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商帮的民间复兴 寻找中国商业文化DNA

　　本报记者 沈山 特约记者 李雅璐 北京报道

　　 当“中华商帮文化广场”最终在洪江这样一座即便在湖南本地也不太为人所知的小城树碑之后，伍继延与作家王跃文之间一场持续数年的争论，就这样以一种看上去过于宏大而又略显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了，由伍继延发起并致力于推动的“湘商寻祖”活动，也由此达到高潮。

　　 伍继延与王跃文争论的话题便是“湘商”这一概念的真伪。

　　 大约在2003年前后，身为湘籍文化学者、知名商会活动家的伍继延，首次提出“湘商”概念。姑且不论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湘商”群体，在商帮文化研究与历史梳理刚刚兴起之时，这一概念的提出多少有生造以赶时髦之嫌。也正因为此，同为湘籍人士、著有《国画》等多部官场小说的作家王跃文对此提出了质疑，并于2006年在自己的博客中贴出《尚需时日话湘商》一文，公开表达了自己的疑虑。

　　利益驱动下的文化寻根

　　 由于王跃文在中国文坛及文化界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本来就存在争议的“湘商”概念，立刻引发了媒体及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对此，伍继延的回应，则是在2009年高调策划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湘商寻祖”活动，并于当年在湖南洪江为“中华商帮文化广场”成功树碑。

　　 据称，这一活动结束后，关于“湘商”真伪之争，就此完全平息，湘商这一概念从此为社会所默认。

　　 伍、王之争算是告一段落，但各地对商帮文化的追捧却远未偃旗息鼓，反而有愈演愈热之势。

　　 2011年岁末之际，出版界相继推出《中国商帮600年》、《当商帮已成浮云》、《大商传奇》等多部商业领域的通俗历史读本，一时间，商帮文化再次成为热点话题，国内商界、学界突然表现出为中国商业文化集体寻根的热潮与亢奋。

　　 所谓“商帮”，就是由亲缘组织扩展开来、以地缘或行业关系为基础的商业组织，“商帮”这一称谓本身就蕴含了国人浓厚的乡土意识及其观念。

　　 事实上，“商帮”只是近些年刚刚兴起的概念，但甫一出现，就被各地商人频繁使用。最早提出“商帮”概念的是山东、苏南等一些地区的商人，之后其他各省商人也纷纷起而效仿，开始按照地缘给自己定位，素来有着深厚商业文化传统的安徽、山西两省的商人，也分别提出了新徽商和新晋商的口号，重庆、河南、河北等地的企业家们也将自己归类，分别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的称谓。

　　商帮背后的利益诉求

　　 单从历史角度而言，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有晋商、徽商、浙商、闽商等十大商帮之说。

　　 商人对商帮概念的热捧，当然不仅仅是学术或人文冲动，这背后是有其真实而明确的利益诉求的。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伍继延就明确表示，“湘商”概念及“湘商寻祖”活动的推出，第一是寻找湘籍商人的根，第二是召唤湘籍商人的魂，第三是为湘籍商人的未来做一个指引。

　　 除了这些相对宏大的目标，推动地方品牌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则是这一活动背后的真实诉求。

　　 隶属湖南怀化的洪江古城，曾有其历史的辉煌，即使到抗战时期，由于特殊的时代及地理原因，洪江也曾一度有过非同寻常的繁荣，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洪江逐渐没落，甚至被人遗忘，取而代之的是怀化新城。尽管有着诸多地缘及资源优势，但由于城市定位模糊，这座城市所拥有的丰厚的文化资源一直未能得到发挥，城市经济发展和品牌文化形象也面临突破的瓶颈。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怀化的城市领导和伍继延这样的商界名流可谓风云际会，他们共同策划和推演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湘商寻祖”活动，“寻找老洪江，认识新怀化”也成为这场活动的口号之一。

　　 随后，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洪江古城已经打造成仅次于丽江、凤凰这样的历史古镇，文化旅游价值直线上升，整个怀化的城市文化及品牌形象也得到巨大提升，其地方招商引资工作也取得重大突破，整座城市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效应与气象。

　　 可以说，“湘商寻祖”已成功塑造为政府、企业及商界推手们多方共赢的商业传奇。

　　人文诉求与学理建设的缺位

　　 被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理论奠基人的韦伯，其整个学说体系的建立，一个重要的学术源头，就是对整个西方历史的深刻梳理和把握，并由此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追溯。

　　 著名学者金观涛在其《中国现代思想的起源》一书中明确表示，在历史研究中寻找资源和分析武器，是一切现代学术建设和重新恢复思想能力与批判意识的重要路径。在谈到当代经济学的缺陷时，金观涛这样写道：“20世纪的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主体，对市场机制的研究获得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成就，正是在此基础上才形成今天洋洋大观的全球经济体系。但当代经济学尚未解决市场社会起源的问题。这样一来，从知识论上检讨市场社会的局限就成为当代知识体系特别是自由主义的先天缺陷。”

　　 金观涛认为，不仅对现代市场社会的理解和反思需要依赖一幅整体的历史图画，而且知识分子恢复价值、道德和观念上的创造和洞察力，“也需要某种对历史的整体解释和哲学意识”。

　　 显然，金观涛对整个当代经济学的批判，也适用于当前中国学术建设的现状。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学术，尤其是经济学与商业理论，主要根植于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借鉴甚至整体移植，如何构建适合中国本土历史与文化环境的经济学与商业理论，一直是中国学界及商界的一个重要困惑，而要构建这样一个学术体系，当然离不开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商业史的分析和梳理。

　　 尽管“商帮”只是一个近年兴起，甚至只是民间而非学界普遍认可的概念，但如果缺乏对这一概念的准确把握和学理分析，那么就不可能得到一部完整的中国商业史。

　　 由于首先诞生于民间，“商帮”这一概念从一出现就充满了争议，不少人质疑商帮只是一些地方商人或官员为自己贴标签的行为。对此，《当商帮已成浮云》作者徐志频，相当自信地表示了自己对“商帮”概念的认可。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徐志频表示，商帮古来就有，到明清时期，达到全盛。晋商、徽商，包括后来被人遗忘的陕商，迅速崛起、形成于草根、爆发于民间的浙商，都是有史实可查的。当时他们打出的旗帜是商号、票号。商帮文化，是后人在前辈商人们行动实践基础上的总结，不是天马行空地虚构出来的。

　　 不论“商帮”是否仍然是一个有待存疑的概念，需要正视的是，既然商帮概念已在民间普遍流行，那么即便这一概念可能仅仅是一个伪命题，也应当从学理上拿出充分的证据以证明其命题的虚假性，这样才是有说服力的。证伪同样是学术建设不可或缺的一面。

　　 从这个角度看，类似《当商帮已成浮云》、《中国商帮600年》这些历史通俗读物的作者的写作，包括一些地方以“商帮”为由头所进行的文化寻根的努力，尽管有贴标签的嫌疑及各种不一而足的浮躁，其背后仍然是有其人文意义和价值的。

　　 略显遗憾的是，这些通俗读物通常只是聚焦于历史掌故、挣钱手段这样的浅俗趣味和技术分析，而各种文化寻根的努力也始终难以落实为有品质的学术成果，金观涛所云“对历史的整体解释和哲学意识”这样深刻的学理剖析始终难以见及。

　　 但这样的学术思考和学理建设，恐远非通俗写家及民间商人所能胜任，当前真正需要的，恐怕还是学界的认真回应，并摒除一直以来或简单质疑或回避漠视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