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参与慈善的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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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事业是社会公众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救助行为的总和，是民间行为。毫无疑问，政府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应该是一种合作、互补、伙伴、共进的关系。

　　政府的基本责任应该是建立基本的体制来保证公平、保证效率，其余交给慈善公益组织就好，但是，目前要让慈善组织快速成长壮大，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培育发展阶段，政府就是义不容辞的慈善组织的培育者。"只有当你把他培育成熟了，你才能从统管、包揽一切中脱开。"

　　又到一年岁末时，盘点2011年，社会公益的负面新闻不绝于耳，社会大众对公益慈善行业也产生了强烈的质疑。如果说2008年汶川大地震是中国的慈善元年，那么，今年无疑是中国的慈善公益事业跌回冰点的一年。

　　"汶川地震确实是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一个分水岭。"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亲眼见证了民间慈善事业的突然爆发。"除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钱物捐赠之外，有无数来自各地的人放下一切，到灾区当志愿者，让人感动。"

　　时隔三年，是什么让慈善事业成了"慈脆脆"？面临众多的乱象，中国的慈善事业该走向何方？

　　种种担忧，让慈善从业者、企业乃至公众开始认识到慈善事业发展当中存在的问题，而这些事件带来的反思，从长期来看，必将有利于未来慈善公益事业理念的建设和产业的整体发展。

　　民间探索引领国家行动

　　慈善事业的发展需要有好的慈善项目，好的慈善项目需要有好的慈善组织，好的慈善组织需要有宽松的政策环境。

　　据悉，由邓飞和几位民间爱心人士共同发起的"免费午餐"公益行动启动半年来，共募集捐款1700万元，已为77所学校1万多孩子提供了免费午餐。而新近发生的事实表明，它的成功，远不局限于此。

　　不久前，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人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普惠680个县市约2600万在校学生。

　　从民间走到政府，从来没有一例民间公益行动像"免费午餐"这样成功。政府与民间的努力形成一种合力，无疑将更加有利于增进民众对慈善事业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从"免费午餐"到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舆论普遍认为，民间探索引领了国家行动。

　　然而对此也有反对的声音，部分公众认为本来好好的民间自愿捐助，现在变成政府强制征税，还要由官员负责实施，使老百姓失去了选择和监管的权利。

　　对此，王振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免费午餐'而言，它是一个奇迹；对当下社会而言，这是民间与政府良性互动的范例。"

　　"从来没有一例民间公益行动像'免费午餐'这样成功，并且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规模的政府回应，这不仅是中国慈善史上绝无仅有的，就是欧美一些国家也没有。或许，这也是重新审视中国式慈善的契机。"然而，此时的王振耀，已经从政府官员华丽转身成为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的院长。从"政府"到"民间"，王振耀的身份已从公益事业的管理者转变为真正的参与者。

　　"可是，很多事情，包括公益事业，不能一直等着政府来行动。慈善的本质还是在民间。"在体制内工作了20多年的王振耀感慨，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想让一个行政机关不间断地产出现代标准的公共服务体系的要求显然过高。"受到体制内的一些制约，政府的行动力是比较慢的。但是民间慈善的反应则可以很快。"

　　政府应出台政策助跑慈善

　　曾获得“中华慈善奖”、来自加拿大的华裔退休医生陈辅唐表示，希望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推动国际间的捐赠免税政策。

　　“在加拿大，每消费100元钱，就要交40多元钱的税。”陈辅唐有一点儿担心，“我将资金捐赠给中国的某基金在加拿大并没有免税资格。到目前为止，这笔钱并没有免税。”因此，陈辅唐希望中国政府能在国际间建立一种捐赠免税的协调机制，使华人群体能通过便捷的途径为中国捐赠，同时在税收方面获得优惠资格。

　　“我们可以考虑对这些行为给予一定回报，比如政府在税务上的一些经济利益回报、社会给予他们口碑上的回报等，这种宣传也会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好的氛围，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王振耀认为，受目前中国文化的影响，国内慈善事业仍然比较落后。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是，民间的慈善机构从建设质量到管理水平都不尽如人意。但也正因为如此，才更加需要在这方面进行鼓励和推广，培养慈善事业专业人才等等，以实现整个社会的“幸福转型”。

　　王振耀表示，现在的发展趋势是公民社会、特别是公益社会将越来越强大，因此社会应该和政府之间形成一种积极的良性互动。“要自己积极行动起来，而不要老等政府来解决问题。”

　　慈善事业是社会公众建立在自愿基础上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救助行为的总和，是民间行为。毫无疑问，政府社会救助与慈善事业应该是一种合作、互补、伙伴、共进的关系，政府的基本责任应该是建立基本的体制来保证公平、保证效率。比如说，完善慈善法律建设、行业建设、组织建设、风气建设等等。

　　“要让慈善组织快速成长壮大，在我国还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培育发展阶段，政府就是义不容辞的慈善组织的培育者，只有当你把他培育成熟了，你才能从统管、包揽一切中脱开。”

　　王振耀认为，首先，政府应将慈善事业的发展列入政府的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中，列入政府社会救助体系中，鼓励社会慈善团体和政府部门平等合作，共同参与各类社会公共事务。

　　其次，政府要统一制定扶持各类慈善组织发展的相关政策与法规，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更加有效地激发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的积极性。

　　第三，政府应在财力上给予支持，不仅慈善机构不用纳税，慈善捐助免税，而且起始阶段财政应负担必要的行政开支。

　　第四，政府应推动慈善组织逐步向相对独立的方向发展，可以用福利项目招标等多种形式向慈善组织提供资源或称“购买服务”，既引进了市场机制，又延伸了政府的工作。

　　另外，政府积极引导并协助慈善组织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慈善捐赠机制和有效的社会监督评估体系，使慈善组织建立高度的社会信用，也是诊治当前慈善信任危机的一副良药。

　　慈善现代化并非空中楼阁

　　“经历了2008年的慈善元年以及今年的挫折之后，慈善公益事业现在存在着‘三低三高’的局面。”王振耀最后谈到，“三低”指公众对整个慈善行业非常不熟悉，整体起点很低、慈善组织数量低、捐款数量低。“三高”指需求极高，网上不停地在呼吁要做救援急需要慈善；热情极高，这是很多国家不能比的，中华民族，特别是最近百年民族情绪非常高，大家一说就很快行动起来，热情很高；开放度极高，因为有网络支持，现在和世界连成了一片。

　　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情况下，王振耀认为，我国慈善公益事业三年战略转型期已经到来。

　　“转型很简单也很艰巨，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做慈善如果不尊重普通人的日常需求，如果是忽忽悠悠地做是做不了现代慈善的，另外，现代慈善的要义是以善促善，不要以恶促善，用善良的制度、用善良的办法、用宽容的心态，非常优雅的方式推广慈善，来促进我们社会这种建设的巨大力量的形成。”王振耀表示。

　　“如果组织得当，我觉得三年左右将是中国现代慈善的确立期。”王振耀不止一次地强调。“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改革开放的经验，已经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所以中国社会完全有可能在公益慈善领域出现奇迹，但关键取决于如何组织。”

　　“我认为我们需要呼吁全社会注重一种新的战略选择，这个战略选择就是要将现代公益慈善成为社会建设的核心部分，用现代公益慈善来引领社会建设，实现成本最小的社会转型。就是用慈善的力量来解决大量的现实社会问题，但转变的前提关键是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所以传统理念的调整，是推动社会政策的创新的重要手段，由此才能带来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王振耀说。

　　冬天终究会过去，慈善公益事业的春天会如期而来吗？

　　希望这不是海市蜃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