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语文老师的“青春发明”

　　一位普通语文老师，明知道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好的精神养料，却面对着一本单调的教材无从下手。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私人编著的语文教材”在严凌君手里完成，他想向中学生传达柔情与美

　　卢丽涛

　　严凌君的办公桌上摞着七卷14册由海天出版社出版的“青春读书课”中学生系列人文读本，阳光洒下，如同“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色彩虹。

　　这套被称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私人编著的语文教材”，其最新修订版日前在深圳首发。早在2003年12月，“青春读书课”中学生系列人文读本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如今，新书再版，除了吸引媒体的关注外，打电话找严凌君的各地语文老师又多了起来。

　　作为育才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这套书从主编到导读撰写都出自严凌君一人之手。 “青春读书课就像一曲‘集结号’，把为理想而痴迷、为教育而揪心的老师们召唤起来。”

　　他的办公室位于育才中学主楼四楼，也是由他担任“文学教练”的春韵文学社的办公室，学生版主们每天下午课余会到这里来管理版面，墙上贴满了文学、思想界巨匠的头像。

　　如今，这位高级语文教师，已不担任正常的语文教学，除了主办“春韵”网站，依然每周坚持一节“青春读书课”。这堂课，从1999年开始至今，已伴随着育才中学亲近文学的孩子们走过12年。

　　“青春读书课”系列读本最初也是这门课的教材，是严凌君历经十年编写，向中学生传达柔情与美的作品。

　　谁与青春做伴？　　

　　严凌君喜欢自称“白衣书生”，他曾写了一篇自己心路历程的文章《白衣书生而已》，被编辑改成“我革了中学语文的命”。

　　他诧异，“我并不喜欢用‘对抗’、‘革命’之类的词，语文的教学是一种浸染，是向孩子们传达柔情与美的过程”。

　　而应试体制下的语文教育是什么呢？严凌君说，新中国的教育模仿了苏联的模式，认为语文是和科学一样按照知识点排列的学科，变成了识字的工具。语文教材里的美文很少，一些仅有的美文还用“肢解”的方式来讲授，学生对母语文化的尊重和自信，都被传统的教育方式消解了。

　　他说，这也关系到公众对于“青春的理解”。国人习惯忽略青春，青春本来是无限可能、充满梦想的阶段，而事实上，这个阶段成了只读教科书为考大学、找工作准备的过渡阶段。严凌君认为，中国需要“青春的发明”：“我觉得读好书，用春风化雨的方式读书，让他们进入美好的精神世界，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这位青春的“发明家”给这部教材打出的口号是，“青春做伴好读书，打造一代新青年。”

　　厚厚的七卷14册“青春读书课”，分为《成长的岁月》、《心灵的日出》、《世界的影像》、《古典的中国》、《白话的中国》、《人类的声音》、《人间的诗意》。严凌君用文学引领青少年走进内心世界，一起问“我是谁”，“朋友是什么”，“爱又是什么”，“人生是怎么回事”，用文学体会少年的寂寞和脆弱，告诉他们“独立思考有一种动人心魄的美”，“自己收获的快乐才是真快乐”，渐渐地，他在少年的心中播下种子，“从做一名真诚的凡人开始，要有一个真善美的人生”。

　　翻开书，中学生能读到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问，知青与“地下诗歌”，能读到王小波的《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读到林玉堂的苏东坡传（序），也能读到爱因斯坦的《培养独立行动和思考的个人》，尼采的《快乐的知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旧约全书》的《创世纪》，孔子的《大同和小康》，托马斯·杰弗逊的《独立宣言》，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

　　每篇文章前，严凌君都写了导读，光导读就写了四十多万字。他在朱学勤的《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导读中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恶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因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问题是，谁来拷问？拷问谁？拷问了之后呢？”

　　与应试体制拔河　　

　　严凌君在拷问之后采取了行动……十年磨一剑，编写一部中学语文教材。

　　他的拷问和行动来自于自我的浸染和对现实的反思。一路从“文学饥渴”的年代走来，严凌君像追星族一样追着人家借书，大学四年，仅有半年上课，剩下时间都在图书馆泡着，他像个真正的书痴一样，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1983年，严凌君在江西吉安师范学校开始了语文老师的生涯。1990年，严凌君来到南山育才中学做语文老师，学校位于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试管”的深圳蛇口。

　　作为语文老师，明知道可以给学生提供更好的精神养料，却面对着一本单调的教材无从下手。他开始着手编写中学语文教材，“一个贪婪的读者，有义务做一个慷慨的作者”，为学生编一本课外读物，他十年磨一剑，除了读书上课，他几乎把三分之二的时间都用在教材编写上。

　　1999年，在经历了一年五次向校方申请开一堂“青春读书”选修课之后，严凌君拿着油印本的“青春读书课”站在了讲台上。

　　每周一节，每节一个主题，人数不限，只要喜欢，就可以走进教室，如果有问题，可以随时讨论。这些主题就是严凌君在教材编排时列出的主题。

　　这堂选修课已经开了12年，刚开始每堂课都有上百人选修，严凌君带领他们走进内心生活，从文学中看到世界的样子。

　　这是一门没有学分的选修课，也不会跟学生的中考、高考成绩挂钩，是否坚持修这门课，课外做大量的阅读，全靠学生的兴趣。

　　“我们把最好的东西作为礼物送给孩子，他们接不接受是他们的选择了。”严凌君对待语文教育越来越顺其自然。

　　这种态度背后似乎是一种悲观和无奈，这是一场和正常高考应试体制拔河的过程，语文应试教育的考核标准不变，让语文教育传递“柔情和美”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最大的“功利”

　　多方肯定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教育先行者的孤独感。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青春读书课”充溢着思想之美、文学之美与语言之美，相信孩子们会喜欢它，成年人，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也能从中受到许多启发。

　　作家莫言说，假如三十五年前我能读到这样一套书，我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我读了这套书，依然感到内心深处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中学生的反馈也让严凌君欣慰。深圳大学一位学生偶然读到《白话的中国》，其中尖锐的思想刺激得他彻夜难眠。第二天跑来自费购买十余册，说是要送给他的同学好友，“他们只有读了这些，我们才能在一个层次对话”。

　　2007年中山大学第一个文学特长生陈容正是来自育才中学的春韵文学社；2011年，严凌君的学生齐悦在面试时对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侃侃而谈，让考官对她刮目相看，被录为复旦大学的文学特长生；春韵文学社的文学副主编邓亮宏在高中时已经在多家报纸上开设影评专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当然，严凌君也会受到一些反驳和压力，中国教育界某些“主流声音”，说语文就是技术，说他给语文强加了功能，也有一些敏感的篇目本来入选，但后又被撤下。

　　现在，严凌君专注于不断修订这本中学生文学读本，发现新经典，替换一些篇目。在春韵文学社的论坛里，严凌君的ID为“白衣书生”，他设置议题，跟学生们探讨文学和人生。

　　有人说他对于“青春读书课”态度淡然。他笑着说，让青少年通过阅读成就自我，有足够的文化涵养，拥有宽阔的心灵世界，内心变得温暖而强大，对社会自然地付出，这已是最大的“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