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巴以交换人质内幕

　　

　　新华网北京11月23日电(林杉)10月18日，以色列根据此前与哈马斯达成的协议，用1027名在押巴勒斯坦人换回5年前遭加沙地带武装人员抓捕的以军士兵吉拉德 沙利特。《纽约时报》11月9日刊登了罗南 伯格曼的调查文章，题为《吉拉德 沙利特和不断增长的以色列人生命价值》，站在美国和以色列的立场披露了以色列在处理沙利特问题上的诸多内幕。文章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仅代表原作者本人的观点。

　　第三部分

　　贾布里勒最成功的时期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用手上的3名以色列士兵要求以方释放了1150名在押人员。这些人包括以色列关押的最著名的一些恐怖分子，包括“日本赤军”成员冈本公三(Kozo Okamoto)，他曾参与1972年以色列洛德机场(Lod Airport)袭击事件，造成26名乘客死亡。在贾布里勒提出要求后，以色列试图通过绑架他的外甥穆拉德 布什纳克(Murad al-Bushnak)对他进行反制。以色列特工用女色、毒品和赌博把布什纳克骗到了贝鲁特，把他抓住并关进了地下审讯室，很快就问出了贾布里勒在大马士革家里的电话。一名高级情报官员拨通了这个号码，给贾布里勒提出了简单的建议:趁着大家还不知道，迅速用布什纳克交换3名以色列人。贾布里勒不声不响地抬价，把他外甥包括了进去。

　　如果说贾布里勒给恐怖组织提供了灵感，在以色列一方，米丽娅姆 格罗夫(Miriam Grof)，贾布里勒扣押的以色列人质优素福 格罗夫(Yosef Grof)的母亲，则成为了人质家庭的楷模。格罗夫从没有和媒体打过交道，但她凭直觉创造了一系列策略，这些策略此后被以色列战俘家属和战斗失踪人员家属频繁使用。她认识到，要使公众对政府产生压力就必须激进、主动:你提出需求，而不是要求;你关注对你重要的东西，而不是对国家有利的东西。以色列国防军一位前高官回忆她说，只要她的优素福安全回家，半个国家陷入火海也无所谓。

　　德高望重的军事记者和拉宾的高级助手埃坦 哈贝尔(Eitan Haber)曾告诉我:“这很难解释，但只有见过她的人才能理解她怎么样让每个人都充满深深的、热血沸腾的和使人惊愕的羞耻感。我们在谈论三个非常强硬的人(拉宾、佩雷斯和伊扎克 沙米尔(Yitzhak Shamir)外长)，他们想说‘不’是毫无问题的，但就是无法直面格罗夫夫人。使天平倾斜的不是她的眼泪、嘶喊或者咬牙切齿，这些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而是整个过程。当时有一些威胁，让她觉得世界已经到了尽头了。她那种激进方式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但她把它们都打败了。”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说，是米丽娅姆 格罗夫为儿子发起的战斗使得贾布里勒得以达成交易:1150名巴勒斯坦在押人员被释放，其中1人是坐在轮椅上的谢赫 艾哈迈德 亚辛(Sheik Ahmad Yassin)，他此后创立并领导了哈马斯，这一组织的自杀式袭击给以色列人造成了大量流血伤亡，并最终俘获了吉拉德 沙利特。

　　在黎巴嫩，真主党学到了贾布里勒的技巧并完善了它们。2004年1月，以色列释放了435名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在押人员，换取了3名以军士兵的尸体(他们在北部边境地区遭遇伏击身亡)，以及1名还活着的人质埃尔赫南 坦嫩鲍姆(Elhanan Tannenbaum)。坦嫩鲍姆是个名声不太好的商人和预备役上校，他自己跑去和真主党特工见面，被特工用赚大钱的毒品交易承诺骗到了迪拜。在那里，他的联络人给他服用镇静剂后把他放到板条箱里面，用伊朗外交包裹邮寄到了贝鲁特。在贝鲁特，他被单独囚禁了3年多。

　　揭秘巴以交换人质内幕(1)

　　揭秘巴以交换人质内幕(2)

　　（责任编辑：杨晓燕）

　　

　　2004年的交易由总理阿里埃勒 沙龙领导。与其他以色列领导人相比，他是以色列对待恐怖主义态度最强硬的符号。沙龙的新闻顾问和后来出任以色列驻纽约总领事的阿萨夫 沙里夫(Assaf Shariv)告诉我:“沙龙在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第一次中东战争——译者注)中受了伤，他被留在战场上，差点成为战俘。那件事造成了他内心的创伤，以色列士兵尸体和50年代士兵在约旦被俘的画面一直折磨着他。他对这些场景记忆犹新，并且描述得非常恐怖。谈到坦嫩鲍姆时他说，‘不管他干过什么，我不会把一个犹太人留在阿拉伯人的手里。’我相信，如果沙龙在过去几年里当总理，他会更早地签署关于沙利特的协议。事实证明，最强硬的人也有弱点。”

　　在非对称战争中，以色列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尖端的情报工具，而十分弱小的游击队，在像加沙这样的地方连日常生活都难以保障。由此不难想象，后者如何把以色列关于市民军人的敏感问题作为自己的优势。

　　

　　资料图片:哈桑 纳斯鲁拉

　　在1977年，真主党领袖哈桑 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的儿子哈迪 纳斯鲁拉(Hadi Nasrallah)在与以军小规模交火中丧生。以色列希望在手中握有哈迪尸体的情况下，与真主党交换以色列士兵尸体的谈判能加快速度。以色列国内安全部门“辛贝特”前领导人雅各布 佩里(Yaakov Perry)当时负责处理此事。“我们很乐观”，最近谈话时他告诉我。“我们当时以为很快就能解决，但是纳斯鲁拉与众不同。他指示手下不要把他儿子的名字放在名单第一位，要把他和其他武装人员同等看待。之后我听说，当哈迪的棺木抵达黎巴嫩的时候，哈桑 纳斯鲁拉打开了盖子，看了看他挚爱的儿子，然后关上了，面无表情。”当时的德国情报部门主席奥古斯特 汉宁(August Hanning)斡旋了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最终协议，他非常困惑地告诉佩里，虽然纳斯鲁拉对他儿子的死非常难过，“但尸体是另外一码事。你们以色列人(在对待尸体上)态度完全不同。”

　　以色列对于尸体问题的“敏感”曾导致可笑的情况发生，就是士兵有时需要不顾性命地从战场抢回战友的尸体，以免使尸体成为未来谈判的筹码，而有时他们自己却在这一过程中牺牲了。

　　雅各布 阿米德罗(Yaakov Amidror)少将在以色列军事情报部门高级官员的职位上工作了几十年，他现在是总理的国家安全顾问。“我认为士兵为了把活着的人质带回来或者获取信息而在行动中冒生命危险是正确的”，阿米德罗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我。“但是重要的原则是，不能就被绑架士兵的尸体或者活着的人质进行任何谈判。以色列已经使自己陷入了困境，我们为了要回人质或者尸体需要牺牲重要的安全利益，这已经无法让人理解了。如果，比如说哈马斯或者其他组织，意识到我们不会付出或者谈判，他们实施绑架的动机就减小了。”

　　沙利特被绑架后2天，奥尔默特总理在国会宣布，他和他的政府“只在处理一件事”——要回沙利特。奥尔默特此前对真主党的妥协创下了用高价换回以色列战斗失踪人员的先例。这些交易的分量使得通过谈判获得沙利特的自由变得几乎不可能。(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杨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