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世界变了

　　作者: 押沙龙 | 来源: 中国经营报

　　1964年是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潮之年。在那一年，鲍勃·迪伦写了一首著名的歌曲《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g》。他在歌里唱道：“外面正在爆发狂野的战斗，它将震动你的窗户，它将撼动你的墙壁，因为这是变革的年代。”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但在一片混乱中，人们听出了时代的梦想与光荣。

　　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是2011年。现在外面同样爆发了狂野的战斗，时代同样震动了世界的窗，撼动了世界的墙，但是我们却无法像鲍勃·迪伦那样意气风发。对2011年的世界，我们能说什么呢？太多的希望，太多的焦灼，太多的忧虑。这是一个通向未知的时刻。对2011年来说，也许更恰当的一个称呼是“动荡与希望之年”。

　　1 卡扎菲：革命的世界

　　他已统治利比亚42年。他本可以继续统治下去，还可以在死后将权力交给心爱的儿子赛义夫。但一个突尼斯小贩结束了他的光荣统治。去年12月17日，走投无路的小贩布阿齐兹站在市政府门前，往身上浇上汽油，喊了一句“那你们让我怎么活？”点火自焚。这根火柴点燃“阿拉伯之春”的浩大革命。这场革命贯穿了整个2011年，蔓延到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覆灭了卡扎菲家族。这不是政变，不是叛乱，而是货真价实的革命。革命——从1991年颜色革命以来，这个词已和世界暌违20年。

　　卡扎菲目光阴郁地出现在电视上，破口大骂敌人是“老鼠”，是“嗑药的疯子”，所谓革命不过是一场化妆舞会。他呼喊着胜利，但那副狂乱的神态只能让人联想到灭亡。几个月的时间就把一个半神变成歇斯底里的落水狗。卡扎菲和敌人战斗了8个月——残酷血腥的8个月，25000人死亡。

　　他的结局比料想的还要悲惨。我想大家都记得他死前的遭遇。同样是末路独裁者，齐奥赛斯库是被枪毙的，萨达姆是被绞死的。他们毕竟还经过审判，而卡扎菲则是被凌辱、殴打、然后枪杀。利比亚的革命从头至尾充满了血腥的味道。

　　我们无法为卡扎菲的统治辩护。战后，记者在卡扎菲儿子的豪宅里发现了被烫得面目全非的保姆。这个保姆两次被女主人捆在浴室里，浇上滚烫的开水。被烫完后，她又被饿了三天。卡扎菲的儿媳下令谁要是给她食物，就会得到同样的下场。另一个保姆告诉记者，自己经常被主人用刀子割伤。不用谈卡扎菲的巨额财富，不用谈他对政治犯的镇压，只要看看保姆那张骇人的脸，我们就能理解：什么样的人在统治这个国家，他们又用什么样的方式在统治这个国家。

　　卡扎菲一直认为自己是革命家。他的统治也遵循了许多亚非拉革命家的老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渴望输出革命；90年代他遭受挫折；2000年以后他腐化平庸，除了继续统治别无追求。最后他被革命者杀死。

　　童话故事里，女巫被杀死了，公主和王子就总是“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是现实世界不是童话。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何去何从，目前还无法逆料。值得一提的是，利比亚过渡委主席在“利比亚解放庆典”上发言，表示利比亚应恢复一夫多妻制。利比亚反对派力量错综复杂，这种表态并不具有决定力量，但依旧让人感到阵阵寒意。许多曾热情支持比利亚革命的人为此感到沮丧。

　　埃及爆发了二次革命。叙利亚的局势一触即发。阿拉伯之春的未来同样悬而未决。它让2011年充满了希望，也充满了忧虑。它许给这个时代的希望有多大，这个时代对它的忧虑就有多深。

　　2 本·拉登：分裂的世界

　　十年前，两架飞机撞向双子塔。纽约市笼罩在黑色烟云中，近3000条生命瞬间消逝。在那一时刻，本·拉登正藏身于阿富汗。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拉登一直在紧张收听广播。在听到广播里双子塔遇袭的消息后，他静静地呆了一会，然后他跪在地上一边做祷告，一边喊道：“伟大的真主！”工作人员看到他满脸泪水。

　　不到一个月，美国开始轰炸阿富汗，寻觅拉登的藏身之地。拉登从此消失了，只是不时神秘地抛出一个录像、一段讲话。不将拉登绳之以法，“9·11”事件就无法画上句号。因此，美国寻找拉登的急切之心可想而知。2004年，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将悬赏拉登的赏金从2500万美元增加到5000万美元。但拉登依旧踪迹全无。但在2011年5月2日，美国海豹突击队终于冲入拉登的住宅，在那里，恐怖大亨的头骨被子弹击飞。

　　十年后，猎物和狩猎者似乎调换了一个位置。美国顶级官员挤在一间房子里，观看突袭行动的实时视频。奥巴马坐在角落里全神贯注，希拉里紧张地捂上了嘴。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十年的追捕、十年的逃亡一朝终结。美国政府终于给了“9·11”死难者家属一个交代。

　　十年的反恐之战似乎有了象征性的终结——但也只是象征性的终结。奥巴马、希拉里与拉登背后，站立着两种利益、两种体制、也代表着两种彼此厌憎的价值观。杀死一个衰老的肉体，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据说，拉登留下了一份很有意思的遗嘱。

　　这位号召信徒做人肉炸弹的领袖，在遗嘱里对子女的要求是：“不要加入基地组织，也不要去前线作战。”他对妻子们的要求是：“不要想着再嫁！要将你们奉献给孩子，指引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

　　在全球没有哪个政府对拉登之死表示遗憾。但在世界各地的互联网上，有人在欢庆，也有人在哀悼。我们依然处在一个隔膜和分裂的世界里。

　　3 福岛：危险的世界

　　2011年3月11日，日本本州岛附近发生了大地震。震级达到骇人听闻的九级。地震引发了海啸，两者加在一起，导致了15841人死亡，3490人失踪，5890人受伤。日本已有将近80年没有见过如此惨烈的大地震。

　　更恐怖的消息接踵而至。地震和海啸损坏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反应堆无法冷却，炉芯有融毁的危险。很快周围就发现了核污染，在海水中甚至测出了超标750万倍的碘131。核反应堆处于失控的边缘，安全壳破坏，反应炉建筑物开始爆炸，辐射持续外泄。日本紧急疏散了周围20公里的居民。在最危险的时候，日本首相菅直人甚至做出了极度悲观的预期：东日本也许全部被毁，首都东京可能会失守，日本必须考虑迁都的问题。

　　当时利比亚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但一夜之间，无人再关注沙漠里的战火，所有的目光都投向日本列岛。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记得那段日子。谣言四起，人们冲向超市抢购食盐。

　　危机中涌现出了英勇的行为。五十名员工留在核电厂内，冒着辐射向反应炉浇灌海水。他们被媒体称为“福岛50死士”。他们中间确实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其他人的健康也受到严重伤害。

　　直到今天，我们依旧不清楚这次核泄露给环境带来的影响，但最坏的情形并没有发生。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了多次核危机。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1973年的中东核危机、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上世纪90年代的印巴核危机，但每一次世界都能全身而退。即便在是切尔诺贝利事件中，人类也躲过了最可怕的结果。

　　是我们夸大了危险？是我们过于幸运？或者是人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无能与愚蠢？

　　4 华尔街：贪婪的世界

　　2011年，美国也不平静。

　　从9月16日开始，大批美国人涌向华尔街，将这条500米的街道堵得水泄不通。示威者扬言要“占领华尔街”。 这次示威就像布阿齐兹的火柴一样，也点燃了一场大规模运动。“阿拉伯之春”运动波及的是阿拉伯世界，而“占领华尔街”运动则在西方国家蔓延。一个月后，西方世界的1500多个城市都爆发了类似示威。

　　“阿拉伯之春”反抗的是暴虐；而“占领华尔街”抗议的则是贪婪。

　　示威者打出了口号：“我们是99%”。这个词来源于斯蒂格利茨的文章《1%有，1%治，1%享》。他指出：过去10年来，上层1%人群的收入激增18%，中产阶层的收入却在下降。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来说，收入的下降尤其明显。华尔街就是这金字塔顶端的1%人群的象征。抗议者指控银行家的贪婪掠夺了国民财富，引发了金融危机。

　　失败的人、困苦的人、疲惫的人、失业的人，他们从四面八方涌来，发泄他们的不满。抗议活动得到广泛声援。奥巴马也不失时机地表示支持示威者：“我们理解他们的挣扎，我们站在他们一边。”但是，这次大规模运动没有纲领、没有组织。它不是一次社会革命，也几乎不可能取得什么成果。人们只是藉此表达自己深深的挫败感。

　　但是美国依旧拥有一个成熟的社会体系。“占领华尔街”反映的是社会矛盾，而非社会分裂。特雷西的故事就是这个“熔炉社会”的缩影。33岁的特蕾西·珀斯特是一名药理学女博士，金融危机让她丢掉了工作。今年10月，她参加了“占领华尔街”。 特雷西愤怒地指控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声称他们的“贪婪”令她丢了饭碗。特雷西频繁前往华尔街，结果邂逅了一家金融投资公司的高层，一个月之后，她就在华尔街找到了工作，成为自己深恶痛绝的金融体系里的一颗螺丝钉，这位“变节分子”将要获得高达6位数的薪水。

　　欧洲的情形比美国还糟。债务危机肆虐欧洲，继希腊之后，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也倒下了。欧洲似乎正面临经济上的生死之战。虽然也有不少专家保有乐观态度，但大多数人还是相当悲观。索罗斯声称欧元区正处于经济崩溃边缘，而它的崩溃将导致全球大萧条。英前首相布朗则预言欧洲将低迷10年。

　　欧洲面临的不仅是金融问题，而是经济上的结构性问题。太高的福利待遇，太低的生存压力，蚕食了欧洲的经济力量。为了避免经济崩溃，欧洲的政府试图削减开支，但却遭到了左翼人士的猛烈抨击。在这个全球福利最高的地区，反对者们愤怒的叫嚷：“欧洲要降低社会福利，要把穷人杀死。为了拯救欧元，难道我们要把欧洲毁掉吗？”他们质问道：你们要喝穷人的血吗？

　　谁说贪婪的只有富人呢？

　　5 昂山素季：梦想的世界

　　今年10月，吕克贝松执导、杨紫琼主演的电影《The Lady》在韩国釜山电影节上映。它讲述的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就是昂山素季。这是一部向昂山素季致敬的电影，为了她的勇敢、她的坚持、她的奉献。

　　如果把每个人的生命都比喻成一首歌的话，昂山素季的生命就是唱给自由的赞歌。她的理想是成为一个作家，却因缘际会地走上了政治舞台的焦点。上世纪80年代时，她身为英籍牛津教授的妻子，育有两子，专注于学术研究，过着平静生活。1988年母亲突发心脏病。她匆匆返回缅甸照顾母亲，却劈面邂逅了一场革命。缅甸人走上街头抗议军政府，却被军人像割麦子一样射杀。这在历史上被称为“缅甸之夏”。面对残酷景象，昂山素季没能保持沉默，发表了公开演讲。从此以后，她被卷入政治，并最终组建了缅甸最大的反对派“全国民主联盟”。

　　她为此付出了代价。1989年，昂山素季在她位于仰光大学街的家中，开始了长期的软禁生涯。丈夫和两个孩子被迫离开仰光。她一个人困守在寓所里，凭借顽强的信念苦熬。1990年缅甸举行了大选，她组建的民主联盟获得绝对优势，但军政府拒绝交权，继续监禁昂山素季。

　　传记作家多萝特·文纳写道：“1999年3月7日，昂山素季的丈夫在海外去世。在丈夫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昂山素季每天晚上都和他通电话。军政府很快掐断了她的电话。后来，她找到一位愿意帮助她的外交官，继续与自己的丈夫越洋电话，军政府再次发现了她的秘密，有一次，当她和她的丈夫刚刚互相说了一声‘Hello’，电话就被切断。一阵短暂的沉默之后，她流下了泪水——这位坚强的女人在1988年之后还没有哭过。”

　　昂山素季曾被多次释放，又多次软禁。在2004她被最后一次软禁。直到2010年年底。此时，这位消瘦而端庄的女子，已经像曼德拉一样，在全世界面前成为追求自由的不灭象征。

　　而在2011年，她对抗了20多年的军政府也终于做出了让步，举行了全国大选，并承诺向新政府移交权力。昂山素季的政党被排除在外。军队支持的巩发党成为胜利者。此时此刻，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次不完美的进步，还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骗局。

　　缅甸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昂山素季受过西方教育，深深信仰普世价值。没有人怀疑她的道德，但很多人却怀疑：昂山素季如果掌权，能否真的解决缅甸面临的问题？

　　自由之路总是艰辛。这里不仅有善与恶的二元斗争，还有更复杂的东西。是信念的力量会改变现实？还是现实的力量会挫败信念？抑或人们总是在信念与现实之间挣扎前行，不是去寻找，而是去创造一个答案？

　　2011年留给缅甸的是一个焦灼的希望。

　　6 郭美美和动车：失信的世界

　　我想说的最后两个名字留给了中国，这两个名字是郭美美和动车。这两个名字讲的是同一个故事，关于诚信。

　　2011年6月，年仅20岁的郭美美在微博(http://weibo.com)上炫富。她多次发布其豪宅名车等照片，并自称“红十字商会总经理”。她没想到：这个傻里傻气的行为引发了一场风暴。风暴的中心就是红十字会。面对网民的攻击，红十字会给出了一个解释版本：“这个事实际上很简单，就是红会批准了一个商业红会，商业红会在没有投一分钱的情况下，自己去找企业，结果找来了一个王鼎公司，王鼎公司有一个王军，郭美美和王军不知道是什么关系，王军给她买了车、买了包。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但问题是许许多多人根本不相信这个版本。

　　一个月后，D301次与D3115次动车在温州附近相撞，40人死亡，200多人受伤。此事引起高度关注，微博时代的到来，更使它站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接下来的几件事更让全国人为之哗然。铁路方面在第二天下午就宣布没有生命特征，开始用吊车清理现场。结果不久就发现了幸存小女孩伊伊。接着，网上开始流传一段视频，出事的“和谐号”列车车头被分解掩埋。这段视频在短时间内就被浏览了几百万次。人们愤怒的指责：为什么匆匆放弃救援？为什么掩埋车体？

　　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面对质问回答道：救援结束后，伊伊还活着，“这是一个奇迹”“我只能回答你， 这个事情发生了。”掩埋埋车头则是为了便于抢险，“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些话深深刺痛了网民。它被广泛传播，成了带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流行语。

　　但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匆匆放弃救援？为什么掩埋车体？

　　郭美美和王勇平，红十字会和铁道部，其实代表着同一个问题：诚信。这是一个老套的故事：人们无法获取真相，于是人们在各种说法里，选择相信最黑暗的一种；人们无法追究撒谎者，于是人们只能拒绝交流，选择憎恨与冷漠。

　　这不仅局限于公信力。日常交往中也弥漫着强烈的不信任感。人们不敢扶起摔倒的老人，不是不愿，是不敢。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多少个这样的社会？在2011年，姚明对媒体说过一段话：“信仰是我们现在缺失的东西，信仰中包含道德。在某个时候，我需要某些依靠。但是在我的文化背景里找不到。”我们老于世故。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们明白道德，我们只是不相信道德的力量。现实如此坚硬，而我们是被它驯化的犬儒。

　　信任感的缺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011年的这两个突发事件，只是将它撕裂开来，血肉模糊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而在它们的背后，是一个受伤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