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元廉租房里的悲喜人生

　　本报记者 郭丽萍 发自北京

　　淡出舆论中心快一年的郭春平，近日再次回到公众视野。

　　今年10月，郭春平主动联系到媒体，称其到北京市朝阳区房管局递交廉租房年审的表格时，被工作人员告知，她将被要求退还廉租房，原因是女儿工作后，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超过了960元的廉租房申请标准。

　　郭春平是北京市朝阳区丽景园小区廉租房的租户。在2011年元旦前夕，因和走访廉租房租户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聊了天，且说了一句房租“一个月77块，承担得起”，而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中，被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

　　11月18日，已经对“采访”一词过敏的郭春平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目前年审的结果还没出来，“媒体的有关报道是在炒作”，要不要搬，还得看最终结果通知。

　　而在丽景园这个东五环外的京郊小区，总共约有500户廉租房租户。作为朝阳区首批廉租房租户，他们是处于社会金字塔最底端的人群，却远离“77元房租”和“见过主席的郭春平”这些舆论关注的焦点。

　　通过走访这些租户，时代周报记者试图还原并呈现这个人群在廉租房构筑的家园里的喜和悲。

　　小屋里的大世界

　　11月22日下午，李云楼关紧门窗，在家里听着收音机的节目。窗外，呼啸的寒风卷着京郊的落叶、空塑料袋、工地的灰尘，在地面、半空中打着转。

　　即使孤身一人，79岁的他仍有足够多的想法，让自己在这样的下午里不至于太过无聊和落寞。他可以会会CD包里的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阿炳，或者他最喜欢的《红楼梦》—包里装着古今中外最精华的视听大餐；他也可以侍弄侍弄他十多盆的小植物，或者整理一下他平日里收集的各种小石头；他还可以看看电视—一台原本用于卡拉OK厅里的古老点歌机，改装后接上有线可以收到一百多个频道。只要他愿意，这些简单的设备依然可以将他带往他想要到达的世界。

　　按政策，李云楼于2010年底搬进北京市朝阳区丽景园小区9号楼廉租房里的一居室。近几年来，在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人被甩在飙涨的房价之后。2007年，北京实施新住房保障制度，建设了最大规模的保障房社区常营保障房。丽景园是常营保障房中的一个经适房项目，配建了9号、10号两栋廉租房。

　　这两栋廉租房，接纳了朝阳区第一批符合条件的约500户家庭，他们多为老、弱、病、残等低保户。

　　李云楼的一居室约30平方米，包括卧室和独立的厨房、卫生间。丽景园小区廉租房标准租金为每平方米33.6元，由于政府承担廉租房95%的租房费用，个人只承担5%，因此，李云楼每月所需缴纳的租金为52元，和额外的水、电、气费。

　　廉租房预先配备了煤气灶、洗脸池、马桶等；在卫生间和厨房的地面，铺有乳白色瓷砖；卧室和过道，则为灰色的水泥地。李云楼现在使用的家具、家电包括被褥、床单等，都由妹妹提供。若不是李云楼现身说法，来客无法将收拾得齐整、干净、精致的一居室，与一位79岁的孤身老人联系在一起。

　　单人床、橱柜、书桌以及角落的靠椅、边桌，将10平方米左右的卧室占据得满满当当，却不显凌乱。床脚靠墙的位置，摆着一溜的针叶盆栽。李云楼说，因为买不起加湿器，这些鱼缸和植物就成了北方室内最好的空气净化器。

　　因为在入住廉租房前签的合同里，有规定租户不能做任何装修。李云楼连钉子都没舍得往白色的墙壁上钉，只粘了三四个白色的粘钩，用来挂他喜欢的画作和饰物。摆置在橱柜、鞋架上的陶瓷器皿，也是他便宜淘回来的，给室内增添了不少居家气息。

　　在丽景园居住的这一年里，李云楼平日会在早晨七点多带上刀剑、太极扇到小区的大花园里，打太极、练气功。晨练后，他悠闲地踱到小区附近，买些农家小贩的蔬菜水果。在他看来，这些农家小贩卖的蔬果不仅比市场里的便宜，还更环保无害。

　　今年入冬前，李云楼在小区花园里刮了些长青苔的地皮，敷在盆栽的土表和点缀的石块上。

　　“小区草地里的青苔现在已经枯黄了，就我这里养的青苔还是绿的。”李云楼站在窗边不无自豪地说。傍晚的阳光照进西向的窗户，正好落在他的身上。

　　“现在踏实了”

　　在搬进丽景园之前，现在这种闲适的日子在李云楼看来完全无法想象。

　　李云楼说：“以前没这条件。”李云楼的“以前”，指的是他在北京颠沛流离、在十几年里有过七八次搬家经历的过往。

　　上世纪50年代，李云楼家因被划为“地主兼资本家”，24岁的他不得不随建设兵团到东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待他50多岁回京时，虽然户口落在永安里，但原来的家和工作已不复存在。一直未婚的李云楼，到一家修理厂打工，并住在单位里。

　　直到90年代，60多岁的李云楼从工作一线上退下，这意味着他要将单位宿舍让出，开始租房生涯。李云楼挑了租金相对便宜的城乡接合部。李云楼称：“城乡接合部不是干这个就是干那个，尽搬家了。”

　　在不断搬家的过程里，对于北京的发展，李云楼也都看在了眼里。第一次是西四环，李云楼遇上道路拓宽建绿化带；第二次是郭公庄附近，逢上建地铁9号线，“搬到这，这也占；搬到那，那也占，一步一步地越占越多，到最后村都没了，人家都搬走了，我更没地方去了。”李云楼称，单单在郭公庄这个村里，他就搬了四五次家。

　　2007年，在北京房价连续5年飙涨的情况下，北京市相关部门在保障低收入群体住房方面，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要求：“要着力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强化政府责任，增加资金投入，加快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同年9月，北京市颁布《廉租房政策及管理规定(普及版)》，明确提出以租赁住房补贴方式或实物配租方式，来保障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

　　李云楼清楚地记得，就在2008年8月8日奥运会在北京开幕的那一天，作为低保户，他申请廉租房获得批准，开始每个月得到550元的租赁住房补贴。

　　李云楼说：“北京城里的租金都得上千元，补助的550元根本不够在城里租房，我这几年都在农村租房。”

　　2010年，朝阳区首个廉租房项目交付使用，78岁的李云楼作为首批租户住进了丽景园9号楼，并以朝阳区廉租户代表的身份，在入住仪式上发了言。

　　今年年过六旬的李海蓉，几乎与李云楼同一批住进丽景园。在10号楼12层的一居室里，生性乐观的李海蓉，说起廉租房乐得合不拢嘴。

　　她也有一段曲折的过去。

　　李海蓉与老伴儿原来住在朝阳门，后来遇上拆迁，得到的几万元拆迁补偿费，连在北京买房的一个零头都凑不起来，老两口只好搬进了地震棚。11年前，老伴儿病逝，一直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的李海蓉，申请了低保，每个月花200多元租住在农民的平房里。

　　李海蓉说：“以前一年得搬好几次家，搬得烦死了，请人帮忙搬家还得欠人家情。租房也不踏实，就怕哪天发病死在人家院里。”

　　在享受了两年政府每月550元的租赁住房补贴后，李海蓉在报纸上、电视里听说可以申请廉租房，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递交了申请。

　　如今，李海蓉每个月领的565元的低保，已足够支付51块多的月租。爱唱歌、爱跳舞的李海蓉，每周三、周四还到街道里参加中老年时装课。“现在觉得踏实了，觉得特知足。”李海蓉说。

　　三口人，30平方米

　　与这些孤身的租户不同，更多的家庭住户直接地将廉租房称为“鸟窝”，这除了想要形容廉租房小到“有站的地方没坐的地方”之外，与奥林匹克公园里庞大的“鸟巢”没有任何关系。

　　9号楼8层的租户赵家(化名)一家三口，就挤在33平米的一居室里。厨房、卫生间占去一半的面积，剩下的过道和卧室摆上床、书桌、橱柜、饭桌，就没多少可供人站的地方。

　　与其他租户一样，这一居室同样来之不易。赵家腿脚不方便，原与父母同住。在刚获知可申请廉租房时，赵家就按规定交了低保、无收入、无房等证明，在盖了十几个戳，经过一个月的公式之后，赵家的申请才获得正式通过。

　　“在公示的一个月里，只要有一个人投诉或反对，申请就被否决。”赵家告诉记者。

　　此后，赵家经历了三年漫长的等待，但并未换来生活的多大改善。赵家发现，厨房、卫生间占去一半的面积，剩下的过道和卧室，摆上床、书桌、橱柜、饭桌，就没多少可供人站的地方。赵家女户主说：“说是33平米，实际可使用面积才20来平米。”

　　为了能够住下一家三口人，在一居室3平方米的过道上，每到晚上，赵家就铺上被褥，凑成一间小卧室，供14岁的女儿睡觉；白天，被褥收起，堆放在门外的走廊，过道被摆上一张方桌，改为饭厅兼工作室、起居室。

　　赵家的一位朋友担心，在水泥地上铺地铺睡觉伤身体，就用自己店里剩下的木料，给赵家的过道和卧室铺上了木地板。

　　今年2月，暖气半夜漏水，水流了一地，浸湿了地铺。赵家心疼女儿，只得将正在长身体的女儿赶上床，他来睡地铺。

　　女儿14岁生日时，赵家曾提出申请要求换成二居室。但他们被告知，若要换房，得重新进入等待摇号的队列。为了一居室等过三年的他们，只好作罢。

　　对于住着两居室的郭春平母女，赵家有点不明白，为什么郭家母女分到了二居室，而他们一家三口只分得一居室？

　　赵家原居住地在朝阳区东郊，搬进丽景园后，女儿并未转学。家离学校远了，每天一大早五六点，女儿就得出门搭乘两趟公交车，才能不迟到。

　　赵家的麻烦远不止这些。他们发现，廉租房里的马桶时不时地出现问题。还未用满一年，已经让廉租房中心的工作人员修过多次，而且这不只是一两家租户的问题。现在，他们只能将马桶的水箱盖放在一边，要冲水时，用梳子伸进水箱，捅一下冲水开关。

　　廉租房里最光彩的事

　　11月底的北京，寒风凛冽，尽管腿脚不便，46岁的王佩荣每天仍要一步步地扶着凳子，从13层搭电梯到楼下的露台溜达透气。逼仄压抑的一居室，让他觉得憋气。

　　天气晴好时，楼下的露台和小区花园，也是租户们晾晒被子、衣服的好地方。有租户表示：“要在楼下占到晾晒的位置得赶早，晚了就没位置了。小区治安不太好，在楼下丢过被子、衣服，跟保安说了，保安也不管，现在只能把衣服晾在卧室的窗户上。”

　　就在11月16日，赵家7000多元的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停在楼下车棚子里被人撬了。赵家估计：“可能是天冷，小偷打不着火，才没丢。”

　　赵家说，住进廉租房后，很多亲戚都没来往了，家里窄，来了亲戚，也只能在楼下会客。

　　廉租房楼下的露台，在成为一些租户会客点的同时，也成为小区里各路消息的集散地。比如，10号楼住了个“小姐”，被警察逮住了；9号楼有租户将房子转租给两个黑人，等等。

　　至今，这两栋被一些租户自称为“穷人住的地方”的廉租房，发生过的最光彩的事情，莫过于胡锦涛主席的来访。

　　在去年12月29日，王佩荣准备像往常一样到楼下溜达的时候，被守在门口的警察堵在屋里，他被告知：“楼下有特殊情况。”

　　王佩荣探身到窗外，只看见楼下停着十几辆警车—那是王佩荣包括很多租户在内，在这辈子亲眼看到的最隆重的架势了。事后，王佩荣和楼里的租户才知道，原来是胡主席来过！

　　郭春平的名字，也是从那时候起才被更多的街坊邻里所知。对于此次媒体报道的关于郭春平家人均收入超标准将搬出去的消息，一租户说：“虽然住进来的时候签了5年的合同，但合同里有一条就有提到，收入超标准了应该搬出去。这也是为了公平起见。”

　　除了今年下半年时，来了一名由廉租房施工单位北京建工集团派来为楼里的租户返修卫生间的地砖工人，在绝大多数时候，在这两栋为外界熟知的77元廉租房里进出的，仍是忙着经营各自悲喜的租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