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结果花开各表_《京都议定书》存亡难料

　　冯迪凡

　　36个小时艰苦卓绝的谈判，换来的是一个成果，两种表述。

　　在发展中国家媒体感慨终究保住《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之时，发达国家媒体莫不欢呼于开启中美印三国被迫同意接受开启“欧盟路线图”建议下的谈判，在2020年后接受绝对减排的责任：这如同连续召开了17届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一样，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大旗下，两大阵营下各缔约方顾自说话，平行却无交集。

　　这是一次妥协的大会：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程序许诺；欧盟得到了对2015年开启新一轮全球气候变化新协约的特设工作组；而美国则成功地没有对未来10年作出任何许诺。

　　“是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只是得到了在明年开启程序的授权，并没有保证肯定会有第二承诺期。”非政府组织乐施会政策顾问戈尔（Tim Gore）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不过现在看来让欧盟出走《京都议定书》也越来越难了，下一步就要看各国在明年5月份所提交的进一步减排目标。”

　　欧盟与印度的生存权搏斗

　　在现场的人士将印度与欧盟在最后3天中的激烈交锋称为“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

　　事情还是缘于欧盟所提出的所谓“欧盟路线图”提案，在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为要求所有国家必须在2015年达成一份在2020年之后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协议。

　　为了缓解舆论压力，在当地时间12月8日，美国代表团匆忙地准备了一个发布会：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即他们正努力弱化美国没有对谈判提出建设性建议的表象，在其中，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斯特恩（Todd Stern）模糊地表示可能支持欧盟的路线图，不过他也坚持表示，除非中印也支持签署新条约，否则美国将不会加入，同时斯特恩也强烈反对为谈判设定最后期限，例如欧盟所提出的2015年。

　　对此，乐施会政策顾问瓦斯科（David Waskow）认为，美国并没有改变一贯的阻挠立场。

　　“很难从斯特恩的话中看出太多信息，但是如果美国真的支持欧盟的路线图，则是目前进展缓慢的谈判的一个前进的信号。”瓦斯科表示。

　　从之后的媒体报道上看，美国已经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他们的目的；欧盟气候委员康妮·赫泽高更借用“乒乓球”暗喻中美，表示，“一只拍子已经响应，现在就等着另外一只。”

　　也有美国参与气候谈判的人士在会后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美国即将举行政府大选，民主党不希望授人以柄，所以美国谈判授权就过小。

　　随后在194个国家之中，欧盟一度得到了120多个国家的支持，这其中甚至也包含了基础四国中的巴西和南非。

　　当会议拖入第二个不眠之夜时，法律谈判已经变成了一场体力角逐：不少谈判代表揣着吃的喝的上谈判场，一些首席谈判代表也顾不得返回办公室，就直接找个没人的地方躺下小睡一觉。

　　而谈判的激烈冲突也在闭幕磋商后再一次出现：欧盟与欧洲国家以及不少小岛国坚持使用“议定书（protocol）”或“法律工具（legal instrument）”这样的用词来定义新的全球气候变化条约，然而中印两国则希望加上第三种用语“法律成果（legal outcome）”。

　　实际上，这第三种用语曾经被一度列入COP17主席团全体会议的最后草案之中，在赫泽高的要求之下被划除了。

　　赫泽高在当地时间11日凌晨时分发表了声情并茂的发言，指出欧盟准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他们所寻求多年的那个奖励：富裕国家承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的延续。

　　但赫泽高所提供的价码是，所有国家同意到2020年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新的协议。

　　“我们需要明确，我们需要承诺。欧盟花费了多年耐心，几乎是准备在第二承诺期中单独存在，我们不要求太高。”赫泽高表示，“我们仅仅要求在第二承诺期后，所有国家都将得到法律约束。”

　　会场里响起了欢呼之声；然而其话音刚落，印度环境部长娜塔拉彦(JayanthiNatarajan)就愤怒表示：“难道你要我写一张空白支票，并把12亿印度人的生计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都牺牲掉，在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欧盟的路线图包含什么的时候？”

　　娜塔拉彦坚持，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平等的原则下，必须将“法律成果”加入最后文本；她的发言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响应。

　　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随即表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要发展，我们要消除贫困，我们要保护环境，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给我讲道理？”

　　COP17主席玛莎巴纳（Nkoana-Mashabane）迅速宣布大会休会，并提议欧盟和印度之间举行非正式磋商。

　　实际上，这场非正式磋商几乎是以独一无二的“群架”的方式进行的：赫泽高同娜塔拉彦分站中心圆圈两方，外面被来自美国、中国和巴西的首席谈判代表围了起来，而且过来观战的人越来越多。

　　据在场的一位NGO人士向本报记者描述，当时印度曾表示，如果可以将“平等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语言加入最终文本，印度可以放弃“法律成果”一词，而欧盟也对此表示可以接受。

　　但斯特恩强烈反对并表示，这种语言不要期待美方能够通过。

　　最终在大会的成文中，可以看到采用了巴西首席谈判代表刘易斯·菲格雷多·马沙多（Luis Figueiredo Machado）建议的语言：“得到一致同意的并具有法律效应的成果（agreed outcome with legal force）。”

　　有参加气候变化谈判长达十年的前谈判代表对本报记者表示，气候谈判在外人看来枯燥无趣，纠结在字眼之中，殊不知这两三个单词的变化就是为了发展权和生存权的殊死争斗。

　　前途晦涩的KP二期

　　最终，关于新的一轮全球谈判，大会决定“为了发展一个适用于全体缔约方的议定书，一个法律工具或一个得到一致同意的并具有法律效应的成果，大会决定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

　　新的谈判程序将在2012年上半年展开，并且不迟于2015年完成，以便其在COP21(2015年)上生效，并从2020年之后开始实施。

　　这其中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有益的一点是，大会文件采用了“从2020年之后”（from 2020）的说法，这意味着新的条约并不必要在2020年开始实施，为发展中国家留出了充足的空间。

　　对此，赫泽高最终表示欧盟对于德班成果还是有着担忧，特别是印度所提出的“法律成果”令人对其他缔约方是否已经对做出减排承诺仍然心存疑虑。

　　赫泽高表示，欧盟已经决心在未来五年中，孤独地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中走下去，然而全球（包括美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在2018年之时，接受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并承认一个单一的法律工具或议定书协议。

　　与此同时，多位发展中国家部长和高级官员则担心，德班气候谈判中，发达国家试图推开“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特别是在启动新气候谈判这个问题上；而且美国始终反对在新的谈判过程中任何提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的机会。

　　作为利益交换，欧盟所承诺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也存在着诸多疑点。

　　首先，在大会最终文本中关于《京都议定书》部分的语言力度不强，仅仅是表示对于“注意到了各缔约方对于上交减排承诺目标的意图，并会在2012年下一次UNFCCC大会上接受上述意图。”

　　除此之外，《京都议定书》的力度也被削减：日本、俄罗斯以及加拿大坚决退出第二承诺期，而澳大利亚、新西兰也表示他们可能不一定再继续加入。

　　其关键性问题在于，在UNFCCC之下，能否认可新的、更高的减排目标，并且在科学家评估的气候灾难发生前得以实施。

　　然而，以美国为例，美国谈判队伍从一开始就试图要在这个问题上拖上十年，且至今没有承认在2020年前设定新的、更高的减排目标的必要性。

　　绿色气候基金再拖一年

　　绿色气候基金则是另一“非常敏感之问题”。

　　“美国希望绿色气候基金的临时秘书处设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下，然而发展中国家希望基金设在日内瓦。”戈尔表示，最终可能日内瓦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不过，在此次大会最终文本中，绿色气候基金仍是空壳一个，最不发达国家迫切要求落实3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依然无法找到来源，甚至无法开启运作，协议最终让绿色气候基金在没有任何资金支持的前提下成立并运行。

　　此次德班会议决定，绿色气候基金将在2012年年初开始实施董事会和临时秘书处的运作，并在韩国召开第一次会议。

　　德班会议中，发展中国家对在2013年至2020年提高资金金额和来源问题上的呼吁没有想象中强烈，也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融资渠道，如向航海业征收燃油税；戈尔认为，向航海业征收碳税也将成为新一年气候变化融资的一条新途径。

　　目前，仅有德国注资4000万欧元作为基金工作机构运作经费，丹麦注资1000万欧元作为一笔资助基金。

　　“而发达国家应该确保2020年要达到1000亿美元的水平。”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表示，“以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历年的谈判经验来看，即使是已签订的协议中明文规定的资金支持，有的国家也会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