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中的紧迫问题

　　

　　对于日本领导层而言，是否有意愿巩固双方的互信，对于未来中长期的中日关系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将于12月25～26日访问中国，据日本媒体报道，野田访华会谈及建立海上危机管理机制等问题。11月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访华、12月初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佐佐江贤一郎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志军的战略对话，均被认为是为野田访华“打前站”。

　　外交从其功能层次而言，大致可分为解决问题、确保不出问题、实现共赢与关系升级。去年9月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后的中日关系，是解决问题的阶段。日本希望双方构建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则表达了日方对中日关系较稳定发展的希望。但这两个阶段，只是为了尽量减少外交的负面因素，正面因素的提升则需要双方构建互信，提高关系层次。

　　当前的中日关系，正处于从前两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艰难爬升的十字路口，对于日本领导层而言，是否有意愿巩固双方的互信，对于未来中长期的中日关系有着关键性的影响。

　　政治互信乃是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真正基石。但令人感到担忧的是，目前的日本领导层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何为中日关系的根本。野田上任后加强日美同盟、力排众议参加TPP谈判、介入南海问题、加深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中日关系的发展则相形见绌，似乎看不到日方明确清晰的宏观论述。

　　虽然野田对巩固中日关系的基础表现出了一定的积极姿态，他表示，要在访华期间积极促进中日韩自贸协定的签署，稳定并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然而也应该更清楚地看到，中方历来从大局着眼看待中日关系，而日方的视野显得狭窄得多，纠缠于短期利益，对发展两国关系“胸无大志”，这才是现在中日关系面临的根本性问题。野田在某些场合暗示中国是日本周边安全的不稳定因素，在别的场合又自称是“中日交流之子”。当年小泉也曾自称“比谁都重视中日友好”，但同时却不放弃参拜靖国神社。因此，就构建互信而言，怎么说并不重要，怎么做才能让对方产生信任感。要实现中日关系的长治久安，就需要解决好以下几个紧迫性问题。

　　首先，巩固中日关系的民意基础。12月初，日本内阁府发表一年一度的《外交舆论调查》，71.4%的日本人总体缺乏对华“亲近感”，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82%的日本人对美国怀有好感。这个结果似乎就是目前中日关系与日美关系的真实反映。中方一贯重视日本的民意，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时，曾多次与日本民众近距离接触，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从整体看，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心态比较复杂，特别是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之后，舆论中占据主流的是“如何抗衡崛起的中国”，至于如何发展中日关系却很少有人提及。中国在日本地震后向日方援助一万吨汽油、一万吨柴油，日本媒体几乎未曾提及，而美国在灾区的所谓“朋友作战”，却被媒体大肆渲染。媒体的选择性处理方式，也是日本对华、对美好感度差异较大的重要原因。因此，对日本政府而言，要保证中日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也需要解决日本民众的对华态度问题。众所周知，日本媒体的消息大多源自政府，对中日关系不利不实的消息，大多也是某些政府人士故意放出来的。因此，对于日方而言，要让中日关系平稳发展，首先要好好地注意政府与媒体的作用，日本政治层总是以所谓“日本媒体有报道自由”为托辞来逃避责任，但如果真有推动中日关系的决心，与舆论互动并非难事。当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所以能成功，与田中角荣政权在日本国内的舆论准备是分不开的。

　　其次，重新体认“中日友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曾说过，过去“中日友好”是两国关系的主轴，束缚了日本的手脚，日本做什么事情，都要被中国以“不符合中日友好的原则”而指责。然而，“中日友好”是中日老一辈政治家在吸取历史教训的前提下共同确立的政治原则，是双方互信的基础，也是中日进一步提升关系的基石，但是，现在因为种种原因日方几乎很少提到“友好”这两个字眼，甚至有些人鼓吹要放弃以中日友好为基石的“1972年体制”，这种态度直接动摇了中日关系的基础。明年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回顾当年中日相互打开大门时的艰辛历程，日本的有些人应该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日友好”这四个字的深刻含义与重要意义。日本现在爱说“战略互惠关系”，而避谈“中日友好”，实际上中日友好与战略互惠关系并不矛盾，是相辅相成的，友好是中日关系的根基，只有在中日友好的基础和框架内，战略互惠关系才能发展得好，才能真正将中日关系提升到新的层级。

　　其三，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是建立互信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包括过去曾经有过的食品安全联络机制等，现在日方主动提议要建立海上危机管理机制，这些都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将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降至最小程度的制度设计。稳定中日关系有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一点在日本也是主流。因为日本的经济高度依赖中国，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都陷入衰退、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经济迅猛增长之时，保证中日经济关系的平稳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但是，建立了危机管理机制，并不能保证中日关系从此“高枕无忧”。如何看待这些危机管理机制才是最重要的。危机管理机制只是工具而已，如果日本政治家仍不放弃冷战式的思维，所谓的危机管理也只能是纸面上的，难以真正实现“保安全、促互信”的初衷。□(作者单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所)

　　（责任编辑：邵希炜）