审批，因此，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责任编辑：王慧绵）

　　

　　贸易保护主义总体来说是可控的

　　

　　文汇报：入世10年来，中国在全球体系中是否获得了与自身地位相称的话语权？中国又该如何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王新奎：中国入世10年来，完成了从全球贸易治理的普通角色到重要角色的转换。当然，要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我们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要有我们的声音、要有我们的贡献，要提出我们的一些建议。中国还是做了很大努力。尤其在多哈回合谈判过程中，中国多次在谈判关键时刻扮演协调者角色。

　　要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首先要把家里的事办好。我觉得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还要继续改革开放。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90周年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

　　文汇报：在中国，我们可能不太容易听到反对全球化的声音，因为我们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声音在地球村里从未消失过。您如何解读这一现象？

　　王新奎：其实，我们国内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声音。因为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只能说是总体上增加了机会，增加了福利，但是这种机会和福利分配是不平衡的。总有一部分的地区和利益群体会受损，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出反对的声音。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通过调整尽量减少他们受损的程度，要对他们受损加以补偿。这种不均衡现象不仅发生在国与国之间，而且还发生在每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地区之间，每个国家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与非洲的关系，我们固然是作为受益一方，非洲国家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也不能说是受损，但是收益显然没有我们这么大，我们就要对他们加以援助，帮助他们发展。

　　文汇报：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贸易争端越来越多，贸易摩擦越演越烈。在您看来，贸易保护是否可控？贸易保护会不会导致更严重的政经后果？

　　王新奎：各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要调整结构，结构调整总要有一个回旋空间，所以在目前，各国多多少少都会推行一些贸易保护主义。问题的关键是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是否可控。根据我的观察，国与国之间并没有打“关税战”，基本上还是采取WTO所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只不过是手段可能更复杂了，擦边球可能更多了。因此，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比较乐观，还看不到因为贸易保护的结果爆发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类重大灾难的可能。

　　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是可控的？因为战后所形成的有关自由贸易的主流意识形态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颠覆；其次，由于战后建立起一整套的控制贸易保护主义的机制和体制，不管你怎么推行贸易保护，你总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我们不妨通过反向思维来看这个问题。其实，贸易争端越多，贸易摩擦越多，越是说明这个贸易保护是可控的。这就像一个人，能发高烧说明你年轻、健康、有抵抗力，年纪过了80岁，生了毛病，体温不易超过38度，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免疫力降低了。现在的贸易体制也是这样，说明刺激以后还有反应，如果哪一天大家都不理睬WTO了，说我还去打什么贸易争端，岂不是浪费时间，如果那样，就出事了。所以，缓冲阶段会很长，各国如果合作得好，处理好问题，这个缓冲阶段会缩短，大家所受的损失就会小，而如果合作不好或者说问题处理不好，这个缓冲阶段可能很长，也可能会出现失控的局面。

　　文汇报：由于这是否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积极参与支持多哈议程谈判的原因？

　　王新奎：可以这么说。中国要积极参与支持多哈议程的谈判，加快推进这个过程。实际上，全球要避免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的话，维护一个多边贸易体制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出口贸易大国，在这方面应该努力维持这样的体制，这从根本上说是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的。

　　文汇报：由于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有论者认为世界范围内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去全球化”趋势。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

　　王新奎：我不大认同这种说法。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由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前一阶段全球化引发了很多矛盾，但不能因此断言世界会出现“去全球化”趋势。恰恰相反，我认为当今全球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能感受到这种真切的变化，比如泰国的一场水灾产生的蝴蝶效应，就使北京中关村的硬盘价格上涨一倍之多。

　　（责任编辑：王慧绵）

　　

　　软实力是国际贸易中的一种新型比较优势

　　

　　文汇报：您曾经说过，中国没有自己真正的跨国公司导致了中国在全球利益中没有直接利益、而只有间接利益。这种状况对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王新奎：对30年来的发展过程，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即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是跨国公司。能够确定今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方向的，也只能是跨国公司本身。中国现在碰到的问题正是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跨国公司，导致我们在全球利益中没有直接利益、而只有间接利益，我们找不到着力点。我们在评估我国发起的多起反倾销案件时发现，我们到底是在帮国内企业还是在帮在华的跨国公司，这是一个问题。这就决定了我们参与规则制定的时候，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哪一天，我们对自己的利益所在界定得清清楚楚了，我们也就能有充分的信心参与规则的制定了。

　　我相信，中国自己的跨国公司也会成长起来。比如中兴、华为那样的通信公司，就得益于我们在入世时签署的《信息技术协议》(I TA)。按照《信息技术协议》，一旦入世，所有协议缔约国的信息产品零关税优惠将对我国生效，对中兴、华为这些企业来说，加入WTO为它们进入国际市场扫除了障碍，也为它们能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文汇报：约瑟夫·奈在《美国霸权的困惑》中指出，信息技术正在形成超越国界的组织和网络，跨国企业和非政府机构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些组织超越国家吸引公众组成联盟，具有软实力。您认为中国如何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培养和壮大自己的软实力？

　　王新奎：软实力可以归结为国际贸易中的一种新型比较优势。与贸易有关的广泛问题的讨论分布在各个国际组织里。西方发达国家经营这些组织多年，驾轻就熟，一个问题在WTO解决不了，或许可以到WHO去讨论。在日内瓦有大批的非政府组织在游说，它们的背后其实是跨国公司在出资。美国的贸易国别报告的内容也是跨国公司提供的。相比之下，在“经贸世界杯”的角逐中，我们的球队在哪里？我们的球员在哪里？我们的企业不是没有钱，关键还是它们在全球利益中没有直接利益，因此缺少提案的动力。我发现在一些重大的国际组织当中，有很多小国能量非常大，作用丝毫不逊于那些大国，他们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外交官和学者，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了比其自身国家实际人口和土地面积要大得多的能量，这是需要我们很好地向他们学习的地方。

　　数据并不能完全表明我国加入WTO所取得的成就。通过WTO推进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从硬实力到软实力都得以提高，才能树立起中国作为重要经济体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中国在不断增强硬实力的同时，要重视培养和壮大自身的软实力，增强自身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

　　文汇报：全球经贸结构正面临着震荡和调整，主要贸易大国都试图通过调整结构确立新的国际竞争优势。您认为中国应该在新的起点上如何把握新的经济全球化方向？

　　王新奎：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大致勾画出下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轮廓：首先，主导全球经济的已经不再是以国界或关境为界的主权国家经济体，而是以贸易区域为界进行生产布点和组织公司内部贸易的全球性跨国公司。以表观经济和贸易统计为观察标准的国家竞争力将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中国这样一个依托前一轮经济全球化高潮崛起的新兴贸易大国而言，尤其如此。“两头在外，一头在内”的加工贸易占到我国外贸总量约45%左右，如果减去这一块的话，那么我国外贸的世界排名可能只有第四，落在德国、日本、美国之后。

　　其次，多边贸易体系将出现“扁平化”趋势。目前气候与贸易、环境与贸易、能源与贸易、信息化与贸易、劳工标准、市场准入等等充满挑战性的新议题，成为人们对全球经济的关注重点，要解决这些问题，WTO的单一平台是无法胜任的，必定要在全球很多平台上进行，因此，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机构将参与到各类与贸易有关的规则的制定过程中来。这将使一国在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中的话语权不仅取决于其经贸硬实力的强弱，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取决于其驾驭全球经贸规则的软实力的大小。这一发展趋势有使我们在前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确立起来的贸易比较优势发生逆转的危险。

　　第三，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发达国家的贸易规则体系仍将在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判断的根据是，目前发达国家在跨国公司的数量、实力以及国际规则制定方面具有压倒性的软实力优势，再加上长期以来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对发达国家贸易规则体系的路径依赖，其主导地位一时难以改变。

　　（责任编辑：王慧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