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保守时代中国何去何从

　　陆红军

　　我们正处于一个金融和经济思潮泛滥的时代，金融自由、金融创新和金融激进主义各种思潮纷纷登场混淆视听，然而金融保守却成为这次思潮的缺席者。

　　金融保守不同于贬义的“保守主义”和金融压抑，它是指金融决策与金融行为中审慎、诚信、可靠、适度的原则与规范。近30年全球化的正反经验表明，金融保守缺位不仅是欧美的问题，也是全球各国的通病。

　　英国和美国作为近现代两大金融强国，各领金融风骚上百年，奥秘在于这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坚持金融保守。

　　伦敦金融中心的适度开放和“原则监管”的适时实施，是英国金融保守的两大亮点；纽约金融中心繁荣时期恪守的分业监管和“9·11”后实施更严厉的萨班斯法案，表明金融保守与国家实力成正相关关系。

　　金融保守缺位：欧美衰落的要因

　　国际金融发展史就是金融保守与金融创新博弈的历史。金融保守并非因循守旧，而是保守金融底线。

　　所谓金融底线的核心，就是审慎、诚信、适度。由于华尔街兴起的金融工程、金融自由、金融创新三种思潮的结合，将金融衍生品推到了顶峰，导致了全球的悲剧。其中，金融保守缺位和缺席正是这场悲剧的底线失守的重要思想基础。

　　美国历来以金融立身与强国，表面上看是世界金融创新的发源地，但在本质上也是典型的金融保守的大本营。

　　从格林斯潘到伯南克，都是货币政策的保守者；从克林顿的财政盈余政绩、小布什主政通过的萨班斯法案和坚守金融分业监管，到奥巴马的强化监管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都是典型的金融保守决策行为；甚至索罗斯、罗杰斯和巴菲特等金融巨子都靠坚守金融底线才保持成功的。而像雷曼和曼氏等碰得头破血流的投行，均为超越底线、过度投机的激进者。

　　真正的创新是以金融保守为底线，以杠杆适度为界限的理智行为。凡保守底线的金融创新才能成功，而不适时宜的故步自封和无所作为，也会阻碍实体经济发展。实际上，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在金融保守底线上取得的成果，而一旦超越失控，则形成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

　　因此，我们所处的多重危机时代，迫切需要长期缺位的金融保守恢复应有的地位。如果说20世纪是金融创新过度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是金融保守归位的时代。从这一意义上讲，长期看好金融保守，应成为所有决策制定者、金融从业者和企业家急需形成的共识。

　　美国次贷危机所引起的金融海啸和债务危机是金融底线失守的结果，欧债危机也是追随美国虚拟经济过度创新引来的恶果。随着欧洲部分国家领导人的技术官僚化，收拾旧残局的攻坚战和回归金融底线持久战的新格局正在形成之中，可以预见，在很长的时期内欧盟未来将成为金融保守的重要领地。

　　坚守金融保守：中国改革与创新的底线

　　中国有13亿人口，是社会发展和金融创新的巨大动力，同时也是金融风险的巨大隐患。数学上的概率，一旦进入13亿人口体系，就会扭曲从小概率变成“大概率”（绝对量），从而成为各种风险的集聚点，尤其是金融领域。

　　在中国的财政金融决策中，应该充分估计到“大概率”的风险度，审慎坚持金融保守底线，这是中国经济成熟的重要标志。而目前我国在金融保守方面存在着三个严重的缺位现象，即决策缺位、地方缺位、民众缺位。为此，我国在改革与创新中应坚持金融保守底线的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将金融保守列为金融决策的基调。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是最大的底线。国家金融监管部门和主要金融机构应在金融保守的基调下，将“战略守线、战役求胜、战术求精”作为各项金融决策和改革创新中的三个原则。

　　战略守线：中国的金融市场固然存在创新不足的问题，而且在未来还需通过先行先试与综合配套改革等组合政策来探索金融创新。但在亚洲金融危机与美国次贷危机中，我们也应看到坚守底线的制度经济优势。

　　在顶层设计金融总战略时要坚持“守中有进、新中有度”的基调。如保持适度的外汇储备、适度的持久增长与适度的通胀率，坚守一定规模的农田总量、一定规模的信贷盘子和绿色金融指标等。

　　战役求胜：要么不做、要做便要求成。如2010年11月22日至2011年9月末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人民币对卢布的交易量已达到33.10亿元人民币，超过了人民币对英镑的交易量，体现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中一定的定价权（如中间价格的形成和浮动幅度的弹性）。

　　对这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战役成果，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尤其要谨防某些国家在多边机制与双边机制（如TPP）混合体中形成新规则，围堵人民币在新兴货币市场中的份额。

　　战术求精：“精”是底线的准确表现。在未来金融市场的各项改革中，要精确把握各种度数。如我国城商行的发展，已呈现一味追求资产规模扩张的趋势，应当引导城商行的经营决策层选择“挑不起100斤的，不妨挑50斤”的稳健战术，否则发生一个案子将吞噬城商行十年经营成果。

　　第二道防线，将地方金融平台列为金融保守归位的重点。近年来，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我国地方金融在国家战略指引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过度的投融资也已成为我国部分省市地方金融平台的常态，一些城市片面热衷于拓展规模和同质化竞争，造成资源浪费、规划雷同，严重影响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由此，国家在加强对地方金融平台的指导与监管时，要给予有针对性的量化管理，引导地方建立投融资底线的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确立以地方金融底线为核心的全面风险管控模式，按年度进行考核评价，并作为省市领导班子的政绩考核内容之一。

　　第三道防线，着力将理性诚信植入民众金融行为的内涵基因。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众一方面成为经济增长的获益者，另一方面也成为金融投机思想的受害者。尤其是近几年泛滥的“不差钱”观念，与当年充斥日本民众中 “买遍世界” 的膨胀心态有所类似，严重误导了民众的金融行为和理智。

　　“不差钱”作为一种娱乐未尝不可，但从财富管理角度看是一种误导，从社会认知角度看更是一种愚昧。反观发达国家金钱观念的价值导向，更注重正确的定位，如崇尚“聪明的钱”的风气，以及正确的用途，如推崇“钱是用来帮助人的”理念。

　　因此，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我国应着力建立民众金融文化行为的长期培育计划，引导民众形成理性和诚信的内涵金融行为，杜绝低俗粗糙的节目和传播行为。

　　（作者为上海国际金融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