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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新礼梦回农业：牵涉上百亿资金

http://msn.finance.sina.com.cn 2011-11-29 09:52 来源: 《东方企业家》杂志 MSN财经

　　文：李志刚

　　朱新礼再出发与农民和土地打交道，牵涉上百亿资金的产业，更符合这位喜欢宏大场面、又有乡土情怀的企业家的梦想。

　　“汇源果汁老总，竟然在乡村爱情4里客串自己！”当《乡村爱情交响曲》(或称《乡村爱情4》)第九集一播出，眼尖的网友就认出，剧中想要在象牙山村建分厂的汇源果汁厂老板，就是汇源集团的董事长朱新礼本人。

　　那是一场在办公室的对戏：汇源公司采购经理黄亚萍，向老板汇报谢永强想在象牙山村建汇源分厂的情况。老板在翻看文件之后，建议黄亚萍在象牙山一带建立水果加工分厂的事要把握三点，并指点手下“把报告写得再详细一点”。

　　虽然被网友们戏称为“史上最牛客串”，但《乡村爱情》系列剧中对于乡村遭遇经济巨变后的描述，以及生活富裕起来后的农民在心态的微妙变化，及时而生动。

　　谢永强应该属于电视剧中很有为的青年之一，一心为着自己的事业奋斗，在第四部中也遇到了自己的贵人——汇源果汁的经理黄亚萍。通过和汇源合作建工厂，从而拥有了自己的事业。

　　而朱新礼的本色出演，也昭示了他除了果汁之外的另一块新版图：有机农业。

　　几年前，他曾经打算将汇源上市部分卖给可口可乐，在市场上引发一场轩然大波。除了对于汇源命运的关注以外，人们也在猜想，如果汇源被可口可乐收购了，那朱新礼去干吗？还会做饮料行业吗？

　　当时的一个说法是：朱新礼卖掉汇源后，最大可能去宜昌、万州种果树。不太为人所熟知的是，朱新礼几年来分别在湖北宜昌、重庆万州等地种植了数万亩改良品种柑橘。而目前国内果汁饮料采用的橙汁都来自于进口，凭借果浆这块没有上市的业务，朱新礼有可能成为国内果汁饮料行业橙汁原料供应商。

　　后来的事态发展众所周知。2009年3月，商务部以违反《垄断法》为由，叫停了“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

　　此后，朱新礼从公众的视线里销声匿迹了好长一段时间。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做什么去了？

　　2011年5月6日，在北京顺义汇源总部的一间会客室里，汇源集团董事长朱新礼接受了《东方企业家》的采访。会客室墙上挂着一幅祝贺汇源集团成立十三周年的匾额，落款是“中共万荣县委员会、万荣县人民政府”。

　　朱新礼穿着灰黑西装、浅蓝衬衣，斜倚在沙发上，在三个多小时里，他基本上都是笑呵呵的。只有谈到可口可乐并购汇源一案的时候，他的脸一下子拉长，紧闭着嘴，腮帮子也绷得紧紧的。

　　并购被叫停，对汇源无疑是伤筋动骨的打击。员工士气低落，可口可乐提高工资的承诺化为泡影，有些人几百万、上千万的期权也没了。汇源解散的营销体系又要重建。但是朱新礼别无他路，只能无奈调头，一口气招聘了数千名退役军人做销售，以重建解散了的销售系统。

　　但朱新礼进军上游有机农业的步伐，并没有因此停歇。汇源在密云建了一个1500亩的有机农业示范园，又与德州市政府合作，建成一万亩有机农业示范园。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与企业研究中心的王世平博士说：“汇源现在处于圈地阶段，其上市所做的饮料生产在集团中只占其中一部分。”

　　朱新礼的选择不无道理。尽管在高浓度果汁占据了52%的市场份额，但是在低浓度果汁这一块市场，汇源并不擅长，不过占据6%-7%的市场份额。万荣、万州的果园基地，以及密云有机农业基地，都属于汇源集团未上市的部分。而对于有机农业的投资，朱新礼预计需要三十亿到五十亿元。“没有经过董事会同意，不能用上市公司的钱去做有机农业，股东的钱只能做果汁”。

　　对于农村出身的朱新礼来讲，他更希望做产业的上游供应商。与农民和土地打交道，牵涉上百亿资金的产业，更符合这位喜欢宏大场面、又有乡土情怀的涉农企业家的梦想。

　　有机农业，能否为朱新礼带来第二波事业高潮？

　　新乡村农业故事汇源的果园基地采取合作社的形式，农户按村、按地块分编号种植，有专门的植保管理员监督，使用肥料与农药都需要记录。

　　史兆兰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名普通果农。

　　五月，黄土高原上的太阳已比较强烈，灰黄的泥土轻轻一捏就变成纷纷洒洒的干粉。50岁的史兆兰正在自家的苹果园里仔细巡视每棵苹果树，刮去腐烂的树皮，并涂上防治果树腐烂病的药。

　　他穿着洗得起了球的、印着“基尔乐饲料”的红色T恤、卡其色的裤子、沾满黄土的黑色老式布鞋。高原上暴烈的阳光、常年的田间劳作，让他肤色呈现泛红的古铜色。他头发花白，根根冲着天，脖子上绷着几条凸起的青筋；眼角下垂的线条又让他的面容隐隐带有些许愁苦。

　　这是一棵主干只有齐胸口高的苹果树，向四面横溢出五六根碗口粗的分枝。史兆兰攀着一根高过头顶的树枝，抬高腿，一脚踩在齐腰高的横枝上，使劲一蹬就跃上了苹果树。他的右腿伸直，抵着主干与横枝分叉的地方，稳住身体重心。左腿弯曲，蹲伏在树枝上，小心翼翼地拨开树叶，右手戴着已经磨出好几个窟窿的白色棉纱线手套。他一刀、一刀地刮去黑色的、腐烂了的树皮，露出黄褐色的树干来，再用小刷子涂上药水。

　　每天早晨六点，他来到这个位于山西运城市万荣县高村乡高村的苹果园开始劳作，一直到中午十一点再回家吃饭，下午果园工作时间是四点到七点。这个年产量三万五千斤的苹果园，全年就靠着史兆兰夫妇俩打理。

　　1987年起，高村的农民就开始种植苹果。当地天太旱，一亩土地才出产小麦几十斤。种粮食靠老天，老天不下雨就没指望了。史兆兰家的苹果是十八年前种下的，三年挂果，第四年开始有收成。

　　史兆兰算了一笔账。水2元一方，一亩地一次浇水要120方水，一年浇3次水。这意味着每年每亩地浇水费用720元，另外每亩地化肥、农药费用是400元，加上其他费用，一亩苹果地的成本大概是1300元，收入大约是4000多元。也就是说，史兆兰果园这七亩地，年毛收入是三万多元，利润大概是两万元(不计算人工费用)。

　　他的儿子在运城一家印刷厂打工，一个月工资1000元左右。史兆兰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去年他养了五六十头猪，赚了一万元。但喂猪要看运气，前年猪得了口蹄疫，死了不少。地里没活的时候，他还得外出打零工。

　　万荣县总共种植了70万亩苹果，绝大多数种植户都是像史兆兰这样的农民。2005年前，万荣县50万亩苹果找不到销路，最低卖到五六分钱一斤，烂在地里了。

　　2005年是个分水岭。这一年，汇源在万荣投厂。史兆兰，一个普通的果农，命运因另一名从沂蒙山区走出的农民企业家而改变。他的三万五千斤苹果，有一万多斤红富士鲜果以1.3元左右卖给了水果商，剩余的两万斤卖给了汇源，大约7毛钱一斤。“有一个保底的价，不愁卖不出去。”

　　做果汁，看运城。

　　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的运城市，面积一万四千余平方公里，集中了汇源、海升、中鲁、安德利等10家果汁加工厂，浓缩果汁加工能力每年达30万吨，占全国产量近四分之一。

　　2005年，在运城下属的万荣县果园核心区，汇源投资了一个每天加工能力为2000吨水果的浓缩果汁加工厂。万荣县共种植了70万亩果树，早年有50万亩找不到销路，农民把苹果倒在了路边。当地县长找上朱新礼，接连登门拜访八次，最后一次他送来了万荣的苹果，上面有字“向朱新礼总裁致敬，万荣人民欢迎你”。

　　招商引资，对于很多基层的县市来讲，是政府工作重点，有时候一个知名企业的落脚能够改变这个县城的经济面貌。有时候他们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汇源就吃过亏。曾经有某个县假报当地水果种植面积达多少万亩，汇源花了几个亿投资，结果一开工，一个星期水果就没了。汇源连着亏了八年，这八年还买来苗子送给老百姓，让老百姓种。这个厂现在才刚刚好转。调查是朱新礼亲自去的，他记得冒着雨去橙子园调查，结果那地方总共也就只有一个橙子园。

　　万荣的诚意最终打动了朱新礼，他也确实调查到万荣苹果产量的真实性。第一期工程投资两亿元，2005年6月开始建厂，2006年即开始生产。万荣工厂书记孙世增是当地人，他记得2005年前苹果只有五六分钱一斤，好苹果两三毛一斤。2006年苹果收购价格就到三四毛，然后再涨到五毛钱。

　　从运城出发，沿着233省道一路向北，经50公里便到了万荣。灰色的水泥公路将一望无际的苹果林劈成两半。在万荣县，汇源有五个合作的苹果园基地，种植面积共19.6万亩，预计产量37万吨。基地采取合作社的形式，农户按村、按地块分编号种植，有专门的植保管理员监督，使用肥料与农药都需要记录。汇源拒绝收购基地外的苹果。

　　高村是汇源在万荣的一号基地。高村大约有人口两千三四百人，果树是村民的主业。平均家庭收入三万元左右，好一点的家庭一年收入五六万。有一户果农家里地多、人多，舍得投入，打了深井牵了管道安上水龙头浇灌，年收入达十几万元。

　　38岁的史中山不爱种果树，基本在外面做像修路这样的活。他的妻子在家种苹果，共十二三亩地，亩产四五千斤，口感较差的秦冠就卖给汇源，大概七八角一斤。红富士可以鲜吃，价格高一点。“如果都是百万富翁，谁愿意种田呢？种苹果比较可靠，在外打工不可靠，老板跑了的话就拿不到工钱。”史中山说。

　　高村1985年才实行分田到户。一开始分田后，家家种小麦，穷得叮当响。1987年，有些人家就开始种苹果树，种得早的就发财了。红富士1995年曾经卖到3元一斤。现在大概1.3元一斤。

　　现在高村的人基本不住窑洞了，窑洞都用来贮藏苹果。村里五百多户人家，每年都有三十多户盖新房，再过个三五年，基本上家家都会住新房。在修新房的时候，他们会在院子里挖地窖。从地面经一条深约2米的竖井下去，就看见长15米、宽4米、高5米的地窖。墙壁用砖砌成，上面是拱形穹顶。果农每年11月采摘苹果，用保鲜袋装好，放到地窖里，能储藏至次年的四、五月份。每个地窖可储藏40吨苹果。

　　史致康是高村果农合作社的负责人，他不种苹果，专门把果农组织起来收购他们的苹果，再卖给汇源。他的穿着相对史兆兰他们更考究一点，穿着白色衬衫、深灰西裤。2008年他在村里买了房，花了13万元。房子大门用棕红瓷砖贴面，三米多高，嵌着匾额“福海金涛”，两扇门是仿古的，漆成大红，上面嵌着金灿灿的铜钉，以及做成狮子头的铜门环。整个房子透着一股大红大金的喜庆的艳俗。

　　1989年，史致康初中毕业之后，就在河津市(运城下属县级市)打工，辛苦了一年没有拿到钱。后来回到村里打工，一天三五元钱。他父亲1990年代初就开始帮外来的水果商做信息员，当中介，帮他们收购水果。后来，在路上因意外事故而去世。在史致康父亲做信息员那两三年，家里每年有一万多的收入。在父亲去世后，史致康接手了水果生意，最远曾押运苹果到湖南衡阳。一次收购价1.4元一斤，但运到岳阳只卖了四五毛钱，一车苹果亏了两万多元。2003年，史致康开始给果汁厂送货，最早是给陕西一家果汁厂，第二年给运城另一家果汁厂送苹果。2006年，他开始给汇源送货。

　　现在万荣不存在卖果难的问题了，因为方圆一百公里内有近十家果汁加工厂，汇源和其他厂一样，存在收果比较难的问题。但汇源优势比较大，建在万荣核心果园区，同等价格果农更愿意卖给汇源。汇源不欠款，口碑比较好。2011年3月，汇源就把史致康的账全结了，有一家工厂到5月份还没有结。另外，汇源做内销，果农们看得见摸得着，这也给了果农安全感。

　　汇源常务副总裁赵金林曾去安徽砀山调查，当地有几十万亩的梨，一果农大约管一两亩地。赵金林去的时候正赶上水灾，单兵作战的果农根本无法为果园提供防洪、排涝的资金和设备，眼看着水果烂了。“包产到户作为阶段性政策是可以的，长时间不行，它抵御不了风险。”赵金林说。

　　目前，汇源与果农合作的模式有三种：第一种是到水果收获季节，技术人员直接到果园验收；第二种是与果农签保护协议，果农按照汇源的要求种植、管理，汇源负责收购，有一个最低保护价——万荣即属于这种；第三种是汇源直接向果农提供苗木、技术以及田间管理，这是汇源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在重庆市万州区，汇源即建立了一个无公害的柑橘苗木示范基地。柑橘的苗木从国外引进，以六元一棵的价格卖给果农，到柑橘成熟季节，汇源再收购加工。

　　西起重庆市江津区，东至三峡之末湖北宜昌，这一片三峡库区被划做三峡库区优质柑橘产业带，汇源在库区拥有30000亩柑橘示范园。我从干燥的黄土高原，跨过黄河大桥，一路辗转，深入三峡腹地，饱含水汽的空气粘在皮肤上，黏糊糊的，一点儿也不舒服。万州就藏在三峡库区腹心，在长江边上，大巴山、巫山山脉绵延起伏。层层叠叠的柑橘林密布于丘陵，灰砖砌成的农舍偶尔在密林的空隙闪过。

　　2002年，汇源在重庆万州建成一个年产30万吨的果汁加工厂。中国柑橘研究所前所长、现重庆柑橘产业化有限公司首席顾问沈兆敏教授一开始建议先建原料基地、后建加工厂。朱新礼说，建十万吨也是建，20万吨也是建，30万吨也是建。我要建就建30万吨。沈兆敏问他，这样投资是不是太大，太浪费了？朱新礼回答：浪费？要是加工的时候生产能力赶不上，怎么办？沈兆敏一下子觉得这是个做大事的人。朱新礼另有想法，先超前建厂，让果农放心去种柑橘，不愁销路。但2010年，因全国性水果价格上涨，汇源万州工厂也面临水果收购难的问题。

　　在万州区甘宁镇牌楼村果园基地，沈兆敏站在山坡上，看着漫山遍野的果树，感叹万千：这里以前全是一片荒坡，引来水、修了路、种下树。每逢开花的时候，都闻到橘子的香味。到十月底，果实成熟的时候，一片金黄。他常去村里指导种植果树，与农民和果树感情都很深。2006年，重庆遇上百年一遇的大旱，持续一百天没下雨。他在家里睡觉，都盼着下雨，“水果水果，得要水呀，没有水得死啊。”下雷阵雨的那天，他正躺在床上，听见屋外风声雨声，一跃而起，往窗外眺望大雨，激动得连眼泪都下来了。

　　万州区高粱镇新店村书记万久明，大学毕业，持有建筑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在外工作20年后回到家乡新店村当书记，月工资六百元，基本上是倒贴。因为他在外有公司股份，加上在建筑工程担任总工有薪酬，还有一些房产出租，能够补贴生活。他告诉我，看到家乡几十年没有变化，想用自己的人脉和资源为家乡做一些事。

　　汇源在新店村租赁了一千多亩土地，用于种植柑橘，租金一百多万元。另外，万久明要求汇源就近雇佣务工果农。基本上村里没有外出打工的人，都是因文化和年龄限制，在外面干不了活。在高峰期，汇源果园每天雇佣两百人左右；低谷期，也有50人以上。

　　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39亩，在新店村不足八分田。目前，新店村种田的人基本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壮劳动力基本外出务工。最初，汇源租赁土地，涉及15个生产小队的土地。农民不干，天天吵，天天闹，一个生产队至少开上三十次会才通过。因为种田的基本上是老人，土地是他们的保障，万一汇源垮了怎么办？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新店村农村户口6773人，1171个60岁以上的人。每月开会，万久明就看到下面一半以上是老人，“有时候我都不敢想，以后的农业该怎么发展？”

　　四五十岁的村民，在外面打工，见过了世面，他们对种田没有多大的兴趣了，看到了城市的变革和发展之后，就问为什么我们村不这么做？二三十岁这一年龄阶段的人，基本都跟着父辈在外务工，什么叫种田他们都不知道。至于十多岁的青少年，文化结构基本都是初中、高中以上，能写能读。现在汇源在新店村租赁土地，再也不见之前吵架打架的现象，不用开会通知，带上合同挨家挨户签字就行了。

　　万久明开会的时候常问一句话：“十年后谁来种田？”基本上没人能回答，来开会的基本是50岁以上的人。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事，就是要打造新的农业结构，让你的子孙万代都觉得这是个好地方，这才能留住人。

　　而汇源的来到，让农民们意识到流转土地的好处，并且解决了当地大部分剩余劳动力。他给我算账，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在外已经无法挣钱了。但在当地，除了收土地租金以外，还可以给汇源打工，做拔草、打药的工作，日薪25元，一个月做25天，做10个月，能挣上6250元。

　　万州是三峡移民最多的地方，动态移民26.3万人，占据三峡库区五分之一的移民量。万州甘宁镇牌楼村村民伏德清即是三峡移民。175米水线以下的就要搬迁，他家在148米，老家全淹完了。2001年，他移民至牌楼村。国家共给了五万元，买房子花了两万元。每月每人有660元移民补助，夫妇两人共1320元。

　　伏德清在汇源果园打工有五六个年头了，通常早晨5点起床，7点到果园打农药、修枝、锄草，中午休息，下午3点到7点继续干活，一年工资大约一万元。另外有几分菜地，满足日常生活；喂了两头猪，一年吃一头，卖一头。毛猪7元一斤，一般一头猪有250斤。刨开各种开支，他每年能存下两万元。

　　朱新礼认为，过去三十年来，中国农业是落后的，由于机制的问题，让千家万户农民单兵作战，无力搞科技化、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面临贫困的压力，让造假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近几年国内屡屡爆发食品安全问题，蒙牛、伊利、双汇等数一数二的企业都牵涉进去，源头来自于散户提供的产品不合格。“五亿农民你不能拿上五亿的执法部队去管农民，你一个人盯一个人，你盯不过来的，这个管理成本太高了。”

　　他投入的有机农业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做果业的时候，汇源的员工遭遇过这样的问题：汇源与果农签订合同，交付定金后。到了收购季节，因部分中间商收购价格更高一点，果农直接反悔，卖给中间商，而不履行与汇源的合同，将定金退回。

　　在万州，他们采取另一种方式：汇源租地建果园，雇请当地农民当工人。

　　汇源在密云1500亩的有机农业示范园也采取了这种形式。从进入汇源密云基地大门起，汽车开在一条笔直的水泥公路上，两侧是蒙着薄膜的大棚或者玻璃大棚，再远处是山，偶尔见到保安在路边晃悠。我疑惑不见其他车辆，同行的员工告诉我，这条十公里长的公路是汇源专属公路，连山也属于汇源。我目力所及，都是汇源的地盘。

　　原先这里是废弃的砖厂。砖厂不种地，土地没有施过化肥。汇源把这块地买了下来。还买了村民的地，果树另计费。当地农民被招工进来，成汇源职工，基本工资是1200元，另有加班费等，一个月到手大概一千七八百元。

　　有机农业成本极高，首先不用化肥，果树、蔬菜自然成长，成长期长、产量低，施化肥的桃树三年挂果，但有机的得等四年了。施化肥的蔬菜一个大棚能产万斤，但有机只有五六千斤。其次，只用生物制成的有机农药，效用有限。打普通农药，一小时病虫就掉干净，有机农药还得等病虫吃到带农药的叶子才能掉下去。有些病虫害目前技术受限，为了避免传染，只能毁掉整个大棚的菜。“就跟养个狗、猫，突然生病没了一样，心里完全不是滋味。毁掉大棚，是情感与理智的煎熬。”密云汇源基地负责人李同伟说。

　　这里的有机蔬菜，售价十五元一斤，通过“城市梦想农庄俱乐部”这一渠道，配送到别墅区、高级公寓的住户。另外，还直接与一些大公司合作，提供给他们的员工食堂。

　　1993年，因通货膨胀的缘故，农副产品大幅度提价，这激发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粮食产量稳步增长，1998年创造了当时的历史最高水平，人均粮食产量达411公斤。但供大于求，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甚至收购价低于成本价。中国农科院专家吴敬学说，当时计算过，种一亩小麦要亏一百元钱。1998年之后，粮食产量持续下滑，2003年人均粮食产量为333公斤。为了粮食安全问题，自2004年起，政府连续出台一号文件。2008年粮食总产量为52850万吨，才超过1998年51230万吨的水平。

　　由于CPI指数的上涨，今年农产品价格持续创近几年的历史新高。2011年6月下旬，猪后腿肉价格达30.58元/公斤。吴敬学说：“你不能完全靠提农产品价格来弥补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农民收入低还是劳动力生产率太低，没有实行规模化生产。”在他调研的黑龙江省，有农民经营一万亩的土地，年收入达二三百万元。

　　汇源密云基地果树大队队长代连生，是当地农民。他拥有一片李子林，十多亩地。在汇源上班之后，他仍然在种地。他一个月工资收入大概是一千七八百元。我和他有这么一段对话：我：十几亩地的收入有多少呢？

　　代：没我上班钱多。

　　我：那你还种它干吗？

　　代：那不行，我的地不能不种。

　　我：租给别人种呢？

　　代：家家都有地，租给谁呢？

　　“你知道中国农民种地种了五千年了，哪个农民真正种地发大财，也可能发小财，但是发不了大财。”朱新礼说。

　　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企业家，他们认为农业规模化生产才是未来的路。但是，这涉及土地流转的问题。2008年的“一号文件”谈到了土地进一步合理、有序流转，保护农民土地合法权益的问题，但是这些年又淡化了。

　　吴敬学认为，中国农民的土地除了具有经济性以外，还起到社会保障的功能。除非中国建成全覆盖、无缝隙的农村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才能实现土地流转的顺畅。只有这个前提建立起来，才会实现大规模的规模化农业生产。

　　在此之前，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会延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耕作方式。

　　而这，正是朱新礼的机会，也是考验。

　　“族长”朱新礼“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当头儿。”他兴致勃勃地提到这一点。“我愿意跟大家去分享，有担当。当同伴遇到问题的时候愿意去付出，去帮助，别人就愿意跟着你。”

　　从济南出发，经G2京沪高速及G22青兰高速往东，转入332省道，折向西南，便到了山东淄博市沂源县东里镇，车程约180公里。车窗外，迅速闪过的，除了苹果树还是苹果树。沂源也是中国苹果主要产地之一。

　　这是朱新礼的老家。与如今国道、省道、乡道密密铺陈于中国大地，连通起一张主动脉、毛细血管的公路网不同，朱新礼的童年、青年时代，东里镇一直是个四不靠的村，这里是沂蒙山区的腹地，离每个县城都有数十公里，封闭落后，靠天吃饭。

　　汇源将淄博分公司安在朱新礼的老家东里镇东里东村，建了一个乳品饮料加工厂。厂背靠大山，沿着红砖砌成的围墙往山上走，站在山坡上，能看到围墙内停靠着八排七列共五十六辆整装待发的运货车。朱新礼的老家就在这山上，离厂房只有两百米，可以俯视整个工厂。

　　沿着上山的羊肠小道，我寻找朱新礼的老屋。石块与黄泥砌成的农舍三三两两散落于山间，路上不见人影，只闻恶狗狂吠。幸寻得一八十多岁老太太的指引，我找到了目的地。一排六间屋，黄褐色的石块砌成，屋顶铺着红瓦，木条镶成的门框歪歪斜斜的。

　　1952年，朱新礼出生于此地，直到1986年他才下山离别这里。他的母亲生了六个儿子，朱新礼排行老二。在他的描述里，他的家“背靠大山，面朝沂河，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这种田园山水的诗意，难掩当年中国农民的严酷生存条件。五六十年代，农村是人民公社生产，东里镇只种玉米、地瓜、小麦。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天灾加上人祸，中国爆发大面积的饥荒，饿殍遍野。朱新礼保留了大饥荒的记忆，他记得身边很多人，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只能吃玉米芯、槐花、槐树叶子，饿得眼睛都浮肿了。他曾跟首钢老总朱继民聊天，后者的一个姐姐就是当时饿死的。

　　他家算在饥荒里挨得过去的。他的父亲是村里的会计、读过私塾，颇有远见。在三年自然灾害前的丰收年，利用房前屋后的零碎土地开荒，从秋天开始，包括整整一冬天，将房子四周挖出像战壕一样的沟，又从山下挑肥力好的土壤，倒在沟里，再铺上一层积攒的鸡粪、羊粪。一层土一层粪，如此交叠。好处是既保住了水分，又让土壤保持疏松，还多了很多有机肥料。来年春天，栽上南瓜。到秋天的时候，南瓜一个就有几十斤重。摘下来，放在屋子里，只要保持通风，不冻着，南瓜能够贮藏很久。这满满一屋子的南瓜，让朱家每逢青黄不接的时候都能捱过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毫不夸张地说，它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而改革开放的起点是农村改革。农业经济研究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吴敬学认为，1978年至1985年(有的划分到1986年)，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业发展第一阶段。80年代初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农产品从短缺转为供需基本平衡。同时，相对城市人口收入来讲，农民收入在这一时期是增长最快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是最小的，大致在1：1.8.另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些乡镇企业，小巧灵活，如同水蛇在国企那些庞大笨重的乌龟身边游动，抢占了不少市场。

　　朱新礼正是农村改革的受益者之一，1981年前后，他承包了村里的一辆解放牌汽车，将沂蒙山区的苹果拉到南京、上海去卖。他头脑灵活，家里穷，从小学二年级就不再向家里要钱读书，暑假去山里挖中草药、爬树上捡蝉蜕、翻石头抓蝎子，把这些卖到供销社，换来一年几元钱的学费。一车苹果大概能让他赚上几百元运费。有了钱，他接连着买了两辆车，带上四个徒弟，轮流开上三辆解放车跑运输。1983年，他就赚上三十多万元，成为沂蒙山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人。

　　村书记动员他回去当村主任。当时，东里村自建国后年年吃救济粮，3000人只有1000亩地，人均不到四分地。朱新礼卖了车，干起了村主任。他做汽车驾驶员的时候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心里有一番规划。

　　他要所有的人把土地交出来，集中经营。大家都很抵触，好不容易到手的土地还没捏热呢，又要吐出来？朱新礼干脆开上一辆大客车，吆喝上党员、干部和村民代表，一趟子拉到了胶东平度市观摩。那地方大规模种葡萄，一亩地收入一万元。这是东里村的一次“思想解放”。之后，他勒令党员，要么交土地、要么受处分。党员交了、干部交了、老百姓也跟着交了。这些土地被集中起来种葡萄，交给40个专业户承包。为此，有人写信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告到国务院去，上面来人调查，批评朱新礼不种地，“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地，叫做不务正业”。这一弄，那时把朱新礼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弄掉了。

　　但是，东里村种葡萄得到了实惠。一千亩地种上葡萄，原先每亩收入两百多元的地到了第二年是五千多元，第三年是一万元。他又陆陆续续办了27家村办企业，砖瓦厂、面粉厂、皮鞋厂、皮毛厂等。700多户人家的劳动力全被这些工厂消化了。1986年，这个800户人家的村出了400多户万元户，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养老金，凡考上大学的由村里提供学费，村民每年分发五百斤面粉。

　　谈起当年，朱新礼兴奋难抑，感叹万千，他提到温元凯，当年改革开放的一位风云人物，向邓小平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建议。温元凯所写的关于改革开放的文章，都在朱新礼这批青年里传递，如饥似渴。“长时间以来，我们感觉自己的智慧受到压抑，在(改革开放)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出来，那就不得了。”

　　汇源总部位于北京顺义小营汇源路。相对于我看过的CBD、中关村逼仄的办公空间来讲，我第一次看到汇源总部时，感受是太大了，大得空荡荡的。这里占地数十亩，有广场、办公楼、桃园、工厂、健身大厅、食堂、公寓、别墅，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王国。办公楼多是两到四层的仿欧式楼房，粉红色外墙，屋顶是尖塔形的。不过，会展中心却带有人民大会堂的影子：平整方正的造型，青灰色的砖墙，六根浑圆的柱子。楼顶上竖着“汇聚五洲英才，源通四海财富”的大标语。在健身大厅里，摆放着十六面从山东运来的大鼓，鼓王直径三米。每逢汇源开全国大会，总要擂一通大鼓。朱新礼喜欢听鼓声，这战鼓雷雷，让他有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情绪立即高昂起来。朱新礼没当过兵，这对他来讲是个遗憾，他把儿子送去当兵，也爱招聘退役军人。这是一家民营企业，但从集团总部到各分厂，却设有党支部和党委书记。

　　最开始，这是一片荒地。1994年汇源从沂源迁往北京的时候，在此处开荒。

　　1988年，为弥补文革没读大学的遗憾，朱新礼到山东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脱产进修三年。回县后，被安排到沂源县外经委当副主任，负责招商引资和发展出口贸易。一个办公室五个主任，天天上班喝茶看报纸，下了班就去喝酒。在外经委副主任这一个位置上，朱新礼什么都没干成。恰逢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在朱新礼眼里，这个讲话恰逢其时。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文化大革命的阶级斗争为纲给停止了。但是，从1980年到1990年这十年，仍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难以消除。当时社会上讨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路线争论。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就是正确的”。中国再一次掀起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热潮。这让朱新礼兴奋，感觉自己必须干一点事，“党和国家都在号召有志之士创业，创业就是英雄。像在战争年代，你可能是战斗英雄。”

　　尽管国家的舆论导向是，谁把经济搞上去谁就是英雄，但是人们私下里在背后讨论的时候，觉得这个事有风险，很难去做。朱新礼家人觉得好不容易有了城市户口、干部身份，反对他下海。最后，他所在的办公室，五个主任只有他一个人下海了。

　　英雄主义的浪漫激情鼓荡于他心中，他主动要求去县里最差的企业，管工业的县长列了一串名单，他挑了最差的一个——水果罐头加工厂，即汇源的前身。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卖果难一直是个问题。从朱新礼跑水果运输开始，他就目睹了无数水果烂在山里、树上。

　　他接手的罐头厂，隶属县商业局，1985年落成。当时鲜果储备技术不行，很多人都买水果罐头吃。但过几年，鲜果储备技术上去了，罐头市场就疲软了。当朱新礼接手的时候，这个罐头厂三年没开工了，也三年没给工人发工资，大多数工人回家做农活或者打零工，还有二十余个工人守着这个厂，沈效伦即是一个。他负责管设备，厂里把冷库设备租给别人换一点钱。当时厂里杂草丛生，工人们懒洋洋地抽烟、打扑克。

　　当时罐头厂欠了一千多万的债，七个银行的贷款无法还。县政府把工厂整体评估了一下，折算成550万元，让朱新礼签了个合同，三年还完这笔钱，之后工厂就归朱新礼。20亩地，快塌了的破房子，一堆手工设备，这就是朱新礼的家当。后来废旧的设备被朱新礼当废铜烂铁卖了一万多元。

　　他一来，就召集工人开会，宣布愿意走的加发三个月工资，不愿意走的工资上浮40%。最终一百五十名工人，只一个人因回青岛的缘故离开了工厂。这些工人现今绝大多数还在汇源干。

　　为了凑钱，朱新礼跑到厦门、青岛、临沂等地方，找朋友、同学、亲戚借钱。将发工资的钱、买设备的钱一块一块地凑了起来。当时他兴奋得很，没意识到未来的困难，这就跟娶媳妇儿一样，“光想着媳妇儿多漂亮、多好，娶了三个月以后才为着柴米油盐乱七八糟地吵架。”1992年邓小平讲话，为企业家们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创业环境，各级政府大力支持，金融机构也找上门来给你贷款。

　　1993年，麻烦来了。从1986年到1993年，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如此前的七八年那么快，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转入城市，国家资源基本向城市倾斜。由于经济过热，1993年、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分别比上年增长14.7%、24.1%。朱镕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7月开始宏观调控和经济软着陆。为控制物价，国家一下子银根紧缩，出现了大量的三角债。

　　当时汇源有两千多万的三角债没要。因为去法院打官司，钱没要到，反而还被罚钱了。这两年，是朱新礼记忆里汇源最难的时候。

　　1994年，出于人才、营销等多方面的考虑，汇源搬至北京顺义。直至1995年，汇源才有利润。此前，全在投入和还债。

　　广为流传的一个商业故事是，朱新礼去德国展会拿到了一个大订单，挖到了第一桶金。沈效伦记得那是1993年冬天的事，以1500美元一吨的价格向德国出口浓缩果汁，这是沂源县第一次出口贸易，工人们敲锣打鼓地将集装箱送上货车。

　　罐头厂的重振，对沂源县周边的农民生活产生了一些改变，很多苹果、山楂都卖到了工厂里。朱新礼出国考察国外水果产业，发现一半是鲜果销售，一半用于工业加工，而当时中国水果工业加工基本为零，“一点点山楂做糖葫芦，能做几个糖葫芦？做果脯，也做得了多少呢？”

　　农村、农业、农民，是朱新礼心头一抹挥不去的故乡的影子。我询问他有关外资企业在中国农业的投资，他回答：“我们是土生土长的，从农村里出来的，对中国的农村农业非常熟悉，熟悉就有感情。这和外资不一样，他们什么赚钱就去做什么，投资农业周期长风险大，所以他们对农业这一块还是说得多，做得少。很多人觉得，外资对农民有一点惧怕，感觉很难组织。实际错了，中国的农民，只要你帮他，不和他们抢利益，非常好相处。”

　　他本性里有儒家文化的浸染，也受到中国乡族传统观念的熏陶。

　　朱新礼的父亲原名朱世智，他那一辈的兄弟都按照仁义礼智信排序取名的。解放后，朱父改名为“朱世庆”。朱世庆少小读过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逢春节朱家院子里挂满了给村民写的对联。朱新礼小时候村里没有什么娱乐消遣，既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生产队里的人都上朱家，围着朱父坐上满满一圈。朱父就讲故事，讲孔融让梨、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朱新礼也坐在一边听。他家的教育很传统，家里来客人应该怎么说话、怎么站、怎么坐，非常严格。在路上见到老人应该站到路边，让老人过去再走。

　　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朱新礼，用人第一条，孝敬父母，如果你不孝敬父母，他不跟你玩。他认为，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谁敢和你共事。汇源的多名员工均告诉我，每年春节都有老人奖。有父母的人发500元现金和价值300元的果汁，如果父母不在，就发给岳家(婆家)。他要求员工交回寄钱寄货的回执。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乡亲父老是一个整体。富甲一方，即意味着泽被一方的责任。同村、同乡、同族，这是在血缘关系与同地域关系基础上延伸开的强纽带关系。朱新礼先是捐献200万元给东里村修新房、新路，后又捐献1000万元给东里村(700万元给东里东村，300万元给东里西村)支持新农村建设。村里的水泥路都是他修的。东里东村81岁的王京法当年曾和朱新礼一起共事，王京法说：“他(朱新礼)从老家发迹了，没有忘记老家。”

　　如果“族”还存在的话，朱新礼将是一名“族长”，是整个族里掌握最高威权的大家长。事实上，他就是汇源的大家长。

　　他事无巨细地管理着整个公司，巡视下面分公司，会如同家里老人一般与员工唠嗑，问一些“家是哪儿的，在哪个学校毕业的，结婚了没有，老婆是干什么的，孩子多大了，在哪儿上学”的家长里短。

　　在我采访朱新礼时，汇源的会客室铺着浅褐色的编织地毯，摆放着灰色布艺沙发，罩着印有“汇源”红色LOGO的白色沙发罩——这透着一股浓浓的八十年代的味儿。茶几上摆放的是汇源各式低浓度果汁产品，旁边摆着小告示牌：“开启喝完是喜欢，剩余带走是珍惜”。汇源的员工告诉我，这告示牌的摆放是朱新礼的命令，汇源任何部门都如此执行。

　　瞧，他既管着汇源数十亿的集团战略，又管着招待客人的果汁浪费没浪费的问题，连员工搬新房同事祝贺乔迁之喜他都要规定不许送礼。

　　他的大家长作风，也注定了汇源的管理文化具有“骂你才是信任你的”的成分。汇源集团常务副总裁赵金林刚来的时候，常遭到朱新礼指名道姓的批评，觉得脸上挂不住。但后来习惯了，觉得应该这样。他说，尽管朱新礼常生气、发火，但从不记仇，说完就过去了。对于下面的员工来讲，有时候老总不批评了反而是边缘化的迹象。原先有个厂长就问：朱总好久没批我了，是不是对我有看法？

　　他是如此传统的人，很难割舍他的出身，更难抹掉时代对他的影响。“我的父亲追求安全第一，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村里曾被日本人35架飞机炸得一塌糊涂，在兵荒马乱里不要被日本飞机炸死，安全成为第一的追求。我那时候，能上学能吃饱饭是第一的追求。很幸运，后来我赶上了小平南巡，有了显示自己价值的机会。”

　　朱新礼说，他现在的价值追求，就是大农业。

　　对话朱新礼记者：能否描述一下您小时候的生活状态？

　　朱新礼：我出生就是在沂蒙山区。我的家就住在一个半山坡上，背靠大山，面朝沂河，很美的一个地方。我很爱我的家乡，我前不久刚刚回去一趟。

　　记者：还有什么事有印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朱新礼：这一说就太多有意思的事了。我从小就是孩子头。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一直到大学，都是当头儿。

　　记者：为什么大家承认您是老大？

　　朱新礼：我愿意跟大家去分享，有担当。当同伴遇到问题的时候愿意去付出，去帮助，别人就愿意跟着你。

　　记者：您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朱新礼：我父亲是农村很有文化的人，非常有文化，是文质彬彬的，他做什么都非常认真。印象最深的是一到春节的时候，我家里满院子全是对联，给老百姓写对联。

　　记者：父亲在什么地方给您印象最深？

　　朱新礼：我父亲和母亲给我印象都很大。父亲是属于非常认真的人，因为他是农村中有文化的人，从来不会对你打骂，是有很多故事道理去跟你讲。我们家非常传统，要是家里来客人，你要怎么说话，怎么站，怎么坐，你在路上见到老人你应该是到路边上去，让老人过去你再走，从小都对我教育得非常非常严格。

　　记者：您是怎么起家的？

　　朱新礼：我干得太多了。我那个村是三千多人口的村，是在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0年的时候，整个中国土地承包到户，采取承包制。我就承包了一部汽车，自己驾驶这部汽车，从沂蒙山区把山地的苹果拉到南京上海去。三年的时间，到1983年的时候我一年赚几十万块钱，赚很多钱。

　　记者：怎么能挣那么多钱？

　　朱新礼：我之后又自己买了两辆车，一共三辆车。我又亲自带出了四个徒弟，都会开汽车。然后一人一部车，还有一个人在后边当替补，互相轮换。所以我是整个沂蒙山区，第一个在家装上电话的人。

　　记者：那是哪一年？

　　朱新礼：1980年。

　　记者：沂蒙山首富？

　　朱新礼：我也不知道，反正在我们村里还是最富的。到了1983年的时候，农村搞体制改革，因为我过去当过团委书记，是共产党员，我们村里老百姓，包括政府希望我回到村里去，当村主任。县里派的工作队跟我谈话，说小朱，你看一个人富不是富，要帮乡亲们富，我说没问题，我就把车全部卖掉，我就回去当主任了。

　　记者：您当书记最骄傲，或者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

　　朱新礼：那很多了。最大的变化，我们这个村从解放以来，到我当村长的时候，全部是年年要吃国家救济粮的。我们这个村人均不到四分地，连半亩地都不到，三千人只有一千亩地，年年吃国家的救济粮。但是我当了村长第二年，不但不吃救济粮，还交了200多万元的税。最多的一年一个村交了1200多万元。

　　记者：怎么做到的？

　　朱新礼：我这个村办了27个村办企业。有砖瓦厂、面粉厂、皮鞋厂、皮包厂，还有很多。到了1985年，沂蒙山区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800户人，我们有400户人家装了电话。60岁的所有老人，全部有养老金，村里所有的考上大学的全部免费。

　　记者：您还真是很神奇的。

　　朱新礼：你看我从上学，我家里很穷困，但是我从二年级我就不问家里要钱，就是利用星期天和暑假，沂蒙山区山上中草药，知了皮都是我去弄了以后，到收货站，供销社去卖，一年就是几块钱的学费就足够了。包括到石头底下去掀蝎子，还有中药。我不到十岁，我就想我不能问家里要钱，我家里没钱，搞勤工俭学，就是这样。

　　记者：为什么想到要做有机农业？

　　朱新礼：你知道汇源做果汁，产业链的另外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果农和果园。在这里面，我非常清楚地了解到，我们目前中国的农业，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突破。我多次也说过，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大中国大农业，实际上这里边是大有作为的。我现在正在创新，我要做的不光是一个有机农业，我现在在做的就是把贸易工业、工业、农业三位一体，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搞环环相扣、紧紧相连新的经营模式出来。然后在这里边我发展有机农业，你发展有机农业，如果光把有机蔬菜种出来，有机水果种出来，但是如果你不把一二三产业连在一起，不把贸易、工业、农业连在一起的话，它可能还是断档的。

　　记者：卖不出去。

　　朱新礼：所以，在山东已经有两个点开始项目实施。

　　记者：您刚才说有机产品成本很高，如何让消费者相信汇源是有机的？

　　朱新礼：这个问题很简单，要打造和维系一个品牌的话，是不敢造假的。即便是偶然出现意外情况被披露，也会为了维护这个品牌的价值，勇敢地去改错。实际上是不是有机的，很简单，一检测就出来了。

　　记者：有机产品投资大，风险如何掌控？

　　朱新礼：做任何事都有风险。我认为中国确确实实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农业要真正非常重视起来，不是停留在说上，还是要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去推动去实施，真正去做，而不是再去讨论去说了。而且大家都看到农业的现状，水、电、路、规模、科技、良种、育苗这些都做得不是太好。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像现在土地在一家一户手里，只能靠用更多的农药，更多的化肥去求这个量。所以我认为有机农业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它的风险并不是太大了，因为大家在认识上已经开始意识到食品安全问题。

　　记者：您的计划是？

　　朱新礼：食品安全是什么造成的？就是我们目前农业的现状造成的，千家万户的农民各自为政，单兵作战，所以食品安全的问题就层出不穷。你不可能派执法部门去管农民，你盯不过来的，可是一不盯就有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要扶持一批有责任心的大集团，大企业，能够去塑造品牌的企业去做。我对有机农业我本来就想一年两年不赚钱，三年甚至也不赚钱，我想前期投入。

　　记者：这是您个人的前瞻性？还是公司决策层有没有提出异议，觉得投入很大，能不能赚钱，未来风险很大？？

　　朱新礼：我们公司的高层现在对投资有机农业，搞循环经济，低碳、节能、绿色、环保，循环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认可的。

　　记者：遇到哪些困难，怎么解决的？

　　朱新礼：倒没有太多的困难，现在大家还是对有机农业缺乏认识，人才比较少。

　　记者：需要多少资金？

　　朱新礼：三十亿元到五十亿元。

　　记者：这些资金来源是哪儿来的？

　　朱新礼：不能用上市公司的钱去做有机农业，因为那些股东的钱只能做果汁，不能做有机农业，没有经过董事会的讨论，我不能把上市公司的钱拿去做。另外你也知道，汇源是一个二十年的企业，它本身的积累，它的融资能力，有能力投五十亿元人民币去做的。

　　记者：您会抓有机项目的什么方面？

　　朱新礼：抓方向，抓领导班子的配备。

　　记者：也会到一线去？

　　朱新礼：去，我刚回来。

　　记者：去哪里？

　　朱新礼：去山东泰安、青岛。

　　记者：有机农业这块如何建立销售渠道？

　　朱新礼：在果汁这块，我们应该是在国内最强的。但是有机农业和水果渠道肯定有很大的区别。我们将来的有机农业就是订单农业，可能会有大集团、机关、学校、医院、军队，我们会在这些方面去扩展渠道。

　　记者：您怎样把控千家万户的生产过程？

　　朱新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做就做农场，我们这个农场不会让农民来承包菜棚，我们完全是工厂化的，工厂化里边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农民也不可能自己家里花钱去买一袋化肥给你撒。完全我们自己控制的，否则在环节上是有漏洞的。

　　记者：您怎样选择基地？

　　朱新礼：有的时候当地政府来了十几次，盛情难却，就包括我们在山西运城万荣建的那个工厂，投了十几个亿元了。万荣那个地方很穷的，那时候他那个县长都来了十次了，最后他送来的苹果，那苹果上边有字，叫向“朱新礼总裁致敬，万荣人民欢迎你”。苹果自然长上去的，在种套袋的时候，把那个字套在袋子给弄上了，非常让人感动。我就去了一趟万荣。

　　记者：刚才您说缺人才，有机产业技术含量很高？

　　朱新礼：这个其实也不是说有太多的技术。现在所有的农业使用的不是有机肥，全是靠化肥，化肥和农药把土地污染和干化了，因为化肥越用土地就干化，不光是土地污染了，地下十米以下，三十米以下、五十米以下的水就污染了，但是农业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现在的土地，三年都不能种菜，种出来的菜都不叫有机蔬菜，因为全是化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我们在有机农业，每个地方我们要求水井必须在200米以下，水才是干净的，低于200米都不行。再有一个，我们首先在这里建立一个有机肥场，建立一个养殖场，养殖场出的牛粪就是有机肥，还有牛尿什么的搞一个沼气发电，过三年以后，把土地养起来，才能进行有机种植。但是这方面还不需要什么太多的技术人才，需要一些热爱有机农业的管理人才。

　　记者：您如何看待资本市场对实业的投资与束缚？

　　朱新礼：所有的事都有好和不好，所以你不能说资本市场好或者就是不好。你说结婚好不好？结婚肯定好，但是结婚又面临着不好，两口子吵架。所以资本市场，我认为它应该是好，没有资本怎么发展，但是你怎么把它里面其中不好的东西化小，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记者：我知道您跟达能合作了几年，合作的这几年汇源获得了什么？

　　朱新礼：也很好，因为曾经是我们很好伙伴。他们在资本运作上，是很成功的。所以达能在法国、欧洲是影响很大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我们感觉跟他们学了不少东西，像他们对市场的调研，对人才培训，对待消费品行业的判断还是有很多受益的，常跟他们在一块儿聊天。

　　记者：如何看待当初与可口可乐合作的最终流产？

　　朱新礼：我用一个非常平和的心态去对待这个事，我从开始还没批，我就说你批也高兴，不批也高兴。现在我也是平和平淡去看这个事，我非常理解中国人对品牌的感情。同时员工有一些比较伤感。因为如果为可口可乐工作的话，对方已经承诺了，工资有很大的提高，第二个，他们还有期权，有的几百万，上千万期权一下子也没了。

　　记者：对于“养儿卖猪论”？

　　朱新礼：养猪的目的是什么，最终不就是卖钱吗？我家里我父亲喂猪的时候，他伺候那个猪比伺候儿子还好，因为他养那个猪每一次亲自去喂。我吃饭，我父亲肯定不会亲自去喂。而那猪吃的时候，他站在那儿可高兴了。为的是什么？就是能多卖钱。如果说谁在怀疑这句话，我觉得我不去和他争，我觉得很可笑。人和企业也是一样的，人本身也是一个商品，人的价值有时候不断地通过跳槽来得到重视，来得到升值。往往有时候同行的人，今天你在这里上班，明年到这里上班了，工资加了两万了，这本身就是自己把自己当猪卖了，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记者：后来如何调整？

　　朱新礼：那个时候大家心还是从一种疑虑开始。现在不是疑虑，是觉得有点失落。所以我跟我们的团队说，留得青山在，好戏在后面。也很快就调整过来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大批的人员已经抽出来准备去干上游，建工厂，包括有机农业，大批的去搞这个，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干部抽出来，三分之一的干部都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办公了。因为可口可乐再有两天就来了，所有人都胸有成竹。但是之后，我们很快就调整了，我准备将搞农业，搞果园，搞水果加工厂的干部全部分配到销售一线，生产一线去，调整一下。

　　记者：您觉得现在是做有机农业的好时机吗？

　　朱新礼：这个就像军队作战一样，该进不进丧失了战机，不该进冒进肯定就找死。这个不管怎么样，你得把握时机。就是该发展的时候你不发展，那就错失了，就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要是不该发展的时候你还在不知死活的发展，那肯定是找死。

　　记者：这几年您

　　文：李志刚来源：《》日期：2011-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