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非大变局中的 “穆斯林兄弟会”

赵楚

　　核心提示：北非和中东变局，特别是埃及变天，国内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大名鼎鼎的“穆斯林兄弟会”，该会到底在运动中具有怎样的角色和对于塑造...

　　北非和中东变局，特别是埃及变天，国内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之一是大名鼎鼎的“穆斯林兄弟会”，该会到底在运动中具有怎样的角色和对于塑造未来会有怎样的作用，这牵涉到如何前瞻局变国家的未来，值得思辨。

　　最新新闻显示，在1日举行的埃及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政党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在突尼斯等选举中，具有激进伊斯兰背景的政党也占据了很大优势，这些最新发展说明了一件事，即推动北非及广义的“大中东”变局的主要力量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发的，因此，观察其未来走势需要将注意力更多着眼于其内部政治与社会力量的互动。

　　必须澄清的误解是，虽然在本轮局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起源于上世纪20年代的“穆斯林兄弟会”并非一个铁板一块的秘密政治组织，其早期源起的背景实乃西方现代化进程的本地反弹，这种现象在前殖民地区和第三世界都甚为常见。不同质的新思潮与生活方式进入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的地区，引发信仰与文化的焦虑，这一焦虑在社会不公正的催化下，很自然会在本地社会引发文化与社会的反弹，从而形成运动，这并非不可理解。特别是基本与西方合作的军事强人政治时期，在残暴的社会压制之下，底层民众缺乏利益表达机制，而“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复兴运动则提供了下层社会的表达机制与话语，这是其得以壮大的根本原因。

　　历史考察可知，“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塑造现代阿拉伯历史的军官团差不多兴起于同样的时期，却代表社会上下层和本土与外来文明不同的面向，这一运动与其说是一种社会革命组织，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思潮及其社会运动形式，并无可靠证据表明各国的运动有坚强的横向联系，而随着时代背景的转换，其政治活动形式亦有巨大变迁。他们最容易为人诟病和引起争议的是对伊斯兰教法的实行作为社会政治目标，但对这一点也不必作过度的强调，因为从伊朗到土耳其，乃至哈马斯的实践看，激进的宗教色彩的政治诉求更多的是针对性政治批判的产物，而且其诉求的核心是对现实的道德状况的否定，而在实际的政治作为中，内部社会和外部力量的妥协几乎是必然的选择。

　　就埃及本身的近年政治发展而言，在穆巴拉克政权末期，“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政治力量已经被少量允许参与诸如议会选举等进程，这都使得这一激进运动具有了自身转型和发挥政治作用的契机。本次埃及变天过程中，不同于以往的军人主导，其主要力量是社会觉醒，而最初起直接导火索作用的是有能力运用新科技手段的城市青年及中产阶级市民，但运动的重大升级实则有赖于底层民众的参与，可以说，对于运动的突然爆发，不仅美国及其伙伴有措手不及之感，其实“穆斯林兄弟会”也并非始作俑者。而且，运动所采用的政治话语和聚焦的价值观，与“穆斯林兄弟会”一贯运用的话语体系不无抵牾之处，因此，他们对于运动也有一个适应和思考对策的过程，最后才做出基本低调，在运动成功后从事选举政治的决策，这表明他们内部也经历了适当的转型过程，顾及到市民阶级的立场，特别是考虑到军方的巨大影响。

　　北非大变局中的“穆斯林兄弟会”

　　所以，值得注意的是，在埃及运动初期的时期，一方面“穆斯林兄弟会”采取了十分低调的策略，这一举措本身就是出于适应最新发展和减轻外部压力的考量，另一方面，在变天后的选举竞争中，他们的政治诉求没有违背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相反却对民主进程表现了基本的认同。在埃及内部活跃的中产阶级和受运动削弱的军官团力量不可能容忍社会按照最激进的宗教路线塑造未来，这是几乎可以确定的，而他们的这一立场也是肯定受到美欧等外部力量欢迎的，伊斯兰政党不可能对此毫无知觉。换言之，疾风暴雨似的历史运动不仅改变现状，也在深刻地改变其参与者。“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政治伙伴也面临如何适应现实的课题。最新的发展表明，他们已对此做出了适度的修正和反应。

　　实际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政党所强调的社会公正和经济正义话题在埃及等国内部有强烈的社会呼应，这不是任何阴谋论解读可以回避的。从伊朗到土耳其再到哈马斯，人们一再看到，当社会不正义鸿沟扩大，而上层精英失去及时有力的社会话语塑造能力，基于本土传统和观念的某种社会运动就会不可阻挡地兴起，并获得民众的拥护，这虽然带来未来的不确定性，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有些人简单地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担心“穆斯林兄弟会”所代表的政治势力，这是一种理论上的鸵鸟政策，无助于理解本轮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无助于前瞻地区各国的未来。

　　“穆斯林兄弟会”在选举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完成了从一般社会运动向台面上的显性政治力量转变的过程，类似的激进伊斯兰政治力量也在地区各国的变天浪潮中进行类似的努力，这一发展的前途可以用两个简单的模式来概括：即伊朗模式与土耳其模式，前者可能性并不高，因为除了伊朗本身的发展已表现了诸多难题之外，在埃及等国世俗政治新传统的根基是重要原因，神权政治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广泛需求，只能带来更激烈的社会对抗，因而激进伊斯兰思想民生的意涵会进一步凸显，使有关国家走上土耳其模式的道路，这是基本可以确定的。

　　（作者为上海国防战略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