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额信贷不能神化也不要妖魔化

　　Correct look upon China’s small loans

　　对于小额信贷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方面不要神话小额信贷。认为小额信贷得了诺贝尔奖，不得了啦，解决一切问题都要靠它，这是不对的。它只是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也不要妖魔化小额信贷。在2011年中国小额信贷联盟年会暨中国小额信贷峰会上，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杜晓山这样讲

　　印度安德拉邦小额信贷为何出现危机

　　2010年10月一直到今年上半年，全球的小额信贷最热点的问题就是印度安德拉邦小额信贷危机。实际上，印度的问题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它是小额信贷曲折历史发展长河中一种带有普遍规律的现象，或者说是一个较有普遍性的规律。这次危机之前，在1999年，玻利维亚的小额信贷在国际上非常知名，但是，在1999年出现了重大的还贷危机；接着是2004年到2006年，在尼加拉瓜、摩洛哥、波斯尼亚和波黑、还有巴勒斯坦，这4个国家的小额信贷当时在国际上是比较知名的，而且是拉美和欧洲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规模大、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它们也都出现了问题。杜晓山分析指出，印度的问题跟这4个国家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有相似性。一是过度的市场竞争和多元的过度借债，二是小额信贷机构发展过快造成了信贷制度和风险控制贯彻不利，三是小额信贷机构贷款原则被腐蚀，违背了小额信贷的审慎运行风险防控机制，纪律松弛。

　　印度小额信贷危机真正的问题是在安德拉邦。印度跟我们中国小额信贷的发展是一样的，是极不平衡的，实际上还是发达的地方小额信贷公司多。小额信贷机构和自助小组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彼此之间的竞争甚至在同一个村里出现，形成明显的竞争局面。在安德拉邦，印度最大的5个小额信贷机构都在那儿，导致了这个地区的贷款规模激增和借债人的借款来源多。过去穷人贷款难，在安德拉邦，有很多机构追着穷人说，你要不要钱，我这儿有，能给你贷款，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很多贫困户同时从不同渠道得到贷款，每户平均额度远远高于全国范围的平均值，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还款能力。而各种机构又采取了不当的收贷形式，给贫困群体造成很大的困难。与之相对应的还出现了一些农户自杀行为，这就导致了社会舆论的哗然和社会的不稳定，使政府出台了相关的保护妇女自助小组免遭小额信贷机构剥削的条例。这个条例的出台营造了一种阻碍小额信贷机构经营的环境，使安德拉邦的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回收受到了显著的影响。由于政客抓住机会大肆煽动，客户不还款现象愈演愈烈。在安德拉邦，很多地区的信贷机构无法正常经营，这种氛围给小额信贷机构和自助小组的还贷埋下了潜在的恶果，SKS的股票价格直线下跌。由于贷款回收率下降，安德拉邦小额信贷机构面临更大的风险，从而难以从商业银行筹到资金，也难以进行股权融资，造成资金流动性短缺和清偿的不足，结果是穷人贷款难的问题又出现了。

　　近年来，小额信贷的盈利水平与私人收贷率已引发了政治关注，并引发了产业的深层管理问题。小额信贷产业的存在正是通过服务穷人来造福社会的。而小额信贷机构的发起人以及投资人获得高额回报的潜力、利率水平一直是政治中的辩论焦点以及公共关系的焦点。安德拉邦小额信贷危机是行业、操作、政治三个层面因素结合形成的后果。

　　就行业层面来看，其出现的问题有，第一，是安德拉邦的小额信贷缺乏有效监管和规制，在一个高度竞争，甚至是过度竞争的环境下，导致了小额信贷机构出现过度增长和追求短期利润的冲动和行为。第二，资本市场和投资者期待其投资的高回报率，造成小额信贷机构产生追求短期利润的压力，使他们均忽视了小额信贷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就小额信贷操作层面而言，其出现的问题有，第一，仅以简单的方法和少量标准化的产品运作，使产品和服务不能完全满足、符合客户的需求。第二，追求高生产率，信贷员负责过多的借贷客户，导致员工和客户间应有的密切接触大幅减少，也形成了信息的不对称。第三，由于只能开展贷款业务，不能吸储，商业化小额信贷机构只能依靠资本市场等方法融资，融资成本高且与客户的关系不稳定、不密切。第四，客户的多元化，也就是多机构的借贷导致过度的负债。第五，苛刻、严厉和不适当的收贷行为，造成客户难以承受的压力。第六，能力建设跟不上规模增长的速度，小额信贷机构风险控制能力松弛或者不健全。

　　就政治层面因素来说，出现的问题是，第一，选举政治、选票政治的作用，政党间的竞争和政党自身的利益驱动，使他们为拉拢选民争取选票，不惜牺牲小额信贷机构的利益，实际上也损害了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的利益和小额信贷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二，一些媒体对发生事件的不当的渲染和不实的信息传播，有意无意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小额信贷发展应注意什么

　　就中国的情况来看，在现有政策上，一方面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小额信贷的发展，商业性小额信贷和公益性小额信贷都需要鼓励发展，防止出现对小额信贷的误解和健康发展势头的逆转。另一方面，应注意发展的节奏，突出稳步和健康的原则，注意行业发展的健康和监管的有效。

　　对于小额信贷要防止两个倾向，一方面不要神话小额信贷。认为小额信贷得了诺贝尔奖，不得了啦，解决一切问题都要靠它，这是不对的。它只是一种工具。另一方面也不要妖魔化小额信贷。印度的问题，要实事求是地评价它，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种极端走向另一种极端。

　　当前，中国还应该特别注意小额信贷发展的两个均衡性问题，一是均衡发展商业性小额信贷和公益性小额信贷，加强对公益制度性小额信贷这一短板的支持力度，以推动普惠金融体系的健全发展。我认为，中国的小额信贷基本上是三种类型，从性质上看，一种是福利性小额信贷，一种是公益性制度性小额信贷，一种是商业性小额信贷。对公益性制度性的小额信贷，虽然，我们政府和法规的支持、包括融资的支持，但实际上是最弱的。另外，要均衡小额信贷机构的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这是评价任何一个小额信贷机构必须有的两个底线。印度的小额信贷危机从宏观上看，与监管部门对小额信贷机构过度商业化和运营机构不注意社会绩效的行为缺乏有效监管有关。小额信贷诞生的初衷是帮助穷人，对监管层来说监管小额信贷的财务固然重要，但是，监管小额信贷机构的服务才是最重要的。小额信贷不同于其他金融活动之处，是它本身具有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并重的双重属性。因此，从政策监管的层面上来看，还应该注意资源的配置，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怎么平衡配置？引导资源？这是靠政策完全可以调整的。如何提高小额信贷薄弱地区的资源配置，有关部门要加强认识和工作上的沟通，协调一致，对不同机构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正确地引导和发挥舆论的作用，进行金融教育培训，培养良好的信用环境，建立健全征信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整体考虑建设小额信贷行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支持大量的服务提供者，例如评估机构、培训能力建设机构、管理信息系统、信息技术提供给者、行业协会等等。这些基础设施和中介机构的完善，在国际上叫中观层面的建设，政策法规属于宏观层面，另外，就是微观的小额信贷零售机构的自身水平管理问题。

　　衡量任何一个小额信贷机构，既不可以只看社会绩效，也不可以只看财务绩效，只有两者都健康，两者都健全，才是最完整的小额信贷。这里要注意社会绩效和社会责任的区分和联系。社会绩效是内在的；社会责任是可做的，也是可以不做的。所以，社会责任可这么做，可那么做，可做多，可做少，而社会绩效不可以，必须做。

　　各种类型的小额信贷都应该是同时关注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这才是我们国家小额信贷的正确发展方向。

　　小额信贷业内有两种不同观点

　　目前国际小额信贷业内实际上有两派观点，一派是尤努斯观点，一派是拉美的商业化观点。

　　尤努斯教授评论印度的小额信贷时说，这不是我希望看到的小额信贷。他的意思是，我们支持的小额信贷不是印度商业化小额信贷目前追求的东西，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当然他本身在其国内也遭到了一些质疑，但最后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等国家权威部门宣布，格莱珉银行和尤努斯教授在经营和财务上没有任何污点，只是由于他已70多岁，所以，必须退出银行的管理位置。

　　拉美的小额信贷商业化观点是：要吸引商业资金过来，服务更多的穷人，才能快速的扩展。而尤努斯认为：他们方向走偏了，“你们是发展了，你们是赚钱了，但穷人被你们剥削了，穷人只喝了汤，你们吃了饺子。”

　　而尤努斯讲的小额信贷，是帮助穷人的小额信贷。中国国内对小企业的小额信贷和国际上的小额信贷还是不一样的，属于既服务于弱势也服务于中产阶级。

　　中国有几个小额信贷案例值得推荐

　　第一个是海南的小额信贷，他们组成了500人的小额信贷专业团队，专门做5万或10万元以下的贷款，做得很有成效，而且超出了信贷服务的范围。

　　第二个是江苏金融办对商业性小额信贷的指导思想和政策举措非常得力，监管和服务到位，他们对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的管理，方向正确，举措得力，是中国国内金融办管理中的一个模范机构。他们有系统化的信息管理系统，强行所有的小额信贷公司都要上，而且由政府出钱来做。他们有约谈所有小额信贷公司董事长制度，对每一个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制订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利率上，对商业性小额信贷优惠政策。让小额信贷公司赚更合理的钱，同时不要越轨。

　　第三个是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小额信贷，现在已经在公益性制度性小额信贷领域里走出了比较好的方向和态势。

　　第四个是银监会对网络借贷小额信贷公司民间借贷的风险提示，值得很好地研讨。(本刊记者郭洁报道，陈醒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