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民间借贷调查：总量3000多亿风险可控

卢先兵

　　核心提示：珠三角市场出借人很谨慎，小贷公司等机构的审贷标准也提高了。

　　珠三角民间借贷市场正在经历阵痛。

　　“这边借高利贷跑掉的人不少，我手上就有一笔贷款到期了，对方没有钱还不上。”11月22日，深圳一名民间放贷人士刘伟（化名）对记者说。为了规避新的坏账隐患，他已经暂停了业务。

　　据其介绍，温州高利贷出事后，珠三角市场“出借人很谨慎，小贷公司等机构的审贷标准也提高了”。

　　记者在深圳调查发现，近年基层法院受理民间借贷案件有所上升：今年1至10月，罗湖区共受理案件318宗，同比上升15%。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近期走访调研了当地民间借贷市场，“保守估计，借贷总量在3000-4000亿元”，林江对本报记者称。

　　林江称，由于单笔额度小（大多不超过1000万），利率也比温州低（年息大多在30%-40%），大多属于熟人网络借贷，“珠三角地区的整体民间借贷风险可控”。

　　林和其他研究者看到，诸如债转股的借贷模式中，当债务人跑路、公司抵押后将产生较大风险。

　　林江通过调研也发现，在珠三角地区资金流入高利贷的银行大多为一些地方农信社、农商行、城商行；这些机构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回报，把部分资金以委托存款方式交由信用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再由它们以高利贷方式借贷给中小企业，从中赚取高额的息差。

　　“如果不严加防控，风险可能扩散。”林直言。

　　借贷纠纷有所增加

　　高息借贷在民间暗涌，隐秘形式多不为外人知。

　　近期一些民间借贷纠纷频频诉讼至法院。“通过审讯可见，在之前好的年景，不少投资者曾不惜向高利贷借款投入房地产业，”罗湖区法院一位不便具名的内部人士称，而如今楼市寒冬，开始进入偿债危机。

　　“一个叫何某的被告为了炒楼，以各种途径向担保公司和个人高息借款，向债权人隐瞒债务情况、以新债偿还旧债。”罗湖区法院上述人士称。东窗事发后，不久前，多个债权人到该院起诉何某偿还巨额借款并支付高额利息。

　　据了解，去年年底，何某为了炒房，向张某借贷500万元，其中385万元用于赎楼；剩余钱款转入银行账户或给现金，利息按为银行利率四倍。何某提供名下三套房产作抵押。

　　“现金支付的金额是217121元，实际是先扣除的利息。”罗湖区法院人士说。事实上，这远超过同期法定利率四倍。

　　2010年年底，张某无意中得知何某借款合同中的房产已被查封，紧急要求何某还款，而何某已跑路。今年1月4日，无奈的张某向罗湖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

　　记者了解到，近期民间借贷案例在深圳基层法院已有多起，罗湖法院2010年民间借贷纠纷收案数量是2007年总数的2倍以上，今年1至10月，共受理案件318宗，同比上升15%；2010年福田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493宗，增长了25%，今年上半年已受理该类案件378宗，比去年同期增长48.8%。

　　除数量递增外，涉案诉讼标的额也大幅上升。罗湖法院今年上半年受理此类案件中标的额超过400万的案件已达15宗，其中标的额最高的已达到4380万元；福田法院今年上半年民间借贷案件的标的金额达1.45亿元。

　　除炒房外，林江通过调研发现，和温州不同，在珠三角地区的短期拆借，更多是由于生产型企业短期应付租金和原材料采购压力，且多数按月或季支付利息，风险比较可控。

　　阵痛：珠三角民间借贷调查

　　熟人拆借

　　相比温州，珠三角民间借贷市场多为熟人朋友间拆借。

　　林江调研发现，从借贷来源看，第一是亲朋好友网络；第二是在辖区属地小圈子，由政府官员或其他有威望人士，作为中间人介绍借贷（并无证据证明官员出资参与放贷）；其三比重较小，为纯债权人和债务人关系，当逾期不能还本付息，债权人则变成债务人公司股东。

　　记者了解到的一些个案也印证了林江的调研。

　　在深圳经营电脑生意的刘伟公司另一项业务是民间借贷。他的模式与名声在外的温州不同，温州多是吸存放贷，而刘伟是与熟人朋友合作放贷，“各方按出借款的比例分享利息收入”，利率水平一般在月息2分到3分。

　　“我如果有钱，就和朋友一起联合放贷；没钱就当个中间人，我只拿15%-20%的利息提成。”刘说。

　　据他介绍，深圳也有吸存放贷的机构，主要是潮州人，多为熟识的同乡，一般以月息1分-2分吸入，再高息贷出去，按照有无担保和信用条件好坏，月息从3分-8分不等。

　　深圳一名生意人吴先生告诉记者，他的数十万闲置资金存放在一个熟悉的担保公司，每月获2分利息，该担保公司放贷利率一般是6分，赚大头。

　　从利率和单笔额度看，珠三角地区民间借贷市场相较温州而言，也更为保守。

　　惠州一名小额贷款公司业务经理称，其贷款利率为月息3.5%，最多放50万元。中山市恒信金融贷款公司内部人士透露，该公司目前月息水平为2%，“我们是与银行内部合作，当地几个大行都很支持。”

　　珠海一家典当行的老板刘先生则介绍，其放贷综合月息在3%左右。罗湖区法院获得的信息显示，在该院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月息多数为4－5分。

　　林江说，无论是借方还是贷方，总体都比较保守，多数不超过1000万；由于资金供应较为充裕；利率也比温州低，年息大多在30%-40%，60%-80%就算较高了，而温州地区据其了解最高可达180%。

　　部分小银行参与

　　然而，林也发现珠三角民间借贷市场暗含的风险，“一个重要方面是，部分中小金融机构资金流入高利贷市场。”林江直言不讳。

　　据深圳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银行资金流入高利贷有几种途径，一是部分客户低利率从银行套取贷款后，并未用于指定用途，转手高息投放高利贷。

　　二是胆大的银行支行、村镇银行行长或副行长隐秘设立投资公司放贷，一般是与富豪合作，由后者出任法人代表，“银行人士以高收益吸引客户将资金存放于自己设立的放贷公司，这一特有身份打通了从募资到放贷的通道。”这名知情人士说。

　　林江通过调研也发现，资金流入高利贷的银行大多不是中农工建等大行，而以一些地方农信社、农商行、城商行为主。

　　“银行一般私下以月息3分左右揽到钱，再把揽来的钱以5分左右贷给小额信贷公司，小贷公司再以8分或更高贷给客户。”林江对本报称，这种现象在惠州、中山等地较普遍。

　　“保守估算，珠三角民间借贷总量整体达到3000到4000亿元左右。”林江称。

　　林江介绍，目前由于宏观信贷收紧、欧债危机、汇率波动、工资成本等诸多因素，使得中小企业利润锐减，归还高利贷的能力减弱；而介入房市的大量资金也在楼市寒冬下岌岌可危。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民间金融研究》日前进行的课题调研发现，“珠三角的民间借贷主要是借给实体企业，但从去年开始部分进入了房地产企业。”课题组组长、广东省社科院教授黎友焕对本报表示。

　　加强风控

　　一些参与民间借贷的机构开始变得谨慎。

　　深圳一家小额贷款公司人士称，因风险太高，该公司已不给服装类企业放贷，此外，担心企业主跑路，制鞋等行业等也不做。从行业看，目前各放贷公司很少发放纯信用的企业贷款。

　　“现在的业务量比以前少了，一个月只能放款3000万-5000万元，给企业的最高限额为500万元，风控标准也提高了。‘纯洁’的企业才给放贷，借债太烂的不做；并且，也要开始看客户的借款用途，不能乱用，小贷公司加强后续跟踪回访。”该人士称。

　　同时，该公司的抵押率降低了，之前可以足额放款或放大一倍多放款，但现在只能按抵押物价值70%以下放贷。

　　前述珠海典当行老板刘先生说，现在该公司放款不仅要有抵押物，还要考察客户的还款来源，“如果没有还款现金流，靠抵押物也没用，处置和拍卖抵押物耗时太长。”该公司的抵押物价值处理已经降至40%-50%，一般考察10个项目，能有1个通过审核就不错了。

　　政府亦开始收紧民间金融机构设立门槛。深圳一位业内人士透露，深圳小额贷款公司原来的注册门槛是5000万元，从9月份开始调升到1亿元，并且发起人股东需要持续盈利2000万元以上。

　　深圳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短短一年多时间，深圳小额贷款从无到有，爆发式增长，截至目前，深圳共计核准成立小额贷款公司34家，总注册资本金为38.2亿元，正在申请设立的还有5家。“太泛滥了。”黎友焕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