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理想主义到哪里去了？

　　任明

　　

　　我们的理想主义到哪里去了？

　　

　　 任明

　　 12月1日晚，我又一次观看了由“非职业”戏剧人组成的“草台班”演出。这一次，是《小社会》第一卷、第二卷的合演。

　　 《小社会》第一卷以群像的方式，呈现了残疾人、乞丐、拾荒者、妓女的生活状态。身为教师、设计师的范昊如以自己的伯伯为原型，表现了一个残疾人的寂寞与悲哀，如何被所有人忽略与舍弃；他还同时扮演了一个略有精神残疾的拾荒者，将拾荒者拾瓶子时的兴高采烈与幼时戴红领巾、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时的兴高采烈对比，令人恻然。充满美好梦想的儿童最后变成为口袋里装满废瓶子而满足的成人，创作者的理想主义显而易见。

　　 在《小社会》第一卷、第二卷中所满溢的，正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伤感：我们的理想主义到哪里去了，我们如何看待这样逼仄的现实？只不过，这种对理想主义的追问，在第一卷中，表现为对残疾人、乞丐、拾荒者、妓女的同情与反躬自省；第二卷中，则以《共产党宣言》为背景文本，表现为对理想主义消失的赤裸裸追问。这种追问，因为所涉及的历史、现实太过复杂，令人徒然怅惘却无从回答。

　　 社会剧场就是让每个人都参与到剧场中来，通过剧场、戏剧进行思考与反思。这种反思，在《小社会》是充沛而易感的。在《小社会》第一卷中，当我看到侯晴晖扮演的女乞丐拖着残疾的双腿，扬起一个破旧的奶锅，嘴里含混不清的叫着路人“阿……姨”时，我无法忍受这样的悲惨而流泪。

　　 而天知道在风中、在雨中、在上下班的匆匆及逛街购物的畅快中，我多少次忽略了这样悲惨的存在。我告诉自己他们在演苦肉计。所有有关犯罪团伙操纵乞讨生意的说法更坚定了我“无视”的正确：他们是一种不自然的存在，不应该理会他们。

　　 然而，如果我的同情心更丰沛一点，我就会看到这种“不自然的存在”下所隐藏的心酸。如果社会从根源上更公平一点，在保障上更健全一点，甚至在精神与文化上更向上、更能树立自尊心与自豪感一点，这些“不自然”也许就不必要存在；或者，即使存在，也是以另一种更加平等、不那么令人困惑与抗拒的方式。此刻，忍受着身体苦难的乞讨者以一种赤裸裸的悲惨呈现在我们面前，这本应该令我们感到羞耻而焦虑，而我们没有。我们因为无能与无力而自动屏蔽了自己的羞耻与焦虑。这个世界正变得冷漠。

　　 还有庾凯表演的妓女——她称自己为“性工作者”。对于她们，我们只看到“无耻”与利益，而更根本的人性的悲哀，我们已无法感受到。就像，就算同情，我们又有谁会在同情的基础上与性工作者产生真正的友谊呢？庾凯在舞台上不断问自己的话，正是一系列“本该如此却又难以如此”的矛盾对答。妓女也是工作者，我应该可以和她成为朋友，可是我难以和她成为朋友。我应该回家，开个网吧；我难以回家，开个网吧。人性的同情与可悲之处，对我们现实的选择来说，早已不值一提。

　　 在第二卷中，“小社会”中的人物离我们渐近，也渐渐面目模糊。充满梦想的进城打工者、失望于今不如昔的“老革命”、为父亲的病而奔波焦灼着的儿子……这些人，因为离我们的生活与内心太近，反而不容易打动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在内心与现实中，我们都既是充满梦想的“进城打工者”，也是免不了要感叹“今不如昔”的充满失落的灵魂，更要为生活而奔波劳碌，不时感受到一些体制的荒诞，现实的泡沫。因为是正在进行时，因为是自己的命运，谁都没办法看清，也几乎不愿意看到没有出路的“写实”。

　　 那些黑色的泡沫，被疯子用语言所戳破，是我不喜的地方。然而，整个第二卷恰恰是以语言做指引的。好像创作者已经不耐于温情脉脉的刻画与感性，他/她要赤裸裸地表达自己，并且向观众发问：你怎么想？

　　 面对这样的现实，你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