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再崛起

　　持续的经济繁荣并不代表当前的中国经济不存在重大风险。相反，中国经济至少在缺乏准确数据、内外经济失衡、坏的市场经济这三个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风险， 假如不能及时应对，那么中国经济的未来可能远不会是一帆风顺。

　　文 谷重庆  指导教授：李伟

　　2011年3月5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外公布了上一年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政府眼中，过去的五年对中国来说无疑是辉煌的五年。2010年中国GDP达39.8万亿元人民币，2006年至2010年GDP年均增长11.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分别实际增长9.7%和8.9%，2005年政府财政收入为3.16万亿元，2010年这一数字已增至8.31万亿元。

　　另外，这五年间，“载人航天、探月工程、超级计算机等前沿科技实现重大突破，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成就”，而且中国还在2008年和2010年分别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过去五年的高增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实现的。2008年9月，全球发生了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在当年第四季度曾受严重冲击，并出现了增长率的大幅下滑，但中国政府随后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使经济增速迅速出现V字型反弹。

　　事实上，自从1978年推行改革开放以来，除了极少数短暂衰退之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持续了超过30年。根据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显示，从1978年到2009年，按照2000年美元(官方汇率)计算，中国31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接近10%。高速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的经济规模迅速膨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旗下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s)的资料，以现价美元(官方汇率)计算，中国GDP在2005、2006和2007年分别超越了法、英、德三国。2011年2月14日，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GDP为5.47万亿美元，而按照中国一个月前公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GDP为5.88万亿美元，中国经济规模正式超过日本。

　　然而，持续的经济繁荣并不代表当前的中国经济不存在重大风险，相反，中国经济至少在三个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风险，假如不能及时应对，那么中国经济的未来可能远不会是一帆风顺。

　　1. 缺乏准确数据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体量庞大且结构复杂的开放型经济体，决策者要管理这样一个国家，就必须依赖于及时准确的数据，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决策者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以GDP为例，这是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程度的最基本指标，但这一指标却是造假的重灾区，例如2010年，全国31个省市GDP加总之和为43.0038万亿元人民币，而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GDP为39.7983万亿元，高达3.2万亿元的差距占全国GDP数值的比重8.05%。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而是普遍存在。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标准是GDP，二是统计系统不独立。先来看第一个原因，之前已经谈及，中央政府考核地方官员的首要标准就是GDP，这导致地方官员一方面会竭尽全力发展地方经济，另一方面也会积极想办法去影响地方GDP的数据。

　　再来看第二个原因，政绩考核标准意味着地方官员有动力去影响地方GDP的核算，而统计体系的不独立则给予了地方官员这么做的现实能力。中国统计部门实行的是“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管理体制，即统计业务由国家统计局统一领导，各级统计机构、编制、干部、经费由同级地方政府负责。地方统计机构的干部任用和经费由地方政府决定，这使得后者对前者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用某省一位县调查队工作人员的话说就是“本人长期从事基层统计工作，从来不相信统计数字是真实的，那些数字在上报的时候已经经过了加工，按领导的口味或者兴趣，把数字控制在自己的想象范围内”。

　　为了解决GDP数据造假的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曾经建议，“由于统计科学性和地方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应该取消地方政府GDP的统计”。而经济学家许小年认为不但要取消地方政府的GDP制度，还要把包括国家统计局在内的各级统计部门，从各级政府部门中独立出来，以排除各级政府对统计工作的干扰。但中央政府在“十二五”期间和2011年的GDP增长目标分别为7%和8%，“如果地方都说不要求GDP，那么中央目标怎么实现”？

　　GDP数据存在的问题只是统计数据不确实的一个典型代表，这样的问题广泛存在于统计系统中。房价、收入和通胀等方面的数据屡屡受到外界质疑，就连中国政府的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各方也是莫衷一是。

　　2. 内外经济失衡

　　虽然中国经济自2003年以来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时期，但温家宝总理却屡屡强调中国经济存在“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些结构性问题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从内部来说，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从外部来说，经济失衡主要表现为出口和经常账户顺差过高，外汇储备增长迅速。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从经济学理论上说，国内储蓄等于国内投资和净资本流出之和，净资本流出本身是本国对外国的投资，而中国对外国的投资，主要是以外汇储备的形式来实现的。

　　对中国来说，当前的局面是投资率很高，但储蓄率更高，同时存在庞大的经常账户顺差，这种状况意味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外部需求。随着投资率的高企，投资效率不断下降，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外部世界对中国出口的容纳也日益逼近极限，因此国内外普遍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无法长期维持的。这种内外经济失衡给中国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并通过人民币汇率问题而演变成了一个重大的国际经济政治争端。

　　人民币汇率是近年来国际社会最热门的经济问题之一，但汇率只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调整同样非常重要，只不过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利率问题。内外经济失衡本质上是在要求中国经济进行重大的结构调整，而且调整的急迫性近年来日益增强。实际上政府早就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在很多场合中强调结构调整的重要性，例如“十二五”规划提出要“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黄益平认为在制定经济政策过程中，政府存在至少三个政策目标，即经济增长、防止通胀和结构调整。在现实中，这三个目标最多只能实现两个，GDP是中央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核心指标，通胀会威胁到社会稳定，结构调整可以提高经济效率和未来增长潜力，但可能不利于短期的经济增长，因此在制定政策时，结构调整往往是被牺牲掉的目标。

　　针对当前的局面，黄益平教授认为“调结构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有两个解决方案可选。一是在经济增长和防止通胀中选一个放弃，由于通胀不但会扰乱经济发展，还会威胁社会安定，因此黄益平认为“政府应该接受相对比较低的增长速度”；二是三个目标都放弃一部分，但关键是改变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对重要性。很明显，无论是哪种解决方案，最后都会涉及改变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标准。

　　与黄益平的观点不同，许小年认为现有经济增长模式无法转换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主导了资源配置。在他看来，政府配置资源的目标函数不是效率，而是别的指标，因此只要政府配置资源，经济就会追求速度和规模，而忽视效益。反过来说，只有民间办企业、建工程才会追求效率的最大化。因此，许小年给结构调整开的药方是弱化政府配置资源的功能，让市场和民间发挥更大的作用。

　　3. 坏的市场经济

　　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少支持市场经济的人都认为只要放开了市场，就能保证经济的昌盛和人民的幸福，但这些人在1990年代发现现实并非如此。当时中国经济在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腐败和无序的现象也愈演愈烈，这让支持市场经济的人感到迷惑不解。

　　2000年5月，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钱颖一撰文区分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在钱颖一看来，计划经济注定是坏的经济，但市场经济不一定是好的经济。世界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很多，这其中既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而且后者多于前者。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有没有较完善的法治基础。

　　具体来说，产生坏的市场经济的原因有两个，首要的原因是政府的权力没有有效地受到法律的约束，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窒息经济活力的问题，比如当政府行为不受法律约束时，政府部门和官员便会侵犯产权，乱收税、费，搞摊派，任意干预和限制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政府的这些行为有时候是出于善意，但很多时候则是为了寻租和创造腐败机会。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政府对经济任意干预的结果都是增加市场交易成本，阻碍经济发展。

　　另外一个原因是政府未能较好地履行其约束企业和个人的职责，例如政府未能维护经济和社会的稳定，结果产权受强盗或“黑手党”的掠夺；个人和企业产权不明晰使得经济效率低下；合同无法有效执行和纠纷不能得到公正解决；政府管制不力导致金融危机甚至崩溃；中央与地方政府责权利划分不明确陷入财政困境；中央政府不能打破地方保护主义造成市场分割。

　　钱颖一认为，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在法治环境中，政府是有限的(Limited)和有效的(Effective)，有这样的政府才会有一个好的现代市场经济，没有这样的政府就会导致一个坏的市场经济。中国多年来所推动的“转变政府职能”实际上就是把原来一个无限的和无效的政府转变为一个有限的和有效的政府。

　　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受到钱颖一的启发，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的情况。在吴敬琏看来，那些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国家，很容易陷入坏的市场经济中，原因在于改革是在保持原有行政权力体系的条件下从上到下推进的，在利益结构大调整的过程中，某些拥有行政权力的人往往有方便的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在行政权力的主导下，一个国家虽然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取得经济成就，但终究会因为法治不行而落入坏的市场经济。吴敬琏甚至还给这种坏的市场经济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即权贵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

　　吴敬琏认为权贵资本主义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政策的随意性增大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导致经济活动缺乏效率；二是政府官员的行为缺乏约束，导致权力的滥用、腐败和社会不公；三是公民的基本权益缺乏保障，公民缺乏安全感和从事经济活动的积极性，使经济缺乏长期的活力。

　　为了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即好的市场经济，吴敬琏认为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有三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政府要跟微观经济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二是除极少数需要由国家垄断经营的企业外，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公司都要实行股权多元化，而且政府作为国有资本所有者的职能和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必须分离，不然政企分离很难实现；三是建立法治，法治首先要约束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权力，其次才是一般人的行为。

　　对于经济学家所谈的这些问题，执政者早就有所认识，但现实的局面却并不乐观。在政府跟微观经济活动保持距离的问题上，当前中国的大部分生产活动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尤其是在制造业，但政府仍然控制着很多生产要素的供给，例如土地、信贷和能源等。虽然政府宣称自己对经济进行的是宏观调控，但政府仍保留着广泛的行政审批权，例如许多投资项目需要国家发改委审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需要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批准，央行依然保持着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

　　另外，政府还大量直接从事经济活动，例如铁道部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级单位，控制着高速铁路建设，进行了上万亿人民币的相关投资，而各地政府则纷纷成立地方融资平台推动地方经济建设。

　　广泛的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权力给予了政府官员相当大的寻租空间，这创造了大量腐败机会。根据2011年3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披露，2010年各级法院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27751件，判处罪犯28652人，同比分别上升7.10%和9.25%。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1978年之后中国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国退民进”的局面，但近年来这一趋势有所变化。2006年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这份文件提出要“推进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发挥主导作用”，而当时的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更明确表示，今后国有经济将在电力、石油、电信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并提出到2010年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航运等七大行业培育30－50 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此后虽然决策者屡次强调要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平等对待，但政策偏向国企、私营企业受到歧视的报道却屡见媒体，因此社会各界开始热议“国进民退”。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认为总体上不存在“国进民退”的问题，但确实存在一些“国进民退”的现象。

　　在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眼中，进退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即是权力配置资源还是市场配置资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说到底就是转变资源配置方式，改变计划经济条件下权力配置资源的传统方式，让各类市场主体在竞争中实现优胜劣汰，让资源向优势企业集中。但“现在的国有企业不是凭借自己的竞争优势，而是靠权力配置资源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国有垄断行业凭借强大的政治优势和资源优势，挤占(了)私企发展空间”。

　　为了破解当前的困局，经济学家许成钢强调了土地私有制的意义。他认为中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最终建立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而体制改革最基本的内容是逐渐建立宪政和市场，以削弱政府在政治、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在改革的早期，政府在政治、经济中的作用被明显削弱，这是“相当大的成就”。当前中国经济的主体已经是私有部门了，而且除土地之外的私有财产在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和保护。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土地价值的显现，由于中国公民没有私有土地产权，因此巨大的利益使各级政府产生了不可抑制的占有动机，这导致了各级政府权力的重新扩张，实际上这是在侵吞公民的权利。由于相关利益巨大，因此政府不会像早期改革那样，静悄悄地自行削弱其力量。

　　许成钢认为“土地所有权是任何经济体制里最基本的产权”，而且其他经济实体只能存在于土地之上，这意味着土地的所有权最终决定一切其他经济实体的所有权。反过来说，不保护土地私有产权的经济体，最终会侵犯存在于土地之上的其他私有产权。

　　同时，许成钢还认为土地私有制是建立宪政的必要条件。在他看来，宪政的核心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自由，而“保证宪政最基本的体制就是民主制度”。土地不是私有制意味着政府的权力大到了不可限制的程度，这时候宪政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推动宪政和民主，土地私有制将是前提条件。

　　另外，许成钢认为用GDP去考核地方官员的方法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这在改革开放早期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但这一制度也导致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提供民众最需要的公共服务，因此许成钢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将地方官员由上级任命改为由地方民众直选”。

　　而对于国有企业的问题，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呼吁对其进行民有化改革，具体建议是仿照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阿拉斯加永久基金(The Alaska Permanent Fund)来创设“国民权益基金”，将国有资产注入“国民权益基金”中，然后再把这些基金的股份分给公众，同时最好允许那些获得基金股份的人可以相互交易他们手中的股份。这样一来，普通民众既可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直接红利，也可以获得国有资产升值的好处，这会给居民带来新的收入，从而推动居民消费的增长和中国经济的转型。与此同时，国有资产的所有人也从“虚”落实到了每个中国公民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