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樟法：儒家给制度转型雪中送炭

　　余樟法

　　不入儒门，不知儒学之高明精微，很容易视之为浅易的道德说教。黑格尔也是这种牛饮龙井、火烹鹦鹉的学者之一。他在其名著《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说：

　　“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这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黑格尔对中国历史及文明发展的路径了解有限，仅浏览《论语》外语译本，未能把握孔子的整体、领会儒家的奥妙，未能与圣人的真实生命碰头，又岂能对具有浓厚东方特色的孔子大智慧、儒家大学问作出公允评价？且不说《诗》、《书》、《礼》、《易》、《春秋》诸大经典，仅凭《论语》所录孔子言行，就足以构成孔子思想的丰富深邃了。

　　孔学博大圆融自成体系—当然与那种从概念走向概念的思辨哲学体系不可同日而语，孔学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如果去除其中的贬意，黑格尔关于孔子是“实际的世间智者”这句话倒是说对了，但也不全，孔子更是“实际的勇者”、“实际的仁者”。另外，孔子的智既是世间的又是超世间的，形上形下，道器不二，可谓“神无方而易无体”也。

　　由孔子创派、以孔子为最高代表的儒家，具备实践性、宽容性、智慧性、文明性、政治性（制度性）、宗教性（信仰）、真理性等各种特性，诸“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各有侧重又相辅相成，统一于道德性。

　　或说儒家是道德主义。没错，只是对道德概念不能作狭隘解。道德二字古今义蕴不同，原始意义的道与德，各有深意，究极而言，道指天道本体和生命本性，得乎道之谓德。《论语集注》：“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

　　笼统而说道德，可指社会普遍性行为规范，可指一般善习善念，可指形而上之道体和“形而内”之道心，即《论语》所说的“性与天道”，具有至高真理性、普适性。关于道德的性质和作用，我在《大良知学》中已透析彻阐，兹不赘。儒家道德主义，可称为仁本主义。

　　就个体而言，仁本主义即人格主义，最低限度做一个好人，最高境界做一个圣人。孔子说三十而立，指的就是人格的建立，或者说立志。志者士心也。那可不是现代人所立的名利之心、富贵之心、称霸之心，也不仅仅是“年十五而志于学”的求学之心，而是向道之心，仁义之心。因此儒学是培养君子人格的大学—大人之学。

　　就政治而言，仁本主义即民本主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君主时代具体政治实践中，这一要旨未能完全落实于制度，明清时期甚至有“君本”之嫌，那是历史的无奈，非儒家之罪也。民主宪政可以更好地落实民本原则，故两者血脉相通。

　　萧瀚认为：“儒家宪政将中国宪政可能需要的历史文化支援当作制度本身对待，这种做法的潜在恶果是限制或取消前述宪政必要元素，而将非宪政必要元素涵纳其间，导致宪政不可能。包含宪政必要元素的宪政框架搭建之后，儒学以及各种宗教都可能锦上添花，但制度构建上儒学无雪中送炭之能。”

　　这是误将儒家道德视为一家一派之物了。殊不知儒家不是“家”，儒学就是人学和仁学，而道德普适一切人家和国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并无儒家之名，却有儒家之实，孔子集其大成并加以发展，名之为儒家。儒家宪政，还真是给宪政雪中送炭，送上了文化道德之光，让宪政更加中正广大，止恶扬善维护民权的功能更加强大。

　　儒者人之需，仁者人之根。仁本主义，可概分为内圣外王两大范畴，内圣修养为个体提供安身立命的道德之宅，外王追求为社会建设长治久安的制度之路，所谓仁宅义路。内圣学重建道德，救治心灵，外王学改革制度，道援天下。无论对个体还是群体（社会），无论对中华民族还是整个人类社会，儒家都是最好的家、最佳的选择。

　　或说儒学从来只有被极权驾驭的份。这是对儒家文化和历史的双重无知。

　　儒家自古是正人君子豪杰圣贤的根据地和大本营，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硬骨头、主动找死以成仁取义的大英雄数不胜数。当然，由于儒之大者，大中至正，害之大不祥，自古以来，若非暴到极致的极权暴君，表面上亦会勉强讲点礼貌。

　　有内圣功夫，必有王道追求（可别误解为想称王称霸），必致力于文化启蒙、道德教化和政治优化，如孔子。“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那个时代天下滔滔，智慧之士纷纷隐遁，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选择了一条最艰难也最光荣的人生路，正可谓其智可及，真愚不可及者也。

　　古人云：“知其不可为而遂委心任之者，达人智士之见也。知其不可为而犹竭力图之者，忠臣孝子之心也。”

　　长沮桀溺等道家人物是达人智士，孔子则堪称古今中外最大的忠臣孝子：忠于良知仁心，孝于真理正义。

　　孔子两千多年前被人笑为丧家狗，两千多年后还被人嘲为丧家狗。其实那些嘲笑孔子的人才是心灵丧家、精神流浪者啊。孔子一生的富足安乐，生命的伟大光荣，岂是那些心盲眼茫轻浮无根者所能窥测？孔子成就了自己安心立命的家，更为天下后世指明了回家的路。

　　作者系民间儒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