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凯网络的手机软件运行平台 预装已达3.066亿

　　文：邹蔚 

　　在杭州闹市区的一间茶馆里，一个戴镜的男子操着带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讲着《断刀》，一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如何在朝鲜战场上扭转不利战局的纪录片。

　　“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军打内战时，把对手的分布格局、指挥官作战特点乃至人数和武器装备摸得一清二楚，而对美军的战略思维、作战习惯甚至一个师有多少人，统统不了解。作为旁观者，我对双方决策和执行都很兴趣”。这个人是宋涛，35岁，杭州斯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微博)(NASDAQ：MOBI，以下简称斯凯)CEO，他创立的公司已经在纳斯达克(微博)上市。在 “2011年中国海外富人排行榜”中，他身价15.8亿多人民币，名列第116位。

　　联想到斯凯曾阻击腾讯，宋涛并不认为自己谈及《断刀》时在说那段往事。“我只是当它是一部纯粹的纪录片。”他一边剥花生一边说道。可我们分明听到了商业版本的《断刀》。

　　“当时，美国军队和中国军队互相不了解。第一仗类似于高手过招打了两下谁也没有打到谁，都退了一下。第二次回合，中国军队掌握了美军的特点，因为没有空中优势，所有的战斗完全是在夜间发动的。美国军队的武器火力很强，中国军队采用近距离的交火战术。中国还用人海战术。后来，美军发现了中国军队的弱点，就是补给不行。中国的一次进攻只能维持七天，后勤补给包括弹药都供应不足。后面打到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开始双方感觉谁也打不过谁了，最后谈和。”

　　我们问宋涛，他的对手中是否有像麦克阿瑟带领的美军那样强大的。他肯定地说：“有，现在有钱有势的公司多得是。” 一个细节是，斯凯和阿里巴巴(微博)集团旗下的阿里云、口碑网同在一幢办公楼。早前，斯凯想从阿里云挖几名技术高手，在办公楼大厅竖起招聘广告牌，画中的山姆大叔喊出，I want you!没过几天，口碑网效仿，招聘广告换成是一位女模特。“好玩。”宋涛说。2009年，色彩性格学创始人乐嘉为斯凯团队做过性格分析与测试，宋涛的色彩是黄加蓝，前者意味着控制欲，后面则是理性。大部分时间里，宋涛表现与这个测试相符——面带笑容，语气平缓。录音笔的频谱随着声音大小升降，但是在他讲话时这个仪器基本一般高低。即便说起他喜爱的书、纪录片，他的声调依然没有变化。

　　即便说起公司旗下拥有中国最大的功能手机应用商店——冒泡商店总该小炫耀一下，这个被认为是中国乡土版的APP Store，可也没见他有多么兴奋。按招股说明书中的数据：从2007年1月1日到2010年9月30日，冒泡商店提供着770款应用和超过6.1万份内容(音乐、书籍、资讯)；根据最新财报数据显示，斯凯网络2012财年一季度(2011年3-6月)其净增社区注册用户从上季度的1096万增长了34.5%到1475万，社区登陆次 数从上季度8.8亿次单季度增长53.9%到13.6亿次，斯凯2011年第4季度总营收为1.78亿人民币。

　　宋涛认为自己是理性的“太阳”，在困难的时候可以用激情感染到周围的人。“未来有再大的挫折，以前哥们儿练过。”这是宋涛惟一一次表现出感性的一面。

　　过往，斯凯选择了一条理智的商业道路，不做手机硬件与软件，而是为在手机上运行的各种软件免费提供统一的平台，再与手机设计公司、手机制造商、CP(内容服务商)、SP(增值服务商)及通信运营商进行收入分成。在这里，手机特指功能手机(feature phone)——用宋涛的话来说，用户无法自行安装第三方应用程序的手机都可以看做是功能手机。通常，这样的手机比较廉价，运算能力逊于智能手机(smart phone)。富士康的工人、工地上的农民工、保安、学生等人，是功能手机的主要用户，他们通常分布在县城、乡镇以及大城市边缘。

　　在过去的几年，宋涛团队的商业逻辑保证了斯凯完成了一场势头凶猛的圈地运动，到2010年，斯凯平台在功能手机上的预装量达到3.066亿。连腾讯都不得不借助斯凯的平台推广基于功能手机开发的QQ。

　　就像黑白电视机终将让位于彩色电视机，功能手机也在被愈发廉价的智能手机取代，虽然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斯凯依然能像过去那样强大吗？毕竟，互联网大鳄正对智能手机所开启的下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虎视眈眈。斯凯的机会在哪里？

　　宋涛正在着手改变。他知道，接下来斯凯的道路更加复杂：依靠渠道起家的斯凯要逐步转向依靠终端手机用户。手机怎么升级，总是有收入相对较低的“草根”用户使用不那么高端的手机——就像黑白电视机退出市场之后，还是有人要买便宜的彩色电视的人。他需要做的，是满足收入金字塔中间偏下人群的移动互联网需求，并牢牢抓住他们。

　　现在，斯凯有员工700人，有300人被投入了研发基于智能手机的社区平台——没错，是社区平台，不再是应用平台。“在功能机上我们做的应用平台是是技术平台，在开放的互联网里面，用户平台才是真正的平台。”宋涛说。

　　2009年夏天，杨家康(微博)第一次听原美林的同事说起斯凯。这之前，他曾参与了国内一家教育类公司的赴美上市。他在斯凯的旧有的办公区绕了一圈，心想，这个公司怎么可能上市呢？！“我心里没底了。我问了一下宋涛团队，后面想做什么事情，核心竞争力在哪，市场份额等等。”当时宋涛给了杨家康一个系统性的方案。杨给宋涛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哥们儿是真爱这个东西，他天天玩。他是移动互联网的忠实用户，你跟他一讲公司策略他就明白。我们出了不太好的薪水他都愿意过来，这就是他对移动互联网、斯凯热爱的最好表达。”

　　第一次与宋涛会面后，杨还是决定再观望一下。一年后，斯凯的投资人红杉的周逵又对杨提起这家公司。重返斯凯，杨家康发现，一年前问到宋涛团队的事情，他们一一做到了。

　　杨决定加盟斯凯，主推赴美上市。上市前，杨已预感到项目的难度。一方面，对于国外投资者而言，斯凯没有可比公司，在定价，估值方面，怎么跟投资人讲解公司的运营模式，市场呢？当时，正值中国概念经历第一轮挑战，斯凯上市前一天，已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保利博纳一下子跌了20%。所有不利的因素叠加到一起，有两个IPO承销商决定放弃推广。只有花旗银行和斯凯站在一边，坚持上市。

　　2010年12月10日，斯凯IPO，收盘股价比发行价下跌了25%，随后又在3个月内上涨203%，最高时每股股价为23美元。一切看起来很不错。

　　可好景不长。今年5月4日，一家叫香橼的公司抛出一份报告，指责斯凯“操纵真相，隐藏自己日益衰亡的商业模式”，并认为斯凯根本不像它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中国最大的应用程序商店及中国领先的移动社交网络。同时，这份报告还怀疑斯凯的应用商店的用户数量存在比较大的水分。很快，一份措辞更加直白与尖锐的报告这样写道：“斯凯处于中国的低端细分市场，拥有发展迅速、陈旧老化的技术平台，这个平台日渐式微，重申该公司的目标价为3美元。”

　　斯凯的股价直线下跌，美国投资者坐不住了。宋涛和杨家康组织电话会议对香橼公司的发难逐一回应。宋涛团队强调，中国的终端机跟国外是不一样的，国外的功能机可能就简单的一个小的屏幕，一个键盘，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国内的功能机，有很大的屏幕，也有触屏的功能，还能联网，还有打游戏，多媒体。他们还把实物拿出来给投资人看。“有时候要跟投资人主动牵手，他们慢慢地就会了解到中国的市场情况是不一样的。”杨家康说道。

　　在接下来的4个月里，斯凯的股价持续下跌，一度跌至3美元。

　　“我们根本不看重股价，”几个月后回过头去看当时的情景，宋涛看上去很轻松，“我们又不是去套现拿钱跑路的。不过投资者花那么多钱信我们，我们也得给他们一个说法。”

　　i美股主编梁剑对斯凯被投资机构做空，评论道：“你不能先将原来的高股价定义为正常，而现在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现在是正常的，原来是不正常的。 至于具体到斯凯这个公司。开始是由于移动互联网的概念被热捧，但是后来国外机构发现，他们主要是做功能机，他们的用户都是‘三低’人群，和业界说的基于智能机上的移动互联网，还是有很大的差别。这的确很难让美国人理解。另外一方面，不单单是斯凯，中国概念股5月份以来，整体下跌程度都很大。新浪，搜狐等下跌幅度都有40%。i美股中国概念股指数，从5月1200多点，跌到现在(9月底)只有700多点。”

　　回忆过住，宋涛说：“上市是一张名片，我们需要它。”他进一步解释：上市之后斯凯和新浪、搜狐、腾讯、百度、阿里、盛大等大公司战略合作全部谈下来了，这在上市之前很难。“以前他想找互联网巨头聊，很多都说没空，现在比较方便了；创业时代，整个团队的计划性偏弱，上市之后团队在投资人、分析师的帮助下，更加系统性地考虑公司的问题。

　　斯凯的市场部总经理周志国有同感。他负责与CP、SP以及通讯运营商打交道，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身份让他得以更加顺畅地同运营商以及一些优质、有实力的CP进行合作。“中国人还是很看重证书的嘛！这对于凝聚和招揽人才也有作用。”

　　斯凯的新一轮布局，其实已经开始。今年9月，斯凯董事会决定在上市公司架构中，成立市场投资部，对移动互联网的创业项目进行投资。宋涛看来，这一步是公司向上攀登非常必要的举措；“在这个领域里面想有更好的竞争力，基因必须不断优化、组合，要不断地吸收好的成分。外面好的创业团队很好，恰恰是我们需要的。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成功也是很好的事情，至于他的股权是不是百分之百属于斯凯，还是很小的一部分是无所谓的。我们投资的方向很明确，一是始终在移动互联网，不做行业之外的投资。第二，我们是只做天使，不做VC。”对于已经投资的项目，宋涛不愿多谈，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斯凯的市场投资部没有设在总部杭州，而是在北京中关村，斯凯投资部投了不止一个创业团队。

　　今年，为了开拓海外市场，斯凯投资了国内最大的海外计费平台提供商深圳黑鲨科技有限公司(微博)。

　　不仅在海外资本市场，宋涛团队、斯凯是陌生的“中国脸”，即便在国内，这家公司仍不被更多人所知。不过，这种找不到被认同的感觉一直陪伴着宋涛。大学以前，每次考试，宋涛都是班里第一名，却没有当过“三好生”。自小，宋涛在外婆家长大，他经常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不好，才被送到外婆家。他特别希望父母认为他是一个好孩子。“但是，我总也找不到这种感觉，我想考得好一点证明这样的事情，但是始终达不到。”少年宋涛经常想，父母是不是疼弟弟多一些呢，是不是弟弟在他们眼里更重要呢？这是宋涛最早期奋斗的原因。每次考第一名，他都会亲自告诉父亲，可他的父亲偏偏没有反应，没有夸奖没有要求甚至连高兴一下的微笑都没有，他只淡淡地说，知道了。

　　好在少年宋涛住在农村姥姥家，无拘无束，没人管，犯了错也没人修理，更没有所谓的条条框框。“念书时，我很少听老师讲，解题都按自己思路来。”1996年，20岁的宋涛考取了天津大学应用数学系。

　　大学对于宋涛来说，意味着更广阔的天地，在那里，他获得了商业启蒙。起初，宋涛对商人并无好感，打心眼里厌恶那些“无利不起早、唯利是图”的家伙。他一直认为，中学的政治课本刻画了资本家“丑恶”的嘴脸，是商业的本真。但一次做小生意的经历改变了他。

　　1997年高考结束，宋涛以极低的成本从几所中学里收了一堆旧教材。开学时，他将这些书卖给了高三的学生。“一天下来就几千块的收入，”宋涛说， “这个事情做之后我觉得做生意不是那么肮脏的事情，是很自由的事情，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有多少才华就发挥多少才华。我一下子找到了自由。你有想法可以去尝试，虽有风险，却很刺激，失败了你会一无所有。今天全中国里面我觉得商人是最自由的。”

　　尝到甜头的宋涛从此远离课堂，仅考试时出现。其余时间，他要么去代理报纸的校园发行，他一度掌握了《环球时报》在天津主要几所高校的代理权；要么帮运营商做寻呼机入网代理。

　　宋涛的同学，现在天津大学软件学院党委副书记王赞对他的印象是：不安分、敢闯。王认为，商业是宋涛必然的选择。有一回，学院搞迎新生晚会，宋涛答应王赞，一定会帮忙，去拉一些赞助。“毕业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在开晚会的前几个小时，他才用诚意打动了一位赞助商。”时至今日，宋涛也没有告诉王赞个中详情，“我一直认为他很轻松地打劫了赞助商。”王回忆。

　　校园创业故事的高潮出现在1999年。宋涛和另外一名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名为佳鹏的广告公司，代理在公交车发布语音广告的业务。那时，天津的公交车都是人工报站，到站了由乘务员喊一嗓子，效果并不好。宋涛暑假在广州旅游时，发现广州的公交车上有语音报站器，声音清晰洪亮。尤其是报站前插入广告，被宋涛看做是可以在天津尝试的机会。

　　“公交公司想提升服务质量，但是没有安装报站器的预算。现在我愿意(通过广告主)出这笔钱，帮它把诉求解决。从广告上赚了钱我们再分成，谁不愿意呢？”宋涛和天津的五家国营公交公司谈合作，很顺利获得了公交车语音广告独家运营权。随后的一个月，他拿着授权委托书以及公交车人流量统计表，并把每天的所有当地报纸搜集起来，逐一向在报纸上投放了广告的企业打电话，告诉对方自己能够代理在公交车上发布语音广告，有相当可观的听众流量，比在其他媒体投放更加便宜。一轮“扫荡”下来，就有公司愿意投放，其中包括海尔这样的企业。宋涛拿着广告客户预先支付的定金，找广告公司制造了语音设备，逐步投放到公交车上。

　　业务量大了之后，宋涛从社会上雇了5个人帮助拉广告。半年之后，宋涛发现，以他们的能力，能拉到的广告客户几乎都投放了一遍广告了，再去发展新客户，需要很大成本，而且也临近毕业，不如把业务都转让给大的广告公司。

　　他的想法与合伙人发生分歧，商量未果，索性他选择了退出。“我已经证明了这个生意靠谱，并做成了。其实我大学里做了很多生意是不考虑挣多少钱，觉得这事有意思，我没有干过，我用一种方式实现了就可以了。宋涛说，这次创业他个人有数十万元的进账，所构建的商业模式，和6年后宋涛创办斯凯时所采取的商业模式如出一辙。

　　2000年，宋涛大学毕业，加入了杭州的一家国有企业，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通信)。这份工作并不是他最初的选择。宋涛还没毕业就在TCL公司天津分公司的市场营销部门工作，临近毕业，他决定放弃已经做出成绩的岗位，去和同学疯狂两个月。公司为挽留宋涛，准备他毕业后就提升为市场部经理，负责天津市与河北省的业务。

　　“大学几年跟同学相处的时间太少了，马上就毕业了，要跟同学好好一下友情，没有必要急着挣钱。而且我觉得人生很多事情没有必要去尝试。”宋涛委婉地拒绝了一些工作机会，其中包括华为(微博)。当时，年少轻狂的他不愿意去华为工作，认为那家公司的文化太土，“简直像文化大革命一样”。他也不打算去外企工作，在他看来在外企扮演中规中矩的螺丝钉角色不适合自己。他决定去一家代表朝阳产业的公司。对比一下，东方通信做的是和手机有关的业务。那年头，手机还是稀罕货。好吧，就去东方通信，干的依旧是老本行，市场营销。

　　这个年轻人带着行囊去杭州报道，才发现自己被发配去了研发部门新成立的营销团队。“那儿做事太机械，我也没法扭转那些老脑筋，军训一结束我就去找人事，要求换岗位。”宋涛说。

　　人事部的同事告诉宋涛，按照惯例，新人没有机会更换岗位。宋涛铁了心要离开，宁可去竞争最激烈的部门。那位同事告诉他系统营销部竞争最激烈，也在搞招聘，但他被录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宋涛相信机会是争取来的，他坚持让人事部把自己的简历发给系统营销部的总监。不久他获得了面试机会，与面试官聊到自己过去的经历，被录用。

　　又过了2年，东方通信成立增值业务部，宋涛通过竞聘当上该部门经理。到2003年，东方通信的增值业务营收规模在行业里面排第二，摩托罗拉(微博)排第一。

　　从来没有条框约束的宋涛从不满足于命运安排，在增值业务风生水起之时，营销出身的宋涛为了弥补自己在技术上的短板，主动提出又回到了改制后的研发部，担任项目总监，统筹项目运营。那是他在东方通信最后的一年，没有令他失望的是，后来创业的很多伙伴，在那时结下了交情。

　　2005年，宋涛放弃了即将到来的再次升职机会，放弃了优厚的待遇，辞职创业。宋涛说：“在那么大一家国企里面，哪能你想干什么就给你机会呢。我一直想自由地做事，出来是早晚的事情。当时也看到了移动互联网的发展空间，未来是属于移动互联网的，但不属于SP。”

　　宋涛一直认为，原东方通信的董事长施继兴有洞察力有眼光。宋涛一直记着施的一句话，移动互联网的未来一定是服务。这句话是他选择到移动增值业务部的原动力，也是这句话，让他找到创业的方向。

　　张胜自河南焦作，是北京三里屯附近的幸福三村工地上的一名农民工。他负责粉刷墙壁以及清除地面残留的建筑废料，从每天早上6点半干到下午5点。之后漫长的夜晚，除了偶尔去小卖部看看电视，就靠用一只385元的红色宝捷迅手机看小说打发。他不会上网，没有电视，手机几乎是他业余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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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如果张胜有一部同样的手机，他可能就不能像现在这样阅读电子书，因为缺乏统一的中间件平台，每个手机应用必须针对不同手机开发不同的适配模式。这让应用软件开发者头痛，也让用户的使用体验有限。

　　宋涛的创业就是从医治应用软件开发者的头痛开始。2005年，台湾联发科向中国品牌手机企业推广含有一站式解决方案的集成芯片组，简称MTK平台，这使得制造手机变得很容易。也是那时起，国产手机出货量开始井喷，价格也一路走低。另一方面，那些手机都是功能手机，需要手机设计公司提前将应用软件打入芯片。各种手机终端及操作系统互不兼容，一款软件应用不得不为数百种不同型号和品牌的手机做适配，这让小的开发者望而却步。

　　“手机操作系统没有统一的时候，开发每个软件时必须针对每款手机做适配，成本非常高，这是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推广特别难，你要找每个手机厂去推广，中国一千多个手机厂，有的名字连名字你都叫不出来。三五个人的小团队开发出非常好的软件，适配和推广问题都解决不了，根本没用。当时的移动互联网在整个产业里面有两个瓶颈，一个是前面说的终端瓶颈，一个是带宽瓶颈，带宽的瓶颈我解决不了，是运营商解决的事，但我们可以解决终端的瓶颈，我们就想做一个软件平台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宋涛一开始是这样打算的。

　　2005年底，斯凯成立，创始成员除了宋涛，还有他从东方通信带出来的几个人，包括后来的CTO区力。宋涛拿出了自己的积蓄作为启动资金，并要求每个人都拿出一些钱作为投入启动资金，后来加入的成员也都交了这笔入伙费。宋涛对此的解释是：“交了钱和没交钱，做事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没2万块，哪怕只出2000块，这也是你和大家一起的公司。我一个个逼他们交这笔钱。”宋涛出钱最多，但没有控股，持有公司40%的股份，其他成员都拿到了数量不一的股份。

　　区力牵头开发出了软件应用中间件平台MiniJ，在恶劣的硬件环境下可以流畅运行被称为MRP格式的应用软件。

　　技术问题解决后，采用怎样的商业模式，决定着斯凯的成败。宋涛想到了大学的那次创业——他成功地让公交车公司和广告主互相满足需求，自己作为中间方拿分成。

　　“起初，手机厂商是想破了脑袋要使自家产的手机具有差异化——手机要找卖点啊。没有差异化的时候就只能打价格战了，那是没有利润的。找卖点从硬件入手的话，要么做一个新外壳，或者一款新造型。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从软件服务入手，安装一些东西。软件公司说你这个要付开发费，是单独为你们开发的。你将来卖一台要给我分点钱。当时的中国，无论大公司、小公司都是这样的生意模式。现在，我对手机厂商讲，我不要钱你的钱，还给你提供卖点，他高兴不高兴？肯定高兴。我说赚了钱咱们再分成。其实他根本不在乎分成，你赚钱不赚钱他无所谓，关键是他不花钱了、还能多出卖点来。这就跟我们当时谈公交广告的时候，公交公司最在意的不是赚不赚钱，他在意的只是没花一分钱把设备升级了，这样的事为什么不做。”宋涛这样去跟手机设计公司谈植入斯凯的平台，那时手机设计公司比厂商更强势，它们决定着在芯片里预装什么程序。要说服手机设计公司，实际过程其实并不顺利。

　　严卿在2007年加入斯凯，之前他任职于德州仪器(微博)公司。到斯凯后，他负责华东地区的市场开拓业务，他需要说服国内最大手机设计公司之一的龙旗公司，让对方在手机芯片中植入MiniJ平台，但他遇到了障碍。“当时客户听了描述，知道这个平台好，但对都没有信心，不知道手机用户会不会为这种手机上的小软件付钱，最关键的你这个东西到底稳定不稳定，功能手机能不能支撑起它。他们担心因为装了斯凯的平台而影响产品交货日期”

　　龙旗当时是业内的领跑者，对于尝试可能影响手机功能的新事物总是谨慎的。斯凯的业务团队只能采用最“笨”的办法，磨嘴皮。“我要陪吃饭，有时候还要去喝酒，任何场合不断给他们讲这个中间件平台的好处、价值。”严卿回忆道。通过将近半年的时间，龙旗终于决定一试。斯凯的工程师索性待在对方公司，有问题当场解决。斯凯副总裁吴远刚和另一家手机制造商奥克斯谈合作。这是斯凯谈下的第一家手机生产商。

　　宋涛还需要有足够的“卖点”作为筹码。他的团队还得去跟CP谈。谁会相信一个刚刚成立，只有几个人的小公司的“新发明”呢？“我说这样，你做一个软件成本多少，你算一个成本出来，我付给你成本，你先做我给你钱你没有风险了。其次，用户下载之后我再跟你分成。有些开发者愿意尝试，做了之后发现挣钱了，后来我再找开发者的时候不需要用这样的模式教育他了，直接跟它分成就行。”对于手机终端的用户来讲，斯凯平台上的软件应用不是下载付费，而是采取了先尝后买的方法。

　　要从宋涛所说的模式实现盈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2005年到2008年，斯凯一直处于亏损，一度好几个月发不出薪水。宋涛拿出积蓄往里垫钱。一起创业的一个小伙子要结婚，拿不出钱，宋涛和团队其他成员一起凑了几万元钱给他们办了婚礼。2007年的好消息是，斯凯获得了来自红杉资本350万美元的投资。

　　有一些合作的手机厂商愿意为在手机上加载MiniJ平台而向斯凯支付费用，被宋涛拒绝。“这是我们的原则，这是我们的商业模式。我们坚信的是第一我们做的事有价值、能让用户觉得很高兴，我们让开发者把他的那些作品能够推广到那么多人使用，让中国的手机变得丰富多彩，这事有意义。我们要做的是规模，有规模的时候一定有机会找到最终盈利的模式。”

　　严卿说，在公司最困难时期，内部已经达成共识，斯凯不一定能做成预装平台的事，但是那件事本身一定代表了功能手机的方向。剩下的就是，那个团队能否找到正确的方法，用最快的速度去达到目标

　　在2007年下半年的时候，一个来自手机用户的电话电话打到了宋涛那里，说你的游戏挺好玩的，你收一些费我们也愿意用。一句话刺激了他：为什么不做里面有一些计费设置的手机网络游戏呢？宋涛决定尝试一下，找来SP，SP说很难。斯凯出钱，让他解决问题。“计费系统后来就上线了，当时是12月份，第一个月就100多万的收入做出来了——因为之前用户规模积累得很大了，所以很快就找到了一种盈利模式。

　　“我们在那时候就开始做冒泡社区，后来收费方式逐渐从SP转为第三方支付，不受运营商政策影响。现在整个这块的收入占20%左右，这块收入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一块收入。”斯凯的应用商店事业部副总经理唐彦说解释了手机网游对斯凯的意义。

　　和其他市场的自由放任不同，斯凯对上传应用的质量控制相当严格。宋涛的考虑基于两点：1，扶持有实力的团队开发出用户喜欢并愿意付费的内容，这才是多方共赢的基础；2，低品质的应用不仅吸引不了用户更妄谈收费，还会造成手机返修率高企。

　　斯凯真正开始盈亏平衡，是在2007年底，因为MiniJ平台装机量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预装模式成为整个行业通用的方法。

　　斯凯推广中间件平台的成功，跟腾讯也有很大关系，一款适合功能手机的QQ，对用户有很大的吸引力。

　　“腾讯原来有一个短信版的超级QQ，是用户会交月费的，所以他们的改变现状动力也不是特别强。我们做的功能手机QQ(微博)这款产品的时候还是蛮迅速的，前后加起来也就两个多月，基本上我们就把体验做起来了，而且它的体验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所以他们觉得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来，他也有一个信心了。加上宋涛也不停地去跟对方去沟通，最终我们把跟腾讯的合同拿下来。”唐彦说。

　　在功能手机上，斯凯的收费模式只能通过SP和运营商，意味着相关方如出现任何动荡对斯凯都会造成明显直接的影响。斯凯上市时美国投资者也非常重视这个问题，斯凯也确实有过被SP伤身的经历。2009年11月，一些相关部门开始在Wap站点扫黄，所有移动业务都受到波及；2010年1月，为打击“吸费”现象提出双重确认；2010年9月，事态发酵升级到三重确认。这些变故都对斯凯应用商城的收入和增长率产生震动。2010年年初，斯凯的服务器放置在中国电信(微博)，但突然间中移动的用户出现大面积登录不了情况，经多方协商，斯凯最后把服务器搬进了中移动和世纪互联。这是实打实的一记重锤，斯凯当季的商店和社区营收不仅毫无增长甚至出现倒退。

　　出现这些情况，宋涛也表示无奈，只能选择更多家SP进行合作。

　　“他非常低调。”一位投资界人士这样评价宋涛。斯凯的一位员工告诉我们，2009年，宋涛依然选择骑电瓶车上班：“他的电瓶车刚买一天，电瓶就被偷了，他气坏了。”

　　2008年，刚刚从上一家公司辞职的樊星(现任斯凯副总裁)接到猎头的电话，对方请他留意斯凯这家公司。樊星到网上查找斯凯的信息，几乎没有发现有效信息。那时，斯凯在中间件平台冒泡商店经已经有了1020万用户。

　　作为早期加入的成员，斯凯负责支付业务的总监金子对企业基因的总结是：低调、踏实、单纯。

　　以攻克功能手机装机量为主要任务的时代，斯凯是默默无闻的。另一个事实是，功能手机时代在向智能手机时代逐渐过渡。根据市场研究公司ABI Research在今年4月的报告，2010年全世界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为3.02亿部。IDC预测，2011年全世界智能智能手机出货量会超过4.5亿部，电子制造市场研究公司iSuppli则认为，2015年，全世界的智能手机出货量超过10亿部。开放的智能手机平台上，用户可以自行 安装免费应用软件，功能手机上的被验证的方法未必行得通。功能手机上的王者斯凯，将走向平庸还是朝伟大飞跃，这是摆在宋涛面前的一个问题。

　　“外界老喜欢说斯凯转型。你们不要老盯着欧美发达国家的移动互联网市场。像现在，巴西、印尼、印度和非洲国家，国民都开始买得起手机。据我所知，印度市场上60%的手机是中国品牌，印尼甚至达到70%以上。中国的二元结构比较明显，分为白领用户群和草根用户群。”宋涛说。

　　“功能机转化为智能机不是一天两天，不是说今天中国有5亿人用功能机，明天就只剩5个了，需要一个过程。他们在用功能机的过程中，我们首先第一个做好我们的品牌宣传，让用户有个信任度。”严卿介绍了斯凯在转向智能手机的基本策略。

　　低价智能手机增多已是不争的事实，自然引发用户的分流。斯凯还躺在功能手机时代的温床上不思进取吗？虽然功能手机被智能手机取代尚需时日，相对从容的布局时间，是斯凯的对手们同样拥有的机会。

　　“过去我们在功能机上做的软件平台是技术平台、是封闭的，智能手机时代到来，Android操作系统的开放性让技术的东西都会沦为公用的基础设施，因此在开放的移动互联网里面，用户平台才是真正的平台。”宋涛说，“如果还像功能手机时代那样去做终端植入，是不靠谱的。”

　　“斯凯的基因以前更多是快速的、面向渠道的，斯凯毫无疑问赢在渠道，同时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服务。现在我们更多地考虑用户会怎么看这个产品，用户会不会喜欢，怎么样让更多用户喜欢这个产品，怎么样让他们记住斯凯品牌。”严卿说。

　　斯凯内部，自我革命其实一直在进行。2007年，斯凯在整个团队不过区区50多人的情况下，将六成的人力用于开发名为冒泡社区的社交平台，以此作为中间件“冒泡应用平台”之外，在终端用户群中打造的品牌。杨家康对冒泡社区用户的描述更加精确，“25岁以下，月收入3000元以下，没有长期接触PC的时间”。冒泡社区的注册用户已经超过9000万。

　　冒泡社区成为斯凯从功能手机向智能手机过渡的桥头堡。斯凯甚至模仿苹果，在迪信通(微博)开在三、四线城市的手机专卖店中开设冒泡社区体验专区。

　　但是有多少用户更换手机还会使用原来的账号呢？杨家康在i美股网站接受访谈时曾被问及这个问题，但他以不方便透露为由拒绝了回答。

　　李易则不看好冒泡社区对功能手机用户的吸引力。“如果要是讲对品牌的或者说产品的忠诚度，高端的用户他的忠诚度肯定是要大，低端的用户肯定是要小，这个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啊？其实低端的用户他用山寨机并不是他喜欢山寨机，而是迫于经济实力才选择它，当他一旦改善了条件之后，他会换更好的手机。除非一个用户抛弃你的时候，还有两个人或者三个新增用户来顶这个位置，那你就能够保持实际的生命。可是功能手机上这个社区能打动‘90后’的那些小孩吗，他们可能一开始就不用功能手机。”

　　冒泡社区只是一个开始，斯凯志不仅在此。

　　樊星介绍，斯凯正在构建名为“斯凯2.0”的平台，一方面给终端用户提供平台上统一的账户和统一的身份标识；另一方面，向服务端的开发团队，提供核心技术设施的服务，“包括一些社区的基本面的服务，以及后续的云端的支撑能力”。斯凯接下来的定位是成为智能手机平台上的一个核心产品的提供商，以这个核心产品为中心，逐渐建立斯凯在智能机上的一席之地。“斯凯会在核心产品和内容这两个方面整合起来达成在智能机上的优势。”

　　在智能手机时代，依靠SP收费是走不通的。斯凯如何解决收入问题？宋涛认为：“移动互联网就三种生意模式，第一种是商品模式，谁用谁花钱。第二种是交叉补贴，羊毛出在狗身上，少数人花钱，少数人为多数人买单，或者是一个产品为多个产品买单，用产品之间的交叉补贴和用户群之间的交叉补贴去做。第三种是广告模式，谁也不花钱，广告主来付钱。比如说网游可以形成交叉补贴的，5%的用户贡献95%的收入这是可以的。少数人花钱，多数人是不花钱的，少数人花钱花的金额很高。我们在智能手机上不会基于SP去收费的，我们多数采用的会是第三方支付。”

　　宋涛认为，移动互联网的金矿绝大多数还没有开发出来。“前提是取决于海量用户群，现在只有两家，腾讯和斯凯。”

　　斯凯上市后，宋涛偶尔还会骑电瓶车上下班，午餐是公司写字楼对面的拉面。一次开完会，宋涛表示要请大家吃顿好的，于是请大伙去附近清真餐厅吃了大盘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