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商业机构与打造中产社会

　　我们要超越造富，超越追求更多的中国企业跻身于世界500强排行榜。面向未来我们可能需要更好地关注培育与发展一批伟大的商业机构。这些伟大商业机构的核心要务是为中国打造中产阶层。

　　文 项兵

　　1999年，英国人胡润联手《福布斯》杂志发布第一张“中国百富榜”，这是第一个反映中国富豪财富状况的榜单。这张榜单后来被一些学者称为中国商业史上“重要而有趣的观像仪”，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与财富积累的缩影之一。此后十余年，中国经济创造富豪的速度和规模空前加快。各类富豪榜相继出现，而上榜富豪大多是近几年来异军突起的民营企业家。他们突然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巨额财富，令人震惊。

　　从2005年到2010年，五年间胡润富豪榜前300位富豪的平均身价由31亿人民币上升至104.8亿，其个人资产平均增长3.38倍(图表一)。

　　2011年，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富豪榜”中，中国内地105人上榜，上榜富豪人数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个上榜富豪数量超越百人的国家。依靠强劲造富能力，中国当仁不让成为“全球最盛产富豪的地区”。我相信，未来十年仍是中国经济“造富”的黄金时期，“造富”功能将会超越过去十年。刚出炉的财富500强排行榜， 69家中华企业入围，第一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多。这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力强盛的一个见证。

　　这一切正如当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公所构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毋庸置疑，诞生一批富商是改革开放国策的重大成就之一，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与民富国强的一个先决条件。基于这一点，我们应该警惕当前社会杀富济贫的思潮及各种仇富的倾向。

　　但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应该止步于此，面向未来，为了确保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与稳定，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包容性增长与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和谐社会的一个先决条件是要在我国打造一个中产阶层占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结构最容易因失衡而震荡。很多社会学、经济学学者提出构建“橄榄型”社会，即构建“富豪与权贵、穷人与弱者”这种两头人群只占少数，中产阶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结构。当中产阶层占据社会主流时，这个社会就相对趋于稳定与理性。高度重视培养中国的中产阶层，进而形成“中产阶层社会”，这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在。

　　我认为，要真正实现这一重大转变，政府与社会各界应高度重视伟大商业机构的打造。这些超越家族的商业机构首先给其员工带来世界级的收入，同时也给股东带来世界级的回报。从这个角度来说，伟大商业机构对社会的一个核心责任就是为社会打造中产阶层。

　　中国目前的财富分布与分配

　　据中国招商银行与贝恩公司发布的《2011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2010年中国拥有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人民币的个人，人数规模达到50万人，比2009年增加22%。报告称之为“高净值人士”，其占全国人口比重约为0.03%，在2008－2010三年间，这部分人群拥有的财富占全国的比重逐年上升，从2008年的23%上升到2010年的24%，预期2011年将提高到25%。

　　与此同时，我们反观中国贫困人口的现状：按照中国政府设定的贫困线每天0.63美元计算，中国现有1亿贫困人口；如果按照联合国的标准，赤贫 (extreme poverty，收入＜1.25美元/天)及相对贫困(relatively poor，收入＜2美元/天)，中国目前有2.54亿人处于赤贫水平，约占全国总人数的18.95%。

　　而中国到底拥有多少中产阶层，这在近年来是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迄今尚无定论。波士顿咨询公司2010年11月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数量在未来十年内将从现在的1.5亿增长到4亿以上，该报告中所定义的中产阶层及富裕消费者是指月收入超过5000元人民币的消费者。

　　如此，我们可以简单描摹出中国财富分配的草图：0.003%的富人占据24%的社会财富，约18%的人仍处于贫困线以下，约11.19%的人成为中产阶层(仍存争议)。经济发展形成的财富分配失衡现象一目了然。作为繁荣的一个代价，财富的鸿沟已经在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巨大隔膜，并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这样的危机在很多国家并不陌生。如何解决财富分配失衡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解决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是中国当前与未来转型的一个关键。

　　日本全民中产社会的模式与经验

　　如果将目光投向邻邦日本，我们看到另一种现象：“失去的十年”令日本陷入长达十数年的经济大萧条，但日本社会仍然秩序井然，国民幸福感并没有因此减退。其原因之一，在于上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进入全员中产阶层时代，这种社会结构是日本社会在经济发展长期低迷之下依然保持稳定与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中产阶层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稳定剂，具有缓冲贫富分化、拉动消费、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功能。中产阶层的专业性与高收入特点，使其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势资源和“助推器”。依赖个人努力和奋斗改变命运的中产阶层也是社会奋发向上精神的实践者、捍卫者，这种价值观将推动社会进入良性轨道。中产阶层相对比较理性、平和、专业，不容易被街头运动所煽动。

　　日本是在短短30年间形成全民中产阶层社会的。日本政府在上世纪60年代启动了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是形成这种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推手。日本政府当时定下的目标是“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7.8%，人均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9%”。推动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得以实现的一个核心力量正是当时日本借势而生的一批伟大商业机构。在从1955年至1985年的30年间，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由大财团推动的一大批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一流公司初具雏形，丰田、本田、佳能、松下、东芝、索尼、NEC等一批日后的世界级企业已在全球崭露头角。这些企业在70年代中期，开始向资源能源节约型、高附加值、知识密集型模式转变，促进了日本由“贸易立国”向“技术立国”的成功转型。

　　这一时期，许多日本大型公司开始提出“提高员工收入，培育中产阶层员工(国民)”的企业目标，这些企业所倡导的“中产阶层员工”对于之后日本形成“全员中产阶层社会”可谓居功至伟。这种价值观使企业将员工收入增长计划作为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并形成了之后日本公司独特的职场模式，其主要特征为“终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后的结果是，十年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按市场计划从1960年的395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592美元，十年间实际工资平均增长83%。1970年该计划完成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全球第二位。此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日本形成了“全民中产社会”，有90%以上的国民进入中产阶层。尤为重要的是，日本企业在参与全球竞争中以精细和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抵消提高员工收入而增加的成本。

　　从1955年至1985年，这30年恰恰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前15年其GDP平均增长率为9.7%，之后15年保持约4.1%增速。但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日本社会避免了贫富分化过大的现象，日本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为0.265，1990年为0.295，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中最低的，即收入差距最小，中产阶层最多，社会发展相对比较公平公正。即使在2000年之后日本基尼系数变高，但相较美国、英国仍然较低(图表二)。

　　中国伟大商业机构的培育与中产社会的形成最近亚洲开发银行发布了一份关于2050年亚洲图景预测的报告，报告指出，2050年，亚洲将重现历史上的辉煌，可能再次成为全球领导者，以市场价格衡量的GDP将占到全球的51%以上。但如果亚洲主要经济体印度、中国和东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那将是第二种不好的图景，即亚洲GDP届时将达到全球的32%，欧洲占26%，北美占23%。

　　亚洲开发银行将第一种美好图景称之为“亚洲世纪”。而走向“亚洲世纪”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中国、印度以及东盟国家必须意识到，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存在的贫富分化问题不能再以当前速度恶化下去。

　　消除贫富分化，缔造中产社会，这是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与社会向前迈进的重要沟壑。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政府应当意识到这是当前中国转型过程中应该倡导的目标之一，政策制定者需要围绕这一目标在宏观层面有所调整、有所鼓励；其次，中国必须诞生一批超越家族的伟大商业机构，这不仅仅是通过简单的财富累积就能达到的一个目标。通过中国企业进入“全球500强”的数量、中国企业全球融资纪录的突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已拥有一批可以跻身于世界级企业的雏形公司，他们将成为打造中产社会的中流砥柱。遗憾的是，及至今天 ，许多中国公司并没有像日本企业那样普遍意识到“培养中产阶层”应该成为公司社会责任的一个核心。我们对此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需要做的还很多。现在诸多企业热衷谈社会责任，在我看来很多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解读可能是不够全面的甚至是有所偏废的。无可置疑，世界上不同地区的企业制度在界定企业责任方面有不同的侧重，比如，美国企业以股东利益为上，日本企业则是以员工利益为本。美、日伟大商业机构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为社会打造了一大批中产阶层。一个连员工利益尚无法保障的企业，如何承担其他社会责任？

　　所以在这里我特别希望大家更多地关注华为。在谈到华为时，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华为的民族品牌、核心技术与技术创新，以及其在全球主流市场主流行业的突破，但我认为同样重要甚至对转型中国意义更为重大的，是这家公司所展示的“中产阶层模式”。

　　通过员工持股制度，华为61457位员工(约占员工总数64.69%)，持有华为98.58%的股权，凭借高额股权分红及行业内领先的薪资标准，华为成为中国收入最具竞争力的公司之一。以其薪资初步估算，在华为工作五年以上的员工将按部就班进入百万富翁行列，其员工收入远远高于当前任何中国中产阶层标准。

　　回溯华为等企业的发展史，难以忽略的是企业创始人价值观对企业的巨大影响。无论是他们创建之初的盈利模式，他们创造的中产阶层路径，还是百年公司、基业长青的目标等，都与创始人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他们为企业设定的独特、令人尊敬的价值观密切相关。他们对财富的态度卓而不群，他们乐意于与员工一起分享他们的财富。如你所知，今天，任正非在华为持有的股权比例仅为1.42%，作为一位始终掌控公司命运并推动公司前行的创始人，其持股比例之低，在同类中国公司中实属罕见。任正非没有使自己成为中国最顶尖的富豪，却将华为大批员工送进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行列，创造了近乎“全员中产”的公司纪录。

　　华为模式对中国制造业转型与升级意义重大，而一批中国新兴产业领域的企业也是创造中国中产阶层的源头之一。不可否认，具有资源垄断特征的国有企业也是今天诞生中产阶层的主要力量之一，但因其具有不可复制的诸多特殊性，不在我们讨论之列。

　　创造全员(大批)中产阶层员工的企业大多从事利润较为丰厚的高附加值产业，他们或者在全球主要市场、主流行业有一定竞争力，或者凭借其独特性在全球形成特殊竞争优势。这些企业有能力为员工支付较高甚至世界级的收入，他们将培育中产阶层作为企业追求的目标之一，他们中的一些公司甚至会采用大面积股权激励模式，使员工与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最大程度地激发员工实现个人价值，从而实现企业价值。

　　华为代表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而不断推陈出新的互联网新兴产业尤其如此。一批中国的新兴互联网IT公司，因为推行员工持股，在上市后批量创造了大批百万富翁员工。这两大领域是过去十年来中国一个重要的阳光财富创造地。技术型、知识型的中产阶层员工创造了这一结果，而这些优秀企业是推进中国中产阶层诞生的一个中坚力量。

　　中国的领袖企业、龙头企业，需要建立世界伟大商业机构所共享的一个价值取向，即以“提高员工收入、培养中产阶层员工”为企业的一个核心责任。这可能是中国制造升级、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基础所在。在这里我特别要呼吁的是，在我们赞美中国经济强大造富功能的同时，我们要更为重视那些以“培养中产阶层员工”为核心价值观的企业和企业家，他们应该成为今天中国社会最受公众尊敬的人群；而对于转型中的中国来说，政府与社会各界需要高度重视的是，如何制定更好的政策，创造更好的环境来培育并发展一大批卓越的、超越家族的，能够创造大批中产阶层的伟大商业机构。

　　这些伟大商业机构的诞生是中国构造和谐社会，民富国强的一个先决条件，也是中国携手亚洲走向以亚洲为领导者的“亚洲世纪”美好图景的一个重要基础。我们的目光与政策应该从造富与追求销售收入进入500强，更多地转向培育扶植这些能打造中产社会的伟大商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