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的大气污染源于权力病

　　张立伟

　　 北京再次雾霭弥漫引起更为广泛的关注和批评，尤其是环保部门以PM10为标准得出空气质量优良的结论与糟糕的污染反差太大。在公众的压力下，国家环保部向公众征求意见，普遍赞成将PM2.5作为一般评价项目纳入空气质量标准，但要到2016年才开始执行。

　　 如果空气污染不能用视觉和嗅觉感受到的话，不同标准下得出的监测数据可以左右污染表达的程度。中国环保部门一般用“蓝天”和“污染指数”来描述空气质量，但环保部门的职责不是描述，而是公布准确数据以及会对人体构成何种危害。污染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可修饰的概念，尤其是它涉及人身健康。

　　 若以PM2.5为标准后，中国大部分城市空气质量都将面临不达标的窘境，但以目前较低标准也不能准确反映污染程度和伤害国民健康的事实。因此，与其让市民不信任环保部门的结论，还不如提高标准以强化自己的责任与治污压力，也能推动公众环保教育。

　　 可吸入细微颗粒物治理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而长期以来，环保部门的工作主要靠项目治理，比如关闭一家污染企业或者建一座污水处理厂。但大气污染的形成是多因素的，他的治理也不是单纯环保投入所能实现，因此这超出了环保部门的权力范围。

　　 与大部分工业化城市不同，在过去的若干年，尤其是为了奥运需要，北京关闭了大部分工业污染源头，冬季采暖也在推动以天然气取代燃煤，污染主要来自汽车尾气和周边地区的远程输入，后者意味着治理空气污染是全国性、区域性任务，而非一个城市的责任。北京市汽车保有量目前高达500万辆，人们一面对油价、限行以及停车费上涨不满，一面批评空气污染。事实上，北京治理空气污染的成本需要每个开车人承担。

　　 但北京的污染主要产生于城市布局缺陷，“城六区”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千米7837人，因为城市功能过于集中于市区，导致了交通拥堵。这种过度集中即使有发达的公交系统也无法满足需要，唯一的方法是将北京的城市功能分散。市中心积聚了所有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机构，还包括国企、军队以及附着于这个权力中心的教育、医疗、文化等部门。正是由于历史造成的社会资源太过丰富和优质，没有哪个机构愿意迁离中心，相反，还在源源不断的涌入。

　　 北京市的建设规划也有问题。市区三环以内以及中轴线不允许有高层建筑，这造成了围绕市中心的周边地区高楼林立，形成“碗状”布局。在城市边缘围绕的区域性高层建筑群会形成强迫性的“热岛垂直环流”，会让整个城市空气不易流动，尤其是在秋冬季节这种效应更为明显，这会加剧污染物的积累。

　　 显然，北京需要分离目前的城市功能，建设更多的卫星城市，但是如果权力部门不愿迁离市区，市中心资源过度集中造成的拥挤就无法改变，北京这个“大碗”就会继续生产和盛放更多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