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路径与决心

　　策划|《小康·财智》编辑部 

　　文|茧子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狄更斯描述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西欧国家的状况，用在当今的中国似乎颇为恰当。“中国经济学界良心”吴敬琏多次用它来描述中国现在的情况。

　　没有人能否认30年来发生在中国的巨大变化，然而，伴随着巨大成果，我们面临着整个社会的焦虑和压力，面临一个转型的时代，转型发展，毋庸置疑，势在必行。

　　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腐败蔓延、贫富悬殊、通货膨胀、资产泡沫、信仰缺失……吴敬琏说，我能做的事情惟有呼吁。

　　天时，地利。我们有幸处于这样的一个时代，中国刚刚有点从发展中国家迈向中等发达国家的味道，前有发达国家虎视眈眈的警惕，后有新兴经济体拼死围追堵截。而我们自身的广博地缘、众多人口和发展的不均衡积累下来的诸多矛盾，在历史的这一时刻展现，身处其中，我们有幸成为这个复杂局面的见证和参与者，也许，还是推动者。

　　转型发展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任何一个渴望强大的国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依照自身的自然禀赋优势去发展。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的道路，是经济世界已经实践的发展过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巨大的产业转移浪潮伴随着资本的流动，作为最为基本的经济现象一直就没有停息过，从美国转到日本，从日本转到亚洲四小龙，到中国珠三角，到越南、菲律宾等新兴经济体，以及从珠三角逐渐缓慢地向广东两翼和内陆地区的转移。时代的潮流不可逆转，我们必须找到发展的规律，找出顺应的最佳办法。

　　产业转移本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随着土地成本、人力成本以及环境压力的变化，不同发达程度的地区形成发展的阶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角色越来越重要，政策干预方式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结果。在中国的转型道路上，正如吴敬琏所说，中国转型发展是有体制障碍的。

　　中国在利用劳动密集型资源禀赋得到快速发展之后，是否已经迎来资本密集型禀赋？劳动力成本迅速提高、人口红利逐年下降的当下，资本是否已经不再稀缺？我们的体制已经在哪些方面形成了转型发展的阻碍？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服务与庇护，是否还能持续地激励社会财富的创造？

　　讨论中国转型发展的话题，不能不请出本刊首席顾问吴敬琏，作为中国改革的推动者为经济社会政策制订做出多方面贡献的学者，多少年以来一直呼吁转型。他对中国转型发展道路的观点，既有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的角度，又有充满人文关怀的百姓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